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负面清单的解读及其推广

负面清单模式是上海自贸区在外资准入管理上的新举措,逐步实现从"准入前正面清单审批为主,准入后监督为辅"旧模式到"准入后监督为主,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清单为辅"新模式的过渡。负面清单的"放权"思维与正面清单的"集权"思维形成鲜明对比,折射出负面清单在提高外资进入效率、厘清政府与市场边界、加速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以及与国际贸易规则接轨等方面的正面价值,因此,这是一项在对外开放新思维指导下的制度性改革。负面清单目前被"热炒"的同时显露其实践中还存在的问题,这对负面清单模式在全国的推广形成挑战。上海自贸区应该在此项改革中大胆摸索,积累"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     

负面清单制度的国际经验及其对上海自贸区的启示

负面清单作为上海自贸区改革一大亮点,体现了我国开始着手建立高标准的投资规则。国外的负面清单制度已发展得较为成熟,无论是多边协定NAFTA,或是各双边协定,其负面清单模式都可为上海自贸区的建设提供经验和启示。在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模式推行中,应对重点行业实施重点保护,将负面清单制度化,使经济开放与经济安全相平衡,使宏观经济管理与微观经济自由相平衡,使立法与司法制度相结合。     

“负面清单”模式下司法对外国公司的审视与评判——基于“自贸区”外国投资主体的维度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内对于外国投资准入实施"负面清单"制度,国民待遇提前适用于准入前的"外国投资者"。我国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将产生重大变革,传统上由行政机关实施的对外国投资主体和投资行为的预审之责,将转由投资经营后通过司法审判中的监督与评价机制来完成。在这个过程中,外国公司法律适用问题的重要性将凸显,司法机关对外国公司的主体资格、行为能力以及内部行为等事项应根据适当的准据法进行评判。"负面清单"模式将推动公司资本的流动,但国际投资领域的法治实践表明,促进外国投资和保障东道国公共利益是两个同等重要的目标。我国应利用自贸区的探索体制,完善司法对外国公司的审视与评判机制,在促进外国投资的同时,确保我国的公共利益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的法律性质及其制度完善

在国内法视角下,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属于上海市政府发布的规范性法律文件,其以《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2011年修订)》为法律依据之一,虽然该《目录》作为部门规章效力较高,但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的推出也反过来促进了《目录》的修改,体现了先行先试下法治对于改革的引领作用。从国际法层面看,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不是国际投资条约的内容或附件,只要不违反我国缔结或参加条约中的承诺,我国完全有权对该清单中所涉内容废、改、立。在厘清上海自贸区负面清单法律性质的基础上,应当扩大其开放力度,增加透明度,以其为蓝本来制定其他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加强内资管理的透明度,促进我国投资管理体制的深入改革,同时进一步扩宽其涵盖范围,与国际投资规则对接。     

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法律解读

《外国投资法》(征求意见稿)勾画了我国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否定清单的管理模式,业界往往将此模式等同于或类同于外资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其实,否定清单模式与其说是对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的肯定,不如说是对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否定.外资准入前的国民待遇在法理上缺乏依据,在国际投资实践中也难觅其踪.外资经营阶段的国民待遇仍然是我国今后相当长时期外资管理的主基调.     

关于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政治经济学

经过一年实践,上海自贸区建设取得长足进展,所提出的经济理论—实践问题引人思考,足以作为中国上海自贸区的政治经济学予以研究。⑴自贸区有排他性和广纳性两类。广纳性自贸区国际上有着含义有别的不同名称;⑵自贸区是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最鲜明的市场经济样板,但也离不开行政干预;⑶行政干预是一门需要专家操作的调控艺术。全球经济下,"看不见的手"要允许用足,"看得见的手"要尽量少用,"联动之手"要协调着用;⑷自贸区有两份"清单":"负面清单"和"权力清单"。"负面清单"越短越好;"权力清单"越细越好。⑸工商登记管理模式选择"先照后证"制度,是限制权力不当干预的长效机制。⑹自贸区有三个"不存在":所有制的意识形态障碍、政策倾斜、所有制歧视。⑺自贸区金融发展推动人民币迈向世界货币:这是一个渐进过程。(8)自贸区及周边地区人口将达百万人,需要建设第三代卫星城。把经济效益最高的区域让给入驻企业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     

