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让“治河三策”的现代启示

西汉时期,贾让提出"治河三策",成为治理黄河的最早文献。"三策"后来被王景应用于治理黄河的实践中。析读《治河三策》,笔者认为贾让提出的"不与水争地"、顺自然而用之的思想,以及实地考察、比较分析而后形成决策等科学精神,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贾让"治河三策"的现代启示

西汉时期,贾让提出"治河三策",成为治理黄河的最早文献."三策"后来被王景应用于治理黄河的实践中.析读<治河三策>,笔者认为贾让提出的"不与水争地"、顺自然而用之的思想,以及实地考察、比较分析而后形成决策等科学精神,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聚落视域下汉代河东郡南缘黄河北岸通道考

随着大量汉代聚落遗址的发现,从聚落考古的视角研究汉代道路交通成为可能。以汉代河东郡南缘区域的聚落遗址为基础,运用聚落空间分析的方法发现,中条山以南的黄河北岸应曾经存在一条鲜见于文献的东西向通道,其沿线聚落等级和聚集程度皆显示该道路真实存在并比较繁荣。通过此北岸通道,两渡黄河便可以实现长安与洛阳的连通。     

农村民居建筑的存在与变迁——对高平市河西镇巩村的考察

通过对河西镇巩村民居建筑变迁的考察,发现农村民居建筑变迁主要体现在:由四合院变迁为独立庭院、长幼合居变迁为各代分居以及装饰风格由精致讲究变迁为简洁明快。由此可以发现当前影响农村民居建筑变迁的动因主要有三方面:生产方式的变革是农村民居建筑变迁的根本动因;政治制度改革和土地制度改革是农村民居建筑变迁的现实基础;科学技术的发展为农村民居建筑变迁提供了技术支持。     

汉代私人书信的传播研究综述

汉代私人书信的传播系统是与官文书的传播系统有着很大区别的.经过对传世文献与地下出土文献,文物的考查发现,汉代书信的封检包括梜、囊、木函三种方式,汉代书信的邮驿也包含了一些官吏利用职务之便通过邮驿传送私人书信,捎传和专人传送三种类型.     

如淳"更三品"说驳议

如淳“更三品”说对汉代力役制度作了注释。由于他在分类上将属概念(卒更)与种概念(践更、过更)对等并列,在概念使用上将纳更赋者视为践更,同时又将所谓“戍边三日”的代役钱视为过更,从而造成很大混乱。如淳所谓的“戍边三日”之制,既无理论上的合理性也无实践中的可操作性,从传世文献与出土资料看,它其实是不存在的。如淳所谓的“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也与汉代复除制度不合。汉代不存在虽丞相子也要承担之役。     

寻找商代法律的遗迹——从传世文献到殷墟甲骨文

传世文献所载商代法律是周秦汉人之看法,所谓甲骨文王"作辟"等三条"刑法"资料纯系讹传,但甲骨文所见"王大令"卜辞或许是商王之"令"的遗迹.     

用“三重证据法”进行先秦古史“新证”研究——以《史记》为例

古代史书对先秦时代史事的记载存在诸多问题。有些是由于年代久远,记载失真;有些是由于立场不同,后世记录者利用话语权对前代历史的故意隐瞒或歪曲。《史记》是司马迁对当时所见先秦史料的集大成性著作,具有重要价值,但同样存在上述问题。传统的局限于传世文献范围内的考证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史料可信性的问题,造成史事众说纷纭。清末以来,甲骨文等大量先秦出土文献面世。随着20世纪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三重证据法”——以出土文献、考古文物和传世典籍相互印证的古史“新证”成为先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也为订正《史记》记载的失误、发掘其研究价值提供了新条件。     

沱河下游地区的古代文化遗存

根据历次的考古遗迹,对沱河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周代文化遗存和战国一汉代文化遗存进行了梳理,其中,沱河下游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均为聚落遗址,有五河县韩村遗址、台子山遗址、大程村遗址和固镇县垓下遗址等11处;周代文化遗址基本没有独立存在的,均是叠压于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遗存之上,采集到明确周代文化标本的遗址有五河县小张庄遗址、台子山遗址、刘李村遗址、固镇县沱河1号遗址等4处;战国一汉代遗存有聚落遗址、建筑遗址、古战场遗址、古墓葬等,已调查发现大粱庄汉墓群、刘余村汉墓、固镇县孙庄1号墓群等124处。这些遗址都分布在沱河沿岸的台地或高地上,沱河为先民的生产、生活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     

临夏自治州历史上的黄河渡口

近年,丝绸之路的讨论,为很多人所关注。1983年10月,我在兰大地理系学术讨论会上做过《汉代甘肃黄河上的渡口》的报告(会上散发了油印稿),按金城河,祖厉河,鸇阴河三段黄河,阐述过河上汉代几个县城的合理位置。1985年秋,我又做过《甘肃黄河谷地的几座古城》的报告,时限扩大到汉以后,县城数目也有所增加。凡此都是想提出一点新的论据和见解供诸同道以澄清一些旧说。1986年7、8月之交,应甘肃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张思温先生之邀,参加了临夏州几处古城遗址的考察,竞在我原先判断的应是汉河关古城所在的地点发见了汉城,并再一次观察了我所认为是汉金城郡治所在地的盐锅。     

