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壁《王荆公诗注》的诗学批评

在"宋人注宋诗"这一文学现象中,李壁《王荆公诗注》晚出而博采众家之长。"宋人注宋诗"的一大特点,是寓诗学批评、研究于注释之中。李壁本人擅长诗文创作,在注释中,除详引王诗的典故出处之外,还寓研究于注释之中,发挥艺术理解力,对王诗创作中的句法、字法、章法、用典、对偶、立意多个方面进行研究,并对王诗审美效果进行点评,从而揭示了王安石诗的主要艺术特征。     

清初《哀江南赋》注本考论

庾信《哀江南赋》的接受在清初掀起高潮,注本的不断涌现是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本文对清初九个注本的注者、注释特点、存佚及流传情况进行了详细的考察,指出寄托故国之思、创作借鉴、迷恋考据,是当时文人热衷注释《哀江南赋》的基本原因。清初《哀江南赋》注本不但生动反映了文人心理的变迁,也是了解当时文学和学术思潮的一个重要窗口。     

论明州本《文选》五臣注的减注现象

六家本系统的明州本不仅仅有删略李善注的情形,而且也有删略五臣注的地方.对五臣注的删略有些部分以校语的形式"明删",有些部分则是径直删去的"暗删".不做任何说明.删略的五臣注,与保存的注释都有所差别,个别甚至差别较大.在贯彻秀州本删注体例方面.明州本又作了进一步发挥,有些已经超出了体例本身的范围.由此.对五臣注的学术评价更需要考虑注释的删减现象并由此造成的五臣地位的进一步降低的情况.     

沈之奇注律之特点及地位

在清代私家注律活动中,沈之奇所著的《大清律辑注》一书为律学家们奉为圭臬,本文从注释体例、注释方法、注释风格三方面对《大清律辑注》进行的探寻,对于我们了解清代法律生活,了解民族的法律智慧,具有重要的传承和借鉴意义。     

论沈钦韩的“以考证注诗”方法——以《苏诗查注补正》为例

乾嘉学者沈钦韩以经史考证见长,兼具诗文创作的才能。他综合两方面的长处,以严谨的治学态度与精深的考证功力从事诗歌注释,形成了"以考证注诗"的方法。在《苏诗查注补正》中,沈钦韩针对宋代苏诗的类注本、施顾注本、清代邵长蘅的补施本、查慎行注本的错误作了详尽精细的补正:首先针对性苏诗所用的古典作了补注。其次,沈钦韩拓展了宋代以来诗歌注释中的"以史证诗"方法的内涵,将"证"的重点从"印证"转移到"考证"上来,从而将"以史证诗"方法上升为"以考证注诗"的方法,对苏诗诗题与诗句中涉及的人物、时事等史实作了严密的考证,尤其将重点放在职官典制、地理方面,从而对苏诗的句意、篇意作了完整可靠的补充。     

黄庭坚诗注的形成与黄(營)《山谷年谱》——以真迹及石刻的利用为中心

黄(營)的<山谷年谱>在黄庭坚诗文定本的生成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它广泛利用"真迹(墨迹)"、"石刻(石本)"等作者亲笔原稿或类似材料,对黄庭坚诗文进行编年、整理和注释,前接任渊<山谷内集注>的注本结构,更加重视新发掘文本和家藏真迹材料.它又为后来史容的<山谷外集注>、史季温的<山谷别集诗注>提供了新的重要基础.以此为框架,<山谷外集注>利用真迹检讨黄庭坚诗文本异同,将之整理成简洁中立的文学表现;<山谷别集诗注>则尽可能收集包括诗的本文、题、序跋等各种异文和集本中被遗漏的文本,使黄庭坚一些建立在同一基础上的诗文以包括不同字句的文本或伴以不同的诗题而得到传承.黄(營)、任渊、史容、史季温等注释者以积极校勘、参录和采录等文献学态度,通过充分利用密切关系作者及作诗现场的文本所得到的成果,向后世展现了黄庭坚诗文本的多样性,也为我们了解宋代诗文本是如何生成、接受和传承的具体状况提供了典型例证.     

汉至明代的《楚辞》注本概说

文章首先对《楚辞》注本作了界定和选择 ,然后结合时代特点和训诂学的特点 ,对汉至明代的《楚辞》注释情况作了概要的描述     

论《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

日本学者仓田淳之助和小川环树所辑《苏诗佚注》保存了稀见而重要的赵次公注,展现了赵次公创导的重要注释方法：其一,赵次公注的释意,以＂心解＂的方法逐句详细释意,揣摩苏轼的创作心理,阐发言外之意,并有根据苏诗的结构分段释意,在宋代诗歌注释中独树一帜。其二,在此基础上,赵次公注详细分析了苏轼富于创新的创作个性,包括不用古人事、语、意而自命新意、翻新意于古人之上、自创新格等方面,是寓诗歌研究于注释中的典范。《苏诗佚注》中的赵次公注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论“疏不破注”——以《毛诗正义》为例

“疏不破注”是唐人疏注时遵循的一个原则和体例,对唐代训诂及后世训诂都产生了很大影响。历来学者认为唐人疏注遵循这一原则,故无多新义。本文以《毛诗正义》为例,认为疏在维护经学正统地位、巩固封建统治中是严守注的思想体系,即不“破”注;但从语言学发展的角度来看,疏在许多方面实际上是“破”注的,给“疏不破注”一个客观公允的评价。     