关于中国自贸区税制设计可复制性的法律思考

上海自贸区是我国深化改革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试验田,其最大亮点之一应当体现在制度可复制性的创新上。在税制改革方面,应一改过去以税收要素优惠为驱动、以取得特殊政策侵害其他区域利益为前提的发展模式,努力通过立法形成符合全国税制改革方向,以公平、规范和统一为原则的标准化制度的创新模式,进而由点到面,无障碍地复制、推广到更多的试验区,乃至最终推广至全国。目前上海自贸区税制改革开始了特有的创新试验之旅,但如何先行尝试将自贸区放置在全国税收改革的大格局之中,坚持税收公平正义的价值取向,在完善税收实体公平、税收程序正义的同时,注重税制设计的可复制性,仍有待结合自贸区制度创新的实践做进一步的探索。     

农业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定与实施:现状、障碍及对策

农业产业准入负面清单是新发展阶段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参照。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在探索制定与实施农业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但从其制度建设和实践成效来看仍存在不足之处。要加快农业产业准入负面清单的制定与实施,就要克服清单内容分散零星、保障措施乏力、经营主体参与积极性低、传统路径依赖意识过强、清单治理成效不显著、责任主体执行力度不足等多种现实问题。为此,需要采取强化清单设计、健全配套政策、创新推广方式、强化管理手段、提升实施效能、完善监管机制等措施。     

中国自贸区建设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上海自贸区建设为例

上海自贸区运行一年有余,在简政放权、加快政府职能转变、体制机制创新、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以及营造国际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积极探索,形成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并已有28项改革措施在全国推广。上海自贸区开放的程度前所未有,改革的深度前所未有,面临的机遇前也所未有,真正实现了以改革促放开放,以改革谋发展。2015年3月中央又批准广东、福建和天津列入第二批自贸区,至此形成了我国沿海地区全面开放的格局,我国自贸区建设也已形成沿海点状布局的格局。就在建立上海自贸区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立“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倡议亚洲国家间加强海上合作并发展好海洋合作伙伴关系。具体内涵包括加强区域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和民心相通四个方面,是更高级别的全面开放和国际合作。中国自贸区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一脉相承,互相促进的,自贸区建设将吸引更多国家参与到“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中,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又将促进自贸区更深层次的改革和开放。     

广东自贸区：建设背景与运行基础

相较于其他自贸区，广东自贸区的建设背景还包括了内地与港澳深度融合的迫切需求，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广东作为早期改革的试验田、内地与港澳合作的先行地以及拥有珠三角庞大的制造业体系，有利于广东自贸区的先行先试，能在更大程度上探索对外开放新路径。另外，广东自贸区的未来发展不仅要借鉴和复制部分“上海经验”，更要突出地方特色。因此，广东自贸区应在全球竞争中充分发挥粤港澳合作优势，破除制约服务贸易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探索更加有效的负面清单管理，构建粤港澳合作的全面示范区，为推进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做出新贡献。     

中国(上海)自贸区的发展战略和法律规制

上海自贸区是建立在中国关税领土上的国内法上的自由贸易区,其具有实验性、自由贸易性和法制化等特征,代表的是国家战略,是中国适应时代发展和积极主动对外开放的重大举措。它将顺应经济全球化趋势,向更高水平的自贸区升级,与此同时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服务全国的发展,带动中国经济整体上的改革和制度创新,实现高质量经济增长和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为实现这个目标,必须要有法律的支撑,立法先行是上海自贸区正常运行与发展的法律基础。     

国外自贸区外商投资准入制度实践经验及启示

自由贸易区外商投资准入制度是均衡一个国家外商投资自由化需求与东道国国家主权及产业安全保护的制度安排,在保障国家主权、经济安全、本土资源和产业安全的基础上,扩大对外开放程度、吸引海外资本投资是外商投资准入制度的本质体现。国外自由贸易区外商投资准入制度安排相对较为成熟,研究国外自由贸易区外商投资准入制度安排的具体实践经验有利于我国自由贸易区外商投资准入制度的不断优化与完善。完善我国自由贸易区外商投资准入制度应主要从加快完善国内相关法律法规、多角度全方位完善负面清单设置模式及内容、进一步完善外商投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着手。     

