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玩”的童年游戏——基于对20世纪60-90年代生人童年游戏记忆的调查

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童年游戏。为了探寻多年后,记忆中不曾忘却的童年游戏是否有着何种特殊意义,本研究以童年游戏记忆为切入点,运用访谈法于D市N市共抽取40名20世纪60-90年代生人进行访谈,并总结提炼。研究发现,即便在时代变换下不可抵挡的发生了游戏群体消解、游戏条件商业化、游戏文化多元化的变迁。但由“自由自在”、“紧张刺激”、“忐忑不安”等情绪体验以及在“视觉”、“听觉”、“触觉”上的不同感受构成了60-90年代人对童年游戏“好玩”这一深刻而一致的印象,也是对游戏本质的理解。记忆是连通过去和当下的桥梁,通过记忆的重现和审视也有助于更好的理解和把握童年游戏的意义,更好的对待当下儿童的游戏。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女性的就业与家庭地位论略

随着近代上海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女子教育水平的不断提高,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女性的就业群体不断壮大、就业范围日益广泛、就业层次也不断提升。女性就业不仅为女性的社会认同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女性家庭地位的变革带来了经济上的话语支撑。     

经济危机时期的婚姻变动特征——以对20世纪30年代上海市民的结婚率、离婚率的分析为例

社会的细胞是家庭,家庭的基础是婚姻,因而婚姻关系的变动能折射出社会变迁的节奏。作为社会急剧变化形式的经济危机,除对社会整体造成沉重打击外,对个人及家庭的婚姻关系也有不容忽视的冲击。在上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的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中,各国的婚姻关系就出现了与寻常不同的变动特征,结婚率与离婚率均呈下降的趋势,这在同时期的上海地区也有明显的体现。这也充分说明了社会经济因素在婚姻变动中的重要影响。     

民国时期家庭变迁与城乡关系——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为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家庭处于转型时期,具体而言,其家庭人口主要是从乡民向市民的转变状态,家庭结构主要是从大家庭向小家庭的过渡状态,家庭伦理主要是从传统向现代的交替状态。从家庭变迁的角度去考察二三十年代的城乡关系,也许会看到城市的另一面向,即这种转变时期的家庭状态能折射出一种＂非城非乡、亦城亦乡、半城半乡＂的城乡关系。     

经济危机与社会精神重建——20世纪30年代美国宗教信仰的变迁

作者运用历史学和社会学综合考察的方法,透视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宗教信仰随着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巨变而引起的变迁。作者认为,1929—1933年美国的大萧条,给美国民众带来了诸多伤害,也引起了宗教信仰的变化。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宗教信仰的多样化精神复兴越来越明显,教会的联合化趋势日益增强。作者由此进一步强调,作为一种重要文化传统,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危机和反危机的重要时刻,美国宗教和政府及民众的关系,在现代社会已经融会成了一种不断随着时代变迁的伟大的精神价值,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影响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进行的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来看,这场论战在深入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明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国情依据、探索中国革命新道路、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科、形成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基本范式等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     

论20世纪90年代台湾小说中"酷儿书写"的现代性

台湾小说中的"酷儿书写"始于20世纪60年代白先勇等作家,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邱妙津、朱天文等为代表的新世代"酷儿"作家,一反传统"酷儿"书写的悲情和自恨,改以昂扬自信的笔调探索"酷儿"情欲和性别的游移流动,大胆描绘"酷儿"自身独特的性感经验,从"边缘"发声,挑战中心和权威,采取一种边缘化的写作策略,以"出走"的行动叛离中心找寻自己,以激烈的"自杀"的手段对中心提出抗议,以"谐拟"的方式来颠覆中心的建构.她们的"异端书写",冲击了理性规约下的性别藩篱,并以女性主义的立场在文本中呈现各种"酷异"的情欲状态的组合和迷乱的身份认同,在充分开放的情欲场域中,凸显出汉语写作中自"五四"文学革命以来长期潜伏着的、被压抑的"现代性"特质.     

何干之对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的研究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这是一场事关中国革命发展方向的论战,众多学者参与,派别林立,观点各异。在“论战”接近尾声时,何干之及时对“论战”进行了总结评述,其研究“论战”的角度和方法对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显示了以何干之为代表的早期马克思主义学者对“论战”的认识,学术价值厚重。     

试析农民离村与城市社会问题——以20世纪20-30年代的江苏为例

2 0世纪 2 0～ 30年代 ,江苏省的农民离村现象牵涉到了城乡社会的各个层面。本文以此为例 ,结合近代城市社会所出现的问题 ,重点阐述农民离村进城而引发的城市社会问题     

论林语堂创作思想的变化——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中心

林语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创作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但如何评价这一变化,成为学者们长期争议的话题.肯定前期创作的学者,多从社会性的层面考量;肯定后期创作的学者,则多从文学性的角度观照.不同视角的切入,极大地拓展了林语堂研究的空间.但考量一个作家的创作是否成熟,不能仅依据社会学或文学性的单一尺度,创作风格、思想主张稳定与否都是重要的考察标准.20世纪20年代,林语堂仍处于“文化认同”的“延展期”,思想尚未稳定,文章论点常来源于鲁迅、周作人、钱玄同等名家.及至20世纪30年代,林语堂在西方文化中发现了克罗齐的美学理论,并将之与道家文化相融合,明确地提出了“艺术即表现”、“表现即艺术”的口号,开始形成自己鲜明的理论主张.     

