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和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的经验与启示

当今,重视和保护文化遗产已成为全球性的课题.法国和意大利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无论是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保护体系,还是文化遗产保护法制建设、资金投入,对于我国保护文化遗产、发展文化产业都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作用.借鉴法国和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经验,我们必须充分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立健全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制度,正确处理文化遗产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努力营造有利于文化遗产事业发展的和谐环境,促进文化遗产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我国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的建构

我国文化遗产法律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法律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所确立的基本法律依据和准则;二是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专门性法律、法规和规章等。我国文化遗产法律制度建设的基本目标,就是要建立起全方位保护文化遗产的法律制度,这也是我国文化发展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正式出台已指日可待。     

地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立法进路

当前,关于立法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尤其是如何建立完善立法体系的论述却非常有限。已颁布法律规范并不完善,因而需要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问题有全新的构思。笔者尝试以保护模式、体系架构、创新制度设计、重要制度配置为进路,构建新型的立法框架和内容,以期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更有效保护。     

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模式分析

我国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方面,基本形成体系,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程度远不及对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与保护。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保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化遗产生态发生了变化,一些文化遗产尤其是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消失正在不断的减少。如何通过法律的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法律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机制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迥异于知识产权的特征,能否构建知识产权法律体系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界有不同的观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下位概念能否纳入知识产权法律保护范畴,也存在同样的争议。从相关国际公约和我国国内法的有关规定来看,利用知识产权保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可行性,但可行性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知识产权的差异性,而是应该明确利用知识产权法律机制保护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殊性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合理的法律保护体系。     

制度风险的法律维度: 突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瓶颈

以风险理论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行法律制度,根据风险产生根源不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制度风险会表现为制度运转失灵风险、制度功能偏差风险和公平性缺失风险。化解制度风险,形成制度风险的维度,不可基于同一个标准,而是需要在大的框架之下论及制度风险的法律管控,需要有针对性地创构"建立私权,善用公权"的多元法律控制体系,并在体系内引入技术规制,创设"非物质文化遗产权",推动民间习惯法与法律制度、公法与私法的互动式发展。     

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特点与功能

随着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颁布实施,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工作逐步开展,制定统一的《文化遗产法》成为建设文化遗产保护法律体系的重中之重。由于文化遗产保护本身的特殊性,文化遗产保护立法与其他部门法相比更注重程序规则和实体规则的融合,重视专业知识在法律中的适用,而这些特点最终决定了文化遗产保护立法所具有的评价、管理、协调等特殊功能。研究文化遗产保护立法的特点和功能,能够从立法学理论角度为统一的《文化遗产法》的制定打下基础。     

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的构建

我国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方面,基本形成体系,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和保护程度远不及对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与保护.然而,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文化多样性的熔炉,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保证.参见200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通过的<伊斯坦布尔宣言>(Declaration of Istanbul).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文化遗产生态发生了变化,一些文化遗产尤其是其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不断的减少.如何通过法律的手段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法律工作者的当务之急.     

日本历史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对我国的借鉴

中日两国在自然环境、气候特征、文化传统、建筑形式等方面都有相似之处，研究和总结日本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经验，对构建与完善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法律制度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本文在梳理我国历史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体系及现存问题的基础上，重点探讨了日本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特点和优势及对我国的借鉴作用，提出应该从完善法律体系、协调行政管理体系、构建公众参与体系等几个方面完善我国相关制度的建议。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二元模式初探——基于利益区分的分析视角

我国目前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采取的主要是行政主导的立法模式,由于未能根据非物质文化遗产包含的利益关系建立相应的产权制度,保护效果不尽如人意。按照是否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创新性利用可以区分非物质文化遗产之上的存量利益和增量利益,进而初步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二元法律保护体系。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现代人文化观念的改变

近年来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不仅使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卓有成效的保护,而且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为契机,推动了传统文化回归的热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人们的文化观念,使人们开始逐渐反思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负面效应,重新找到了被淡忘的传统文化记忆,也使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得到了传承和弘扬。     