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变革及其意义

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由此着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而力推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本文从三方面把握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带来的变革及其意义:一是从划定政府与市场的合理边界这一难点突破而把全面深化改革落到实处;二是再造微观基础并优构宏观环境来释放改革这一发展的巨大红利;三是通过建设法治政府以实现政府与市场关系法定化并以此营造出良好稳定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     

负面清单制度与治理的公平正义

负面清单制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治理理念,也开启了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治理的新模式。负面清单制度包含着公平治理的思维方式,有利于推动市场和社会治理的公平正义,能够促使政府从“命令型”的传统管理转向“公平型”的现代治理。负面清单制度能够带动一系列制度的形成和完善,从而为保障治理的公平正义开辟新的制度建设路径。     

互联网环境下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规制研究

新一代服务贸易毫无疑问已经插上互联网这双"隐形的翅膀"。在互联网环境下,传统服务业演化出新的模式,如互联网金融、互联网教育和互联网医疗等,服务贸易提供不再限于投资形式的"商业存在"模式,"跨境提供"则日显重要。外国投资者对中国服务业市场无疑充满期待,其能否介入的关键在于中国对此的市场准入承诺。更为重要的是,"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准入转向与"法不禁止则自由"的权利倡导,将给互联网环境下服务贸易国内规制带来巨大挑战。在规制中需要平衡自由贸易与国家安全、消费者利益保护等诸多价值,寻找市场准入开放与国内规制监管的"黄金分割点"注定是艰难的,其中可能存在违规风险,为此有必要关注互联网环境下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规制之道。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对江苏经济的影响分析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新形势下中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重大举措,也是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的重要载体。短期内,上海自贸试验区会对省内周边城市的引资和总部经济产生一定的负面外溢效应;但从长期看,发展经验和精细区域分工的机遇也会率先在长三角产生正面联动效应。为此,江苏省各级政府和企业应加快与上海自贸试验区对接,主动学习了解自贸区内各项政策的进展情况和实施经验;同时,围绕三大国家战略赋予江苏"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创新政府管理模式,引导企业转型升级,以迎接未来更大范围、更高层次的开放。     

上海自贸区文化开放经验在福建的复制与创新

上海依托自贸区文化开放的成功经验主要有:综合运用多项政策叠加的优势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通过"市区联动""部市共建"机制强化自贸试验区文化改革同上海市、国家部委改革的联动;通过打造功能平台不断推进文化服务对外开放;政府推动、企业运作的运营模式。福建自贸区成功复制上海自贸区文化开放的经验,对自贸区有关文化市场开放政策做了明确规定,开放试点的任务顺利落地,并且大胆创新,建设厦门两岸青年创业创新创客基地、福州利嘉保税展示交易中心等功能平台,使自贸区成为福建文化扩大开放的试验田。     

自贸区试验是改革开放深化版

从上海自贸区实践到粤、津、闽试演,乃至其他各省市一波波的申请热情,凸显改革开放的活力依然激情澎湃于各地。值得一提的是,无论是上海自贸区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乃至后续的这三个自由贸易试验区,都肩负着深化改革的时代使命。这一深化改革不仅是经贸层面的,也涉及到社会综合治理、政府职能转变、区域合作创新、法治化营商环境等系统化方面。因而,自贸区扩大,不仅仅是量的提振更     

我国外资立法体系的现状与重构

我国外资立法现状及所存弊端己成为我国吸收外国投资的掣肘。对现行立法模式的改革己成为国内理论界的共识 ,目前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外资立法改革的途径上 ,即是否应通过修订一部统—的外国投资法典来达到规范外资立法的目的。本文认为应以外资准入、外资经营、外资保护及鼓励、外资管制、有关投资争议的解决五个方面为主线重构我国外资法律体系。     

投资准入自由化与投资措施的国际管制

传统的投资条约一般将投资准入的决定权保留给东道国。为限制外资进入或引导外资进入的部门和领域,许多国家都采取了种种投资措施,使得投资措施成为关涉投资准入自由的一个重要问题。随着晚近各国自由化性质的外资法改革的推广以及自由化性质的投资条约实践的普及,投资准入自由化逐步成为世界性立法趋势,也昭示着各国自由实施投资措施的时代已经结束。投资条约中准入自由条款和废除投资措施条款的不断出现,要求各国进行更深层次的改革,也关涉到各国如何在适当保护东道国主权和推动国际投资自由化之间寻求利益平衡的根本问题,应当引起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