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经济问题分析

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经济迅速发展的几个重要时期之一。但是,由于美国政府信奉保守主义,推行自由放任的社会经济政策,致使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济繁荣的同时存在一系列社会经济问题:国民收入分配严重失调、偏袒富人的税收政策和严重的逃税之风、扭曲的高关税政策、疯狂的金融投机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使20年代美国的经济繁荣包含有很多的不稳定性,它无时不在动摇着美国经济繁荣的基础,直接导致了30年代的大危机。     

中国社会转型期信仰危机的历时过程与克服路径

中国社会转型期信仰危机的形成有一个历时过程,描述这一历时过程是揭示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期信仰危机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我们克服信仰危机、树立正确信仰的前提和基础。这一历时过程包括：＂五四＂运动以降传统信仰危机;＂文化大革命＂信仰的宗教化所造成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危机;苏东剧变引发的共产主义信仰危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后面临的综合性信仰危机。克服信仰危机从理论上需要充分认识和把握三个方面的关系,并突出＂个性自由＂、＂信仰级态＂和＂文化中介＂的意义。     

近代转型期日本社会的人口增长控制

江户时代中后期是日本社会向近代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这一时期,日本人曾普遍采取堕胎甚至"间引"的方式控制人口增长.这基本属于当时日本人为维护家族财富并求得更大生活安乐度而采取的习惯做法,对此前的一些结论性研究有必要进行重新审度.     

论社会转型时期的道德信念危机

社会转型引起社会生活的深刻变迁,社会生活的变迁必然引发道德范式的转换。在新旧范式的接替过程中出现的道德危机,其实质乃是道德信念基础的瓦解。以宗教或形而上学为信念基础,以共同体为价值取向的传统道德范式整体上崩解并丧失了其有效性。与现代社会相适应的道德,在其信念层面上必须经得起现代理性的反思并将基本的公平价值包含在内。中国传统文化中相对比较缺乏的现代主体理性精神以及基于其上的公平原则、权钱交易、裙带主义等丑恶现象又严重破坏了现代道德对公平原则的基本信念。     

危机与我国社会危机的特点及分析

为了揭示危机发生的规律,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各种危机,采用了实证研究和逻辑分析的方法,结合我国实际,从社会学和管理学的角度,分析了危机的内涵和特点以及现阶段我国社会危机发生的特点和诱因等方面的问题。指出现阶段我国社会经济所具有的过渡色彩和诸多不稳定、不平衡因素,加剧了社会经济运行中的公共风险,增加了公共危机发生的可能性。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诗经》研究新方法论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异质文化体系间深层次的碰撞、融合给学术研究方法带来丰富、创新的机会。此时的《诗经》研究作为现代《诗》学的创建期,其研究方法在方法的三个层次——哲学方法、一般科学方法、具体学科方法上的突破无不受益于此。新《诗》学方法为《诗经》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对它的总结亦可为今天的研究提供积极的借鉴。     

宪政视域中农村基层治理变革的政治缘由

中国农村基层的群众性自治制度不仅体现国家治理对于基层社会利益的尊重,而且体现国家成长进程中对于基层社会成员自主判断能力的尊重,其中蕴含着丰富的宪政内容,闪烁着宪政主义的智慧光芒,它能够加快中国宪政建设的速度和降低宪政实践的成本。基层的治理变革不仅需要对农村基层社会的经济政治资源进行调整和组合,更需要在宪政理念的主导下进行自治制度的革新。基层治理的宪政化建设是农村经济社会转型期基层治理变革的方向,它立足于农村现实的社会背景,将宪政的理念、精神、价值和机理导入农村基层的宏观治理结构中,建构农村基层的宪政治理模式,实现乡村的宪政治理秩序．     

20世纪初期上海报纸广告对市民的身份塑造--以二三十年代的《申报》为例

近代上海,由于商业、战乱、开埠等原因,形成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同时它还是受西方影响较大的商业大都市.在这座移民加殖民的城市中,市民的身份处于流动、即时、无据的状态.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申报>为代表的报纸广告,用话语构建了一个虚拟的上等社会,鼓动市民通过消费去追求品位和时尚,去塑造和体认自己梦寐以求的身份地位.     

论社会公德意识与环境危机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而社会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一个社会要保持良好的秩序，除了具备健全的法律外，良好的道德秩序特别是社会公德对维护社会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事与愿违，当前我国社会公德的现状却并不令人满意，社会公德意识严重阙失。爱护环境、保护自然是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最基本的一条道德律令。而当今的环境危机已经威胁到了人类的生死存亡，可见，解决环境危机，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加强公民的社会公德意识已成为当务之急。     

论20年代小说在30年代的“范本”地位

20世纪20年代小说作为中国新小说的开山之作,在当时引起巨大反响,促进了新小说风气的形成与规范的确立,成为新作家步入文坛创作必然要阅读的“范本”。尽管30年代的时代风气发生了转变,20年代小说在30年代仍保持着范本的地位和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力。这一结论对更深入地研究30年代小说的发展和变迁具有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