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中后期三省“取旨权”之演变

北宋神宗元丰时期对中央机构进行了一次较为彻底的改革,将原来职能甚少的省、部、寺、监等机构实职化,尤其是三省(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制度改革对宋朝政治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由此中央政府由中书门下制转变为三省制,宰辅集团的政务决策机制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改制后,三省取旨权不断调整,从改制伊始的三省各自拥有取旨权,到元丰后期中书省独取旨,再到哲宗朝三省合取旨,最后到徽钦两朝取旨权归属的混乱,可以说哪个机构获得"取旨权"在一定程度上即拥有了政务决策的主导地位。中书省的取旨权在中央政务运行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曾一度左右三省政务运行的方向。     

商量状的应用与唐代行政运行体制的转型

商量状作为奏状的一种,是唐代裁处政务的主要公文形式。唐代前期的行政运行体制是三省制,尚书省作为全国最高行政机构,通过商量状裁处律令格式规定范围外的国家政务,是商量状使用的主体。高宗、武后至玄宗时期,随着三省制向中书门下体制过渡,宰相开始政务官化,参与国家日常事务的处理,逐渐使用商量状。肃宗朝以后,进入中书门下体制时期。宰相机构作为国家政务的主要承担者,成了商量状使用的主体。与此同时,中央各机构之间的职能趋于模糊,尚书省、寺监、御史台和使职都在不同程度上拥有政令权,也可以使用商量状。商量状应用主体的变化,是唐代行政运行体制转型在官文运行方面的反映。     

北宋前期中书宰辅在政令颁行中的权力运作

北宋元丰改制以前,宋廷以"中书门下"作为宰相机构,即中央政府,主管全国的民政事务,与主管军政的枢密院,号称"二府"。"中书门下"以同平章事和参知政事为正副长官,在国家政务决策与运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宋朝政令颁行制度的建立与不断规范,中书宰辅的权力得到制约,然而,由于宰辅员任、个性、工作态度及与皇帝亲疏关系的不同,某些宰辅不断突破制度约束,在制敕文书的起草、颁降过程中试图掌握主动权,并直接运用堂帖、札子等处理政务,以此扩充中书宰辅的权力及影响。这些因素决定了政令运行的实际曲线。     

略论唐代三省体制下的尚书省及其变化

对于唐代三省体制为主体的宰相制度，以欧阳修所说最具代表性，所谓“唐因隋旧，以三省长官为宰相”，即“以三省之长中书令、侍中、尚书令共议国政，此宰相职也”①。从此，所谓“中书造命、门下审覆、尚书奉行”的三省体制成为通行说法②。然考究史实，单纯以中书出令、...     

我国古代宰相辅政制度述论

中国古代宰相辅政制发端于夏商 ,终止于明清。从三公到三省、中书门下、枢密院与三司、夏辽金元复式体系、内阁、军机处 ,经过萌芽、初步成形、磨合、继续探索、成熟高峰等阶段 ,在轮回反复的演进中一步步弱化相权、加强王权 ,由开府施政过滤到参议辅政最终被君主专制统治所奴役。     

唐初三省长官皆宰相──《论唐代宰相中书门下二省制》读后

《论唐代宰相中书门下二省制》一文认为尚书省长官从唐初起就不是宰相，此说不确。武德元年后到唐太宗去世，尚书仆射不加衔即为宰相，高宗继位后到武则天去世，仆射须加同三品等衔方为宰相，这是将三省长官以外官员加衔为宰相之法用到尚书仆射身上，使仆射仍为宰相之职。及至神龙、景云时，仆射有不加衔者即不能履行宰相之职。     

“正名”与“正实”——从元丰改制看宋人的三省制理念

制敕文书起草和颁行即"造令"与"行令"在职责主体和程序上的分离,是北宋政治体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元丰改制以前,三省在制敕文书签署和下颁过程中对文书体式和流转程式的规范作用,属于"行令"的范畴,而"造令"则属翰林学士和知制诰即"两制官"之职。三省制的框架作用以及三省流程的模板作用,虽与"造令"程序无关,却体现在"行令"程序之中。元丰改制以官制的"正名"为目标,而所谓"以实正名",对于三省来说,只是在出令机制上力图达成"造令"系统与"行令"系统的有机结合,将三省官员在告身及其所依托制敕文书上的署位落实为具名签署。元丰改制并没有恢复唐代前期实际运行的三省制,而在此前后宋人恢复唐代三省制的各种议论,却显示着其特有的三省制理念。     