南宋杜诗、韩文与柳文集注中的任渊注考

由于任渊注黄庭坚诗在南宋的影响很大，于是当时杜诗、韩文、柳文集注的编撰者常常将任渊对黄庭坚诗的注释混入杜诗、韩文、柳文的注释中，或者将其他人对杜诗、韩文、柳文的注释冠以任渊之名。实际上，任渊并未注释过杜诗、韩文、柳文。这类造假，对后代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论唐人边塞诗中的音乐诗

唐朝包容,汉音胡乐中外文化交响共融,唐朝激扬,士人争去边塞建功立业,如此,就产生了边塞诗中独张一帜的音乐诗。这些音乐诗或描绘边塞征战场面,表现战斗的气势和护国卫家的思想;或表达浓重的反战情绪,抒写思乡之情和闺怨之念;或描摹边地风光,记录边地人情,以其独特的思想内涵和表现手法,在泱泱唐诗大国中占据了重要一席。     

唐代诗歌中的“陇山”意象?

六盘山古称陇山,又说六盘山之南段曰陇山。唐之陇州治在汧源(即今陕西省陇县),陇山绵延于州境。今人言及陇山,多据《三秦记》,从文献角度而言,《三秦记》对陇山记述是最早的文献之一,其中没有提到六盘山,说明古人一直即以陇山指称今之六盘山。从《三秦记》记述可以推断,古代诗歌中的“陇头”、“陇首”、“陇水”、“陇坻”、“陇坂”等意象当源于上述俗歌所唱,“陇头歌”等类似诗题也定是由此演化而来。后代诗歌凡是沿用这些题目,运用这些意象所表达抒发的悲凉凄怨的情思也一定是受此濡染而形成某种范式。陇山在唐诗中的有多种指称,其诗意的主体情感多为幽怨哀戚、悲叹呜咽。     

略谈唐诗中的古琴文化

古琴音乐是中华民族音乐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许多诗人都与古琴有不解之缘。 本文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研究唐诗与古琴的关系,试图追寻唐诗中的古琴文化。     

从唐诗看唐代中后期的商人与商业

唐朝中后期,随着商人经济势力的膨胀以及商贾向政治势力的渗透,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与商业有关的事件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始受到正面宣传。唐诗作为当时重要的一种文体,不可避免地受到社会现实的影响。现存唐诗中不少篇章反映了商贾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了解唐朝中后期的商业与商人有重要的作用。     

唐诗再补录

所辑为《全唐诗》和《全唐诗补编》未收之佚诗。计二十首。分别辑自《新编萧山县志》《康熙会稽县志》《天台山全志》《苎萝志》《光绪诸暨县志》《兰亭考》等书籍。为了证明这些佚诗的可信 ,作了一些必要的说明     

唐音之始：虞世南诗歌新论

虞世南的应制诗洗脱浮靡，暗寓讽谏，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个性；咏物诗既是咏物，更是抒发自我的高情远志；边塞诗立意高远，洋溢着立功边疆、以身许国的豪情。其创作实践，清晰地展现了贞观诗人努力挣脱南朝诗风的尝试。他的诗歌引导唐代咏物诗重归雅正，还启发了后人对边塞题材的兴趣，被许多唐代诗人师法，因此，在唐诗发展过程中确实具有“唐音之始”的开创之功。     

魏野诗体辨

魏野是宋初著名诗人,关于他的诗,后世多把它归为"晚唐体",但也有人指出其诗"白体"成分.首先从宋初诗坛具体情况出发,结合魏野的生活实际辨别魏野诗风的形成,然后具体从魏野诗歌题材、内容、体裁和艺术特色四个方面辨别他的诗风特点,从而辨明魏野诗歌在体派归属中争议的原因,这样可以更好地理解宋初诗坛,更好地把握魏野的诗风.     

唐诗中的“凤凰台”

凤凰台是南京著名古迹,其故址在南朝都城建康,因唐代诗人李白《登金陵凤凰台》诗脍炙人口,流传千古,而声名远播。由于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中,凤凰历来被视为祥瑞,所以建有凤凰台的地方亦非一处。唐代以后,文人题咏凤凰台的作品,依然层出不穷。凤凰台作为南京的六朝古迹,在历代各地的凤凰台中影响最大。江苏省的文史工作者,尤其是南京市的文史专家,有责任加强对凤凰台的研究。令人振奋的是,南京最近在探索凤凰台遗址的考古工作中取得了新的进展。     

《唐诗品汇》与明初唐诗学

关于唐诗的模范作用,明初诗人从分期、体制演变等方面进行探讨,与在诗歌创作中倡导"鸣国家之盛"相配合,使其对盛世气象的追求与对盛唐诗歌风貌的讨论合为一体,最终推动了高繤<唐诗品汇>的出现.明初的唐诗学精分四唐,明辨众体而推尊盛唐,完成了唐诗学的构建,深刻影响了有明一代的诗歌创作.     

试论王昌龄诗歌的“风骨美”

"风骨"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种审美理想的概括。唐代风骨盛行,盛唐时已成为诗歌创作的主流和共同的美学标准。唐诗中最能体现"风骨"特征的是盛唐边塞诗。现以王昌龄为例,分析盛唐边塞诗鲜明的时代特征,反映盛唐蓬勃酣畅的时代精神和美学风貌,说明边塞诗在唐代是最富于盛唐诗歌所焕发的魅力,闪烁着"风骨美"的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