晚清国粹派与文化遗产保护

在近代社会转型过程中,面对内外交困的局面,清廷不得不寻求变革。无论是戊戌变法还是清末新政都将学习西方当成第一要务,直接导致了西学的兴盛、中学的颓败,国粹派应时而兴。国粹派是晚清重要的学术文化派别,不仅致力于宣传民族主义思想、复兴传统文化,还孜孜以求于对古籍这一文化遗产的保护。国粹派较早地认识到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提倡并践行着文化遗产的保护。国粹派保护文化遗产的方式多种多样,除征集、购买古籍外,还亲自访查古籍、示范编撰古籍,并将宣传和传播古籍当成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鉴于近代中国文化遗产流失严重,国粹派呼吁通过制定文物保护法来保护文化遗产。     

亟待构建全局观念的“艺术法”体系——兼议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立法与动向

围绕着如何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们还是习惯于＂走一步看一步＂,＂出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和模式,缺乏一种全局观念。＂非遗＂的保护离不开相关法律的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相关立法属于＂艺术法＂体系的一个分支,正如民法体系、商法体系等一样,只有建立了全局观念的＂艺术法＂体系,才能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立法做到有的放矢、事半功倍。     

文化遗产的刑法保护

刑法具有社会保障功能,是最严厉的法律救济手段,对犯罪行为具有预防、控制和惩处的功能。文化遗产是一项重要的文化资源,具有脆弱性和不可修复性。在文化遗产犯罪猖獗的今天,通过刑法对文化遗产予以保护既是必要的,也是紧迫的。但是,我国刑法对文化遗产犯罪在立法目的和制度设计上都存在一定缺陷,从而限制了其应有功能的发挥。要通过刑法预防和控制文化遗产犯罪,最大限度地实现其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就要对现行刑法予以进一步完善。     

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新突破——以地理标志为视角

作为新的知识产权,地理标志在自然因素与人文因素相结合、主体不确定性、权利不可转让性、权利永久性等方面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高度契合,因而能够突破传统知识产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障碍,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新发展。从制度层面上讲,非物质文化遗产地理标志保护可以采用商标法或专门法模式,并体现出权利共有性、权力分享性、地域限制性等法律特性。从实践层面上讲,非物质文化遗产地理标志保护有一定的发展,但在直接保护方面还存在较大差距,可望在将来克服差距、取得较大发展。     

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行政法律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已在世界多个国家取得了成功的经验。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颁行使保护工作实现了有法可依,极大地推进了保护工作的发展。但该法在实践中暴露出一些问题,如指向错误、统筹性不足、法自主性缺乏、元理论缺失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参考日韩等国外的经验。中国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行政立法应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理顺私益主体保护与行政保护的关系,用商谈理论重构保护主体构成,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与其他法律及制度的有效衔接等。     

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概述

意大利不但具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而且高度社会化的保护意识、完善的法律制度和先进的保护技术等,使它的保护理论和实践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其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建设经历四个阶段,设置不同机构的多方参与及协作机制,通过对古建筑的修缮、城市环境的保护和现代功能的引入,促使意大利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获得良性互动。     

城市化进程中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研究

在城市化的冲击之下,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消失、消亡,遭到毁弃、随意滥用和过度开发。法律作为保护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有效手段,在实践中却没有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种情况在很大程度上根源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立法、执法建设落后于社会发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需要,以致法律保护还不能应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紧迫性。     

文化遗产国际司法保护的发展

从19世纪开始,破坏文化遗产的行为就被确认是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故此,《前南斯拉夫国际法庭规约》确认前南刑事法庭对在巴尔干地区冲突中犯下的破坏文化遗产的罪行享有管辖权。通过对该法庭审判的相关案例的实证研究,认为该法庭的审判实践了1954年《海牙公约》和1977年日内瓦公约两个议定书所确立的保护文化遗产的原则,为加强对文化遗产的国际保护提供了更丰富的国际法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