晚唐五代时期中枢体制变化的特点及其渊源

唐代中后期的中书门下体制历经晚唐、五代的演变,至宋代前期形成了中书门下与枢密院分掌民政、军政的二府体制。其中五代是体制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正是在五代后唐时期,始于唐代中期的枢密院一职,从原先的掌文书通进发展成为最高军政机构,与中书门下对掌文武,形成“二府”。此后历晋、汉、周、宋,经过不断的调整发展,二府体制逐渐严密完备。枢密院地位的这一变化并非完全是唐代枢密院自然演变的结果,而是更多的与后唐封内的中门使一职有关。     

也谈唐政事堂的创设时间

唐王朝建立后,沿用隋制,以尚书、门下、中书三省为中央最高权力机关。每一政令的下达,都必须经由中书出令、门下审议、尚书执行的程序。然而,由于三省分工不同,见解、观点也难免人各有异,相互间“日有争论,纷纭不绝”,①各项政令不能及时下达,以致贻误事机。为此,乃创设政事堂宰相集议制度,以救其弊。这一制度,要而言之,就是众宰相在门下省政事堂共同商讨军国大事,消除分岐,统一意见,而后上奏取旨、颁下执行的制度。政事堂创设于何时,史料记载含混互异,因而学者们意见也有分岐。归纳起来,大体有两说:一说政     

唐代的尚书省—寺监体制及其行政机制

三省制及以之为基础的宰相制构成了唐代国家的最高决策部门,而寺监与尚书省及其相互的联系则构成了中央行政体系的骨架。故尚书省为一身二任的机关:对上,它参与三省的联合运行而从事最高决策;对下,它总辖寺、监、府、州而管辖实际政务。关于前者,史界已多有论述,而对后者则几付阙如。这反映了政制史界长期以来重视中央甚于地方、重视政枢甚于一般机关的倾向。笔者以为,对理解整个行政体制而言,建领于政枢的角度固然也可能窥知全豹,但毋宁说自下而上的角度更来得亲切。尤其是对把     

宋元易代之际的南宋士大夫——以浙东地区的士大夫为主

自西周以来,在分封制中就有大夫和士的等级,当时的士、大夫和士大夫,既习文,又不摒弃武事,所以并无严格的文武之分。魏晋以后到唐代,随着察举制和科举制的盛行,具有一定文化知识而入仕的士人大增,士大夫逐渐成为文臣的专称。赵宋政权建立后,通过改革科举制度,造就了大批以科举入仕的士大夫。进入南宋,浙东地区以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地近京畿的有利条件,更多的士人通过科举进入士大夫行列。宋元易代之际,士大夫中主要形成了三种政治态度:坚持抗元,直至殉国;隐居山林,拒绝征召;归降元朝,成为貮臣。其成因有三:一是“华夷之辨”的认识和儒家思想的教育;二是力图通过文化优势,消极反抗元政权;三是南宋尚武精神的缺失,一些人在元朝的威逼利诱下,自觉不自觉地走上了屈辱投降的道路。其中,持第二种政治态度的士大夫占了绝大多数,以王应麟、黄震、胡三省为代表浙东士大夫,可以作为他们的典型代表。     

论宋初诗坛崇尚晚唐之原因

宋初诗坛为何崇尚晚唐,这是中国古代诗歌发展研究中的一个难点,究其原因,一是宋初诗人对晚唐这一概念的认定跟后人有所不同;二是对晚唐现实主义诗人对中唐新乐府运动的发展,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三是没有从诗歌发展的自身规律上说明宋初与晚唐诗坛既相互承接又共同转折、完成唐诗向宋诗过渡的意义;四是忽视了宋初的社会政治现状和文化思想对宋诗创作的影响。     

论宋初的进士行卷与文学

宋初与唐代一样 ,也存在进士行卷。真宗、仁宗时行卷风逐渐止息的原因 ,是由于科举制度的改革 ,由“采誉望”变为“唯卷面”。又由于历史政治背景的差异 ,宋初进士行卷具有不同于唐代的特点 ,即主要定位在文学上 :文人由文学主张相同而相知 ,不再象唐代那样是政治上的“相须”、“相资”。这使宋初进士行卷成为集结诗文革新运动基本力量的手段 ,同时也为文学派别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北宋前期官品令复原研究

