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四句教中的本体善恶及工夫顿渐问题

四句教是阳明晚年提出的教旨,涉及本体与工夫两个层面.心体具有超越性、完满性,无滞无着,故"无善无恶";其本然状态合乎天理,故又为"至善".也正因心体无欠无余,故工夫只能在意动上实施,致其良知.工夫中因个人根器不同而有顿、渐之分,但这只是在"悟"的层面,最终仍需切实地入"修",工夫整体仍是渐修.四句教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禅宗影响,但更应当看到其与儒学传统内在的一脉相承.     

刘宗周"本体与工夫"的语境分析

蕺山认为本体与工夫是内在统一的,本体是工夫的依据和提领,工夫是本体的展开与落实。即本体而言工夫,工夫不流于支离;即工夫而言本体,本体不沦于玄虚。不过,鉴于晚明王学末流“任心而废学”的轻浮狂放之风,蕺山在本体与工夫之辨中更重视于工夫中见本体这一思维向度,致有“工夫之外无本体”之说。于工夫中体认本体,也就是自在的先验理性通过人的道德实践而转化为自觉的道德意识。     

禅宗顿渐之统一──圭峰宗密的一个观点

禅宗在东山门下，衍化出南北两派，慧能南派以顿立宗．神秀北派被视为渐宗。长期以来，南北之间，势如水火，相见如仇雠。宗密提出南顿北渐相融合的看法，其论点有两个，一是“顿悟资于渐修”，二是“顿悟渐修”。前者讲顿悟之南宁必须依赖于渐修之北宗，后者作为一种修为观，强调顿悟之后还须渐修，又以持“顿悟渐修”观的荷泽宗融会其他南北各宗。这对排宗的发展提出了一个极有价值的方案。     

论修身工夫与技艺工夫之异同

“功夫”/“工夫”一词既有技艺义，又有修身义。在儒家修身学中，“志道”（学道）与“游艺”（学艺）均是君子修身之道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修身功夫/工夫与技艺功夫/工夫在“目标定向”“时间历程”“自身反涉”三个面向上既相通又不同，揭示其异同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修身功夫/工夫的意涵。     

论泰州学派逆觉工夫之维

孔子的“下学而上达”之语内含两种工夫路向：由下学而致上达和下学即上达。“下学即上达”是阳明心学采用的工夫形式,也是牟宗三先生所言之逆觉工夫。逆觉工夫在泰州学派表现为信、悟、求三个具有强烈主体意义的工夫层次,形成泰州学派独有的逆觉工夫之维。泰州学派的逆觉工夫,突出了对道德本体的优先把握,但也潜存着过度张扬主体、消解实地工夫的可能。     

论禅宗心法及其与西方冥想观的异同

当代西方实存主义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为解决当代人的焦虑、烦燥等心理问题，吸取了禅宗心法的有关理论，但他们把禅宗等同于冥心静坐、沉思默想。其实禅宗心法是工夫与见地、祥坐与生活、渐修与顿悟的统一。     

论清初关学与蜀学之间的学术交流——以李二曲与杨甲仁为例

李二曲与杨甲仁分别是清初关学和蜀学的重要代表学者。二人相识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刘丽虚是他们讨论话题最多的一位学者，特别是刘氏的工夫修养和所至境界。对于程朱、陆王之学，双方都反对门户之见，注重将阳明的心性本体与程朱的主敬穷理、存养省察工夫统而论之；强调本体与工夫相即不离，以及本体在逻辑上对工夫的优先性。而对于《四书反身录》,李二曲重在阐述杞宋“文献不足征”及其产生的后果，而杨甲仁则强调孔子“征”的能力。二人的交游与论学是清初关学与蜀学之间思想交流的一个典型案例，对于跨地域学术史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全德”与“复全”——朱子对仁体、工夫分裂的义理解决

