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就德性的新路径——王阳明心学探微

王阳明的心学一方面继承了传统儒学对个人道德的追求和完善,另一方面开辟了通向个人高层次的德性与良知的新路径。王阳明通过致良知树立起他心中的德性观,奠定了心学的基础和宗旨,以知行合一的思想,确立起对个人道德和知识追求的手段和方法,这对宋明以后的儒学发展有着重大的意义。     

从王阳明诗一首看阳明心学的谱系观

王阳明创立的心学学说在儒学正统性上一直存在争议.通过《别诸生》这首诗,王阳明表达了心学在谱系上与正统儒学一脉相承的观点。一方面,在儒学学说演变史上,他倡导回复理学兴盛之前本已存在的于儒学学说中的"心性"观:另一方面,王阳明提出了与正统儒学"修己治人"目标相一致的实践方法。王阳明之所以强调他的学说与儒学正统一脉相承的关系,在于使其学说本身更具有完整性并具有可信性和说服力。     

论王阳明对孟子心学的继承和发展

作为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以继承和发扬孟子心学为宗旨,通过对孟子心为道德本源说、良知说和心性天三者关系的改造,提出了"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合心、性、天于一心,,的心本体论思想和内容更为丰富的良知说,从而建立了一套回归主体直指本心的内容庞大的心学体系.     

治心：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实践环节

王阳明心学不仅是哲学的建构,而且是实践的学问.由王阳明心学主要思想中“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三个方面表明,王阳明心学在实践中主要解决知行关系问题,并着重于个体内心的逆觉体证,转化人心从而安顿生命,因此可以说治心是王阳明心学的主要实践环节.在治心中,王阳明提出四句教的治心方法,针对三种品级采取相应进路,循循渐进,实践可以体会良知的妙用,体验心体之乐,提升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人人可以成圣.王阳明治心方法圆融,但有走向情欲横流的危险,而且这种觉民行道的路线理想化,在现实中有较大局限.     

实体形上本体的建构--阳明心学"心"本体的意义

程朱理学建构起以"理"为本体的道德形上学,使得原始儒学对实存道德描述的形态实现了形而上的跨越.但"理"本体只在道德的范阈内打转,对于道德之外的现实生活并不具备理论解释力.王阳明从儒学的道统意识出发,将儒学的形上本体从道德范阈内超拔出来,建构起以"心"为本体的形上学.王阳明的"心"本体具备"超道德性",既是"有",又是"无",是不同于"理"等表征关系概念的"实体"概念,故,"心"本体与"理"本体在先验结构方面存在着差别.正因为如此,阳明心学的出现导扭转了儒学在三教竞争中的劣势.     

道德主体性视域里的王阳明“良知”学说

王阳明心学中的“良知”学说是整个学问的核心,体现了整个阳明心学的深刻内涵。良知体现了王阳明对于人的终极意义的探求,已经摆脱了仅仅关注外在“天理”的阶段,开始注意到了理在融入人心之后所产生的道德上的力量。我们认为,阳明心学作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学问,它关注的重点在“人”,实现了人的道德性存在的意义。良知,是主体自觉的道德意识,是社会的客观道德义务,经过道德规范从他律转化为自律的结果,是道德主体以内心的道德法则对自我的行为进行自控的能力。强调良知的作用,就意味着强调道德自律,强调道德现象中的主体地位,所以说,“良知说”是主体性哲学在伦理学领域的集中表现。     

王阳明致良知的认识论及其成圣主张

作为心学的集大成者,王阳明承陆九渊心学宗旨,提出了一系列回归主体直指本心的道德论,但不同于陆氏简单地将“心与理同一”,王阳明在本心之上加进了“良知”这一道德标准,试图为心学找到客观的人格规范,为普通人打通成圣入贤的道路。     