现存的宋朝官品令,载于《宋史·职官八》,但属于南宋时期的官品令,为元丰改制后的产物。改制之前,北宋前期的官品令已经亡佚。它究竟是唐代旧制,还是宋朝新制,学界持有不同观点。宋承唐制,品阶制度也不例外。自宋朝初年至元丰改制前,基本沿用唐代官品令。元丰改制,才形成了本朝新制。《旧唐书·职官一》所载《永泰官品令》,与《唐六典》所载官品令并无大异,它记录了唐德宗以前的品秩变动,并为五代、北宋沿用。《宋史·职官八》所载《建隆以后合班之制》,记录元丰改制之前行用的唐代职事官。《宋史·舆服四》所载康定二年行用的部分官品,《职官分纪》所载若干官品,以及唐后半期至宋元丰改制前的相关零散史料,大体可以复原北宋前期的品阶制度。     

唐宋词籍在明末清初传播述略

清词"中兴"局面的形成是多方面合力作用的结果,唐宋词在明末清初的广泛传播是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在明末清初,唐宋词主要是通过纸本的方式传播的,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词籍传播",当时词籍的传播途径主要是唐宋词籍的汇刻和唐宋词选的重印,其中唐宋词选重印者主要有《花间集》、《草堂诗余》、《绝妙好词》和《乐府补题》等,这些词籍在不同时期的传播间接地反映了明末清初词学观念的变迁。     

唐宋之际里正的变迁

唐贞观九年设置的乡长、乡佐,贞观十五年就废罢了。但乡仍是县以下的一级区划,其功能即是通过"里正"来体现。从唐中后期开始,里正的职责范围不断缩小,不仅治安事务由耆长来负责,财税方面的事务虽然和唐代大体一致,但也增配了户长和乡书手来共同完成。在北宋前期里正的职责经历了一个转移的过程,由最初在乡村承担催税和圈派差役等事务,转而被派往州县承担衙前,直到至和年间被彻底废罢。     

宋代唐诗学论纲

文章从宋人对待唐诗的态度着手，对宋代唐诗学在宋代各期的不同表现以及宋代唐诗学的演进轨迹作了详细的探讨，主要从诗话的流传、宋人的选唐诗、宋人对唐诗别集的整理等角度作出了深入的论证，并在宋代唐诗学的层面分布与演进轨迹的棵索中去分析和总结宋代唐诗学的总体特色．     

论江万里在南宋书院发展史上的贡献

"书院"始于唐代,经过五代、北宋的发展,至南宋达到鼎盛时期.江万里肄业于白鹿洞书院,又入太学上舍深造.进士及第后,历任州、府、路和中央部院长官,直至左丞相兼枢密使,其间任过教授、国子监祭酒、侍读、侍讲和书院山长,对官学和书院教育有深厚的实践经验.江万里在南宋书院发展历史上的主要贡献是:(1)以白鹿洞书院为楷模,创办了"白鹭洲书院"、"宗濂精舍"、"道源书院"等全国一流书院;(2)大力提倡教育兴国,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仅吉州继文天祥后,又有17名学子荣登进士科状元,至明清共有2 728名学子进士及第,故吉州享誉"南宋进士的摇篮".江万里十分重视书院教育,并为我们留下了可贵的历史借鉴:(1)重视思想教育,是南宋书院教学的灵魂;(2)提倡学术研究,要求书院既出人才又出成果.     

宋代美学的休闲旨趣与境界

宋代美学在追求理性的同时,又走向生活,走向休闲。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促使中国的休闲文化在宋代全面兴起乃至繁荣。宋代艺术审美在趋于精致化的同时也越来越贴近日常生活,艺术与生活的充分融合成为宋代的审美风尚。宋人一方面在生活中追求艺术境界,另一方面在艺术中追求生活情趣,由此催生了宋代美学的休闲情调。“玩物适情”所昭示的美学旨趣便是艺术与生活的双向融通,是宋代美学重视生活并落实于生活的体现,它所反映的休闲内涵则包括了宋人对休闲的本体认同、“适”的工夫实践以及超然物外的境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