朱子承继伊川“仁”与“为仁”的体用之别,以定义的方式言仁。这种论说方式与《论语》中孔子随机指点、言“为仁”工夫有较大张力。这一张力突出表现为“仁”之本体与“为仁”工夫可能的分裂;若彻底坚持二者之别,将“仁”与“为仁”切割开来,则《论语》之中言仁处皆是“为仁”工夫,而未及“仁”之本体,如此则定义之“仁”似凭空引入,有“与《论语》之仁不相应”的问题。朱子作《论语集注》,在文本问题的推动下,直面仁体与工夫的分别与贯通背后关涉的理论困难,借助“本心之全德”的训释突破,将仁体、工夫分别定位为“全德”及其“复全”,真正化解了仁体、工夫分裂的危险,并实现了重要的理论推进。     

论邹东廓的戒惧工夫思想

邹东廓以"戒惧于本体"来继承并发明王阳明的"致良知"思想。邹东廓是在经历了"戒惧于事为"、"戒惧于念虑"等工夫进路后,才达到"戒惧于本体"的工夫境界的,并经常以这三个工夫次第开示学者。邹东廓批评了把警惕与自然对立起来的观点,认为警惕是良知本体题中应有之义,戒惧工夫不妨碍本体自然流行。邹东廓的戒惧于本体的工夫进路与王龙溪的心体上立根的工夫思想是一致的,区别在于,龙溪认为在心体上用工夫只适合上根人,而东廓没有做如此区分。     

简易与真切的互蕴：王阳明工夫论的内在理路

王阳明晚年对工夫提出了“只是要简易真切”的要求，这实际上道出了他工夫论的要义。在他看来，朱子学烦难而不简易，佛道二教简易但不真切，只有他在龙场所悟的依凭本心(亦即本体)做身心修养工夫才是既简易又真切的。简易之为简易的关键是本体自然对工夫具有支撑作用，真切之为真切的关键是不忽视本体的这一作用，而是使意识指向本体、诉诸本体，真正发挥本体的作用。简易内在地要求并且也自然蕴含着真切。对普通人来说，如果没有真切，简易是无法落实的。并且也只要真切就可以达到简易。两者构成相互需要、相互转化的关系。这一互蕴关系构成了阳明工夫论的内在理路。     

朱熹工夫论的知行关系

朱熹从修己治人的工夫论角度解读原始儒学的《四书》,从而建构了一个不同于汉唐儒学的学术形态,即一种工夫论形态的《四书》学。这种工夫论以知行关系为内在结构,并构成儒家所特有的“精神—实践”的把握世界的方式。     

爼豆与军旅非二事:阳明学人的用兵实践与工夫修炼

与传统儒学反对武力和战争的态度有异，王阳明及其后学中的用兵者愈发强调兵将的重要性。其军事实践的最大特点是从工夫论的角度融摄兵学。孟子所言“不动心”与“养气”等不仅是文士的修身工夫，亦是兵将必备的心理品质。危险的兵事处境成为一个特殊的修身场域，提升了阳明等人的为学进境。阳明学人的用兵实践是阳明学“事上磨练”之工夫论旨趣的一个生动呈现，既彰显出儒学工夫论的实地用功的特质，又是对传统兵学的拓展。     

从工夫到工夫论

“工夫”一词原是汉语中的一个普通语汇,魏晋时经由佛教、道教的使用和推广,开始具有一定的义理特性。宋以后的儒家在此基础上,通过大量理论化、系统化的义理阐述,彻底实现了“工夫”概念的义理化。经过宋明理学家精巧的理论建构之后,“工夫”概念升华为关于“工夫”的理论,今日学者习惯称之为“工夫论”,并视之为中国哲学的重要特质之一。本文所要探讨的是从“工夫”到“工夫论”的发展历程。相信这对中国哲学的认知和中西哲学的比较将有所裨益。     