王阳明的心学与美学合论

王阳明（1472—1529）的心学，是实践道德论，是关于人的道德生活的学说；他从中国传统的心理学、伦理学的道德论出发，建立起了包括本体论、修养论、事功论、知行论、人性论，乃至文化的人格美学思想的统一体系。‘心学’是以‘心’为基本观念，而建立起来的哲学思想。此学肇端于三王（尧、舜、禹）‘十六字心传’；接受孟子及禅学的影响；大兴于宋、明；以宋·陆象山、明·王阳明为其代表。王阳明‘心学’的特色是以心为宇宙的本体，以心为一身之主宰：“众理众德皆摄归于心；做人、立身、处事的工夫，当求诸心。”所以他说：“圣人之学，…     

试论王艮日用是道的平民主义思想

作为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围绕"心性良知"对主体道德自觉加以阐释,为愚夫愚妇创造成圣成贤的可能,但到了王学后期,其良知论却演变为明哲保身追求自由的平民儒学。王艮就是在这样的时代大潮中创造了泰州学派,其日用是道的思想具有一定的平民化倾向。     

王阳明心学与康德德性学比较及现代启示

王阳明在批判佛老思想和朱熹理学过程中,特别是经过“龙场驿之悟”,领悟到了道德的本质和道德之所以可能的根本条件—道德主体具有内心之自觉与自律,建立其以“致良知”为核心理念的心学思想体系,其批判精神及德性自觉学说与康德等西方哲学家的理性精神及强调主体自由的伦理思想近乎完全一致.虽然王阳明伦理思想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基础上,但他关于道德生活主要靠自律的思想及其认为德性生活就是习惯成自然的生活（知与行自然混成一体）之思想对我们仍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阳明四句教及四有四无说论争之现代诠释

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一大公案,关于阳明四句教及四有四无说的论争一直聚讼纷纭。实际上,四无乃龙溪实持之说,四有则为龙溪虚立之名。天泉证道之后问题发生了转换,不再是四有四无之争,而是以“四无”及“无善无恶”为中心的两层质疑：龙溪四无说是否违背阳明宗旨？阳明“无善无恶”说是否违背儒家正道？依牟宗三之“共法说”,阳明、龙溪不但不是“禅”,而且还对传统儒学有重大贡献,是儒学义理圆熟和发展过程中的一大环节。阳明、龙溪等能突破长期以来的禁忌,发挥这种“无”的智慧,从而将传统儒学推进到义理更为圆熟的新境界。这也是儒家学说自身发展的必然要求。阳明“无善无恶”、龙溪“四无说”的独特创新之处和巨大贡献在于此,而他们备受误会和责难的深层原因亦在于此。     

道德理性精神的重建——论顾宪成对王学的修正

顾宪成是明末清初王学修正运动的重要代表，对阳明心学及其后学的批驳修正主要有三方面：反对一味言“心”，突出“性”、“理”；驳斥王门“无善无恶”说，重中性善论；反对轻视修养，强调修身践德。顾氏企图通过修正以重建道德理性，但揆之王学本身，亦有不尽情理之处。     

“易道”精神下的班固儒学史及文化批评

《易传》"一阴一阳之谓道"的对立统一精神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批评标准。班固以"易道"的中庸世界观,追溯先秦原儒的"致学"精神,对汉代儒学向政治意识形态的片面转向给以批评。班固既追求儒学学术的"真",又关注它对历史现实之"善"的作用发挥。他在"乾坤合德"的世界观与历史观的原则下,以真与善、学术与政治、理想与现实的统一作为儒学乃至文化创造的最高理想。班固从易学精神出发的儒学史观念表现了他全面、开放、独立的文化规律认识。     

“心之元声”——略论王夫之诗歌美学思想的本质论

王夫之的诗歌美学思想是宋明理学美学思想的总结性成果。王夫之将＂心之元声＂论作为其诗歌美学思想本质论的核心范畴,通过对＂心之元声＂的阐释,王夫之指出＂心之元声＂是人与世界的原初性关系的产物,是诗歌的本质所在 并且进一步阐明了＂心之元声＂的特征,认为＂性之情＂就是＂心之元声＂。王夫之的这一诗歌审美本质理论,是对中国传统诗歌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明代大儒孙应鳌及共著述考论——《淮海易谈》、《督学文集》点校合刊序