村干部考核体系创新研究

村干部所做的工作有12项,考虑到其本身的素质,从19个方面对村干部进行考核。每项指标的权重是根据对村民和村干部的调查确定的。建议由村民代表给村干部打分,然后根据权重计算总分。依据每个村干部的得分,村民和上级主管部门可准确客观地考核和评价村干部,并以此作为奖惩村干部的重要依据。     

从吸纳到求援：资源变迁背景下的村庄政治

通过对征地前后村庄政治的考察,发现随着村级组织掌握资源形态发生变化,村庄政治运作实现从吸纳向求援的转型。征地之前,村级组织掌握集体经济,通过多种手段吸纳村庄内部各种力量尤其是反对派从而实现村庄政治格局的动态平衡,村庄权力结构呈现体制内精英—中间派—反对派三元均衡的样态。征地之后,集体经济消失,村级治权弱化,为实现权力和利益空间的稳定,村级组织开始向基层政府和村庄外出精英求援,村庄其他势力的话语空间减缩,村庄权力结构逐渐呈现一元独大的形态。而在一元权力格局之下,村级组织逐渐悬浮,村庄治理陷入困境。     

城镇化进程中村落拟城化现象研究

村落是农村的基本生活聚居点。在城镇化进程中,村落的人口应该向小城镇或城市集聚。但是,一些地方的镇区发展缓慢,村落迅速发展并向拟城聚落转化,在广州等地还出现了周边村落繁荣,镇区反而萧条的“谢顶现象”。①一、村落拟城化现象及其特征村落拟城化是指村落向一种拟城聚落的     

关于中国语言学史的几点思考

中国古代语言学虽然是在经学中发展起来且为经学服务,但同时又是独立于经学的一门学科。其名称经历了由"小学"、"文字之学"、"字学"到"语言文字之学"的变化。中国语言学史很有分期必要,我们从"并观语言文字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外在环境,以各个时段的主流语言运动为参照点"这一标准,将其分为五段。     

土族多元宗教信仰及其渊源——以互助县东沟乡念先村宗教信仰为例

本文通过对互助东沟乡念先村的田野调查,将着眼点放在社会最基层的组织——“村落”上,在搜集、比较、参考了相关文献的基础上,对土族宗教信仰的现状、特征及其成因作了介绍和论述。作者认为土族宗教信仰是一种以藏传佛教为主体的佛、道以及萨满教等并行的多元体系。     

中国农村养老问题研究

农村养老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国农村秩序的稳定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固有的道德体系的崩溃和农村商品经济的发展 ,通过构建和不断完善农村养老法律体系来规范农村养老已是大势所趋。“以家庭养老为主导 ,强化社会养老保险、引进商业养老保险 ,建立多种形式并存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价值定位既符合中国农村的实际 ,又有利于操作和实施。     

转型期村庄权力诸因素分析

在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核心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和以推行村民自治为核心的农村政治体制改革的共同作用下,转型期村庄权力结构出现了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其最显著特征是非治理精英权力的突显。非治理精英的崛起增加了村庄权力运作的复杂性,也为村级权力合法性的生成提供了可能。此外,村庄权力的价值目标是一种以经济动机为主,渗透着社会动机的目的导向。     

当代西方技术政治伦理之争及其走向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领域在技术问题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政治态度:右派学者坚持从自由概念出发,把技术看做是与政治伦理无涉的工具或手段,并常常为技术发展设计一种美好的未来;左派知识分子则从平等概念出发,认为技术是一种政治伦理偏好,并可以纳入政治伦理批判之中。但这两种不同政治主张应该被看做是可以互补的。这种互相建构关系意味着在不否认右派学者对技术给予的热情希望的基础上,可以通过左派学者观点去发现技术带给人们的某些负面效应,然后通过重塑技术发展方式赋予技术以公正、民主、生态和效率等社会内容,以便推动技术可持续发展。     

徽州古村落景观意象及其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运用研究

通过探讨徽州古村落中的景观意象及其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运用,阐述景观意象的概念,徽州古村落的整体景观意象、局部景观意象等,其中局部景观意象包括村落八景景观意象、水口园林景观意象、池塘景观意象、村落"点景"景观意象以及其它景观片段的意象特征,并对其在现代景观设计中的运用进行了探讨。为安徽地域景观设计中的"地域文化特征"提供参照,对相似的地域景观文化的继承与发展起抛砖引玉的作用。     

地方志与“村落”叙事的经典化——关于《白鹿原》的一个小说史命题探讨

与文化层面的“乡土”有别,村落属自然、社会形态。现代以来叙写乡村的小说,多以“乡土文学”名之,侧重其文化内涵,“传统与现代”的论辩成为论“乡土文学”必备的思想装置。长期以来,“乡土文学”研究出现了概念化、观念化,多由此而引发。与其他乡土叙事不同,《白鹿原》是一种中性的“村落”叙事,作家以地方志、传说等民间史为基,将散落的小历史凝聚为独特的村落秘史,小说兼具史诗的厚重与文学的灵动。白鹿传说,白鹿村陈设的门楼、祠堂、戏台、六棱砖塔等建筑,在充当文化符号之同时,构成了叙事的内在动力。《白鹿原》对地方志的文学化用与村落的文化赋形,也为当代文学如实地反映村落形态,提供了方法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