后心学时代的朱陆之辩——以整庵与南野关于“性”“良知”之辩为中心

罗整庵和欧阳南野关于“良知”是否是“性”的论辩，是明代理学和心学的一场重要交锋。整庵在《困知记》中批评姚江之学的“良知说”,欧阳南野致书反驳。二先生围绕“性”“良知”这一核心问题，展开了一场由认识论、工夫论为基础，上达于本体论的论辩。在认识论层面，整庵认为“良知”不是“性”;南野则强调“良知”即是“本然之善”,因此“良知”是“性”。在工夫论层面，整庵认为要“穷究物理，博通典训”最后豁然贯通；南野则认为应当易简工夫，发明良知。二先生之辩论最终上升为本体之争，整庵以“圣人本天”为原则，强调天理的客观性、绝对性；南野则试图消解物我、心理、体用之间的对立，确立良知作为本体的合法性。这场论辩是后心学时代朱陆之辩的延续与推进，不仅进一步阐明了理、性、心、良知、知觉、格物等概念的内涵，还凸显了理学、心学理论体系中各自存在的弊端，揭示了明代理学向气学发展的倾向。     

儒家之学重在工夫

一部《论语》从头到尾都是讲工夫的,儒家的基本经典也主要是论工夫。虽然儒家也研究本体和境界,但是,工夫才是最基本的。工夫是儒家论说的出发点。没有工夫,本体将与人无涉,毫无意义;没有工夫,境界也无以呈现。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儒家哲学是工夫形而上学。基于这一认识,则可以较好地理解儒家哲学的本质,亦可避免其研究陷于"玩弄光景",或落入以西方哲学研究方法而支离中国哲学的窠臼。     

苏轼道本论与工夫论关系探微

苏轼用道与易的关系来构建其哲学体系,道是最高的哲学本体,而易是从现实事物的变化发展来说的。苏轼不仅通过易体证道,而且还以道为工夫直接体证之。苏轼以易体证道遵循了情本论和礼义的标准,足见其道本体是宗归儒家。苏轼的道本体既是道德本体,也是认知本体,表现了其本体及工夫的独特性以及与理学家的明显差异。     

论阳明“四句教”的工夫路径困难

本文试图通过对王阳明及其两个弟子钱德洪和王畿对“四句教”的不同理解,展示“四句教”在“本体-工夫”上的问题。首先,通过引入剖析“四句教”的工夫路径的困难,可以看到王阳明的良知概念的“无”的面向特征即“无滞性”和“不动心”在何种程度上有益于工夫修养是不清晰的;其次,阳明的良知心体具有“有”“无”两个面向,即道德形态的良知和非道德形态的良知,而这种对良知的双向描述在何种程度上能够统一于一个良知本体内也是不清晰的。这些不清晰性主要源自其本体论的困境:要么将恶的来源归于良知而异化了良知自身,要么承认恶的来源在外而被迫承认体用并非不二。     

黄道周心性工夫论思想发微

晚明大儒黄道周的心性工夫论思想既具有明显对治王学末流弊症的特质,又具有融合朱、王,直接孔、孟的宏博气象。可从如下五个方面窥其一斑：一、关于“格物致知”问题;二、关于“未发”、“已发”与“慎独”问题;三、关于“博”与“约”问题;四、关于“克己复礼”问题;五、关于“朱陆异同”问题。     

张栻早期、中期与晚期工夫论之演变

张栻原本继承胡宏之学,但在与朱子交往的过程中,其思想特别是工夫论发生了多次变化。学界一般将其工夫论分为早晚两期,但考察其晚年更订的《孟子说》的部分内容以及《论语解》,会发现南轩在去世前还有一次较为隐秘的转变。因此其工夫论实际上应该分为三期：早期继承胡宏之学,主张“先察识后涵养”;中期为“存养体察,固当并进”而“存养是本”;晚期则为“主敬”的抬升与“察识”的隐没。     

杨简的“知止”工夫诠释

“知止”及围绕该概念形成的一系列范畴，构成了宋代心学代表学者杨简工夫诠释的重要内容。“知止”工夫包含了“本心”至善的先验性、自发自止的主体性以及心意合一的顺向性诸层面。人人皆具有正直向善的、本静本止的“本心”,只需充分发挥“本心”的能动性与独立性，则体虽常寂而思虑酬酢应用无穷，这便是杨简所追求的、寂感合一的“知止”工夫。杨氏希望以此消除“意”对心体的拘执，以无思无为之“止”实现道德主体之超越，并将其落实到孝悌慈爱的日常践履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