孙应鳌乃崛起于西南地区之一代鸿儒，阳明后学发展之又一思想文化高峰。惜其著述散佚隐晦者甚多，有分量之研究成果仍不多见。故多方爬疏史料，搜考遗文，厘清其著述流传之屋略，探赜其学术思想之归趣，分期分批整理出版其撰作，最终则编纂较为完整之《孙应鳌全集》，非特有裨于重新定位评价黔中王门之学术文化贡献，亦可更好地还原凸显明代心学思想世界之地域分布图景。     

论杨增新的民族与宗教认识

杨增新对新疆民族问题的认识，一方面既受到近代民族平等观念的影响，强调民族平等；一方面又深受政治官僚身份和现实的左右，而以利用为目的。在宗教认识上，他对中国传统的多元化宗教信仰而导致的信仰空泛化持否定态度。主张将“祀天”与“尊孔”相结合，认为这样能达到维系社会道德、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杨增新的民族与宗教思想，是以现实政治为出发点，为统治者服务的。杨增新的“祀天尊孔”论，为当时孔教之争影响范围的一次横向扩展，是民国以来关于孔子是否为宗教之争论的组成部分。     

探寻真实的存在与存在的真实——王阳明心学视域下的静定、立诚与格心

王阳明为了探寻真实的存在与存在的真实,曾经尝试过各种各样的体证工夫和施教方法.静坐即是他继"知行合一"学说之后,针对学者实存状况提出的一种证道入手工夫.静定工夫既需要"事上磨练"即社会人生的具体实践作补充,但其本身也可在默一澄心与省察克治等诸多方面同时双管齐下,以达到扫除私欲,直契形上本体的目的.为了使自己的立论更有经典的权威依据,王阳明还重新诠释了<大学>的有关章句或辞语,认为诚意乃是"圣门教人用功第一义",并将颇有认识论特点的向外格物逆转为更具道德形上学意义的向内"正心".无论是深入心性本源寻找生命成长的主观动因,或是依据经典重新诠释以求客观印证,他最终的理想都是亲证亲历形上道德理境,使每一个体及人类整体的生命获得真实可靠的永久安顿.     

略论王恩洋孟子学的佛理阐释

儒学史上,以佛摄儒早在东汉末年就已经开始,两宋开始兴盛。民国年间,王恩洋继承以佛摄儒传统,运用佛学原理解释孔孟等儒家经典。王氏对孟子的阐释,运用百姓化的佛教术语,重新解读了孟子一文中的一些重要命题和重大历史事件,其借用佛学种性说对孟子人性本善的解释尤其令人瞩目。王氏解释成功的原因,缘于其于＂五四＂反传统的语境中成功使用了大众话语,对传统儒学进行了合乎百姓口味的解读。     

杨昌济“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中的“合冶”思想述论

20世纪初,面对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的趋势,杨昌济开始了融合中西文明,改造中国传统哲学的尝试,提出了“合东西两洋之文明一炉而冶之”的“合冶”思想。杨昌济的“合冶”思想是以王夫之哲学思想为主要研究对象,旁及朱子百家、宋明理学和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来构建自己的哲学体系,这一哲学体系主要包括,融合中西客观唯心主义的“世界本体论”;引进西方哲学中的“自我实现”说,来诠释王夫之哲学中的“造命论”;引进培根认识论中实验科学,来改造王夫之哲学的“知行观”;比较中印哲学,吸取佛学精华等具体内容。杨昌济提出的对东西两洋之文明的“舍冶”思想及具体的重建工作,为青年毛泽东形成“先中后西,先内后外”、对中西文化有选择吸收的文化观,并为他后来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供了思想借鉴和思想起点,也是毛泽东后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源泉。     

汉末统治思想与王莽改制

自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儒家思想成为二千多年来封建君主专制主义统治的指导思想。儒家思想有着极强的适应性和兼容性,在朝代的更替中,不断地充实和调整自己,使自己处于正统思想的位置。在这个适应与调整的过程中,往往会出现错位和混乱,西汉末年的新莽时期就属于这样的状态。汉末的动荡为王莽专权提供了机会,王莽没有抓住儒家统治思想的基本精神,将儒家经典中的＂器＂当作治世之道,＂奉古改制＂迅速走向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