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民社会理论法治观的解说效力与局限--兼评《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

新世纪的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着法治化的进程,法学理论自然要对这一生动的社会现实进行积极的回应。学术界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维度、不同的语境出发,对法治的产生、发展、当代趋向及中国法治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在近年来众多富有活力的理论研究中,市民社会理论视域下的法治研究则成为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个学术热点。对这一法治观进行客观、理性的审视和评析,可以为当下的法治理论研究乃至整个法学研究提供某种深层透视和省思。1 中国法治研究进路中的根基关怀应当说,中国法学界对法治的真正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的法治和人治大讨论。特别…     

主体中国、民间法与法治

站在主体中国的立场,观察其法治建设的使命,可认为民间法是推进法治中国化的有机力量或构成性因素。但法律移植的意识形态情结,阻碍了人们对民间法与法治建设关系的进一步认识和反思。为此,需要在文化、利益和自治秩序视角重新打量国家的主体性,并在此基础上反思民间法的应有意涵,评判法治建设中对民间法的既有立场,并根据时空两个判准,寻求民间法对法治建设的有效支援,防范并阻却民间法可能对法治建设的妨碍。     

我国民间社会团体发展的法治困境及立法展望

民间社会团体是结社自由权在社会实践层面的具体表征,也是实现国家与社会间良性互动的重要力量。但从现实层面来考察,当代中国民间社会团体的发展陷入了法治困境,集中表现为对其身份＂合法性＂的质疑。针对这一现状,我们必须在回应中国社会转型的基础上,对现有的社会团体立法体系及立法内容进行重新界定和解读。     

国家法治与民间自治的调适 --国家与社会范式的阐释

本文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范式入手,对强国家、弱社会,强社会、弱国家情形下的法律命运及中国转型与变迁的实际,对政府主导型的法治与社会自治型的法治优弊进行评析,并从"市民社会"的认知思路思考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作用,实现国家法治与社会自治,国家法与民间法的合理配置与整合进行了阐释性研究.     

市民社会、中产阶层与法治路径选择

就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而论,西方市民社会及其主体中产阶层既是民主政治产生的重要前提,也是法治文化产生的根基。然而西方语境中的市民社会理论将国家与社会作为一个分离的二元对立结构,强调个人自由与独立和社会的自治性等与当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模式并不匹配。在全球化与后发型现代化背景下,中国法治现代化道路的发展方向,必须立足于国情,走自主型道路;必须选择政府推导的制度先行、法治优先模式;必须选择由政府推导国家与社会的共同发育、良性互动和关系形塑,从而达到制度均衡的法治秩序的基本路径;必须以制度引导促进公民法治文化,夯实法治社会基础。     

市民社会理论:法学现代化及法治研究的新视角

文章认为,在中国对法治的诉求过程中,法学理论赋有前瞻性的启蒙、阐释和导引功能,这就需要市民社会理论的导入。因为它能克服传统法学理论研究的局限,为法学研究提供有效的分析工具和系统丰富的深层理论基础,并能有效观照中国法治之路理论构建的有限和不足,从而推进法学现代化和法治理论与实践对现实的积极回应。     

法律至上精神在我国法治秩序建构中的意义

我国传统社会与西方市民社会的根基迥异,形成了天理、人伦至上与法律至上两种不同的理性精神。在西方,法律至上精神渗透于伦理文化与法律文化的根底中。在我国传统社会中,法律只是执行天理、人伦的工具而已。法律至上精神是现代法治运行的精神动力,而我国传统社会中又缺乏这种重要的法律至上精神的引导。因此,文章倡导在现代中国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弘扬西方市民社会生成的法律至上精神,推动中国法治进程。     

论法治视域中的道德性状

法治社会的发源地是市民社会 ,市民社会在东西方以不同的途径和方式催生了社会的法治化并使其具有经济开放、政治民主、文化多元及法律至上等构架特征。在法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 ,道德的性质随着社会构架基础的变化发生了对位偏移 ,故而其在法治视域里的规范地位和调控形态也逐渐没落和转换 ,并出现立足于法治来构筑德治秩序的趋向     

法治的市民社会视角

当代社会的法治建构是现代化建设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由于现代化理论侧重于政府主导的作用,从而不能为法治建构提供一个妥当的解释模型。有鉴于此,需要从市民社会理论出发,从政府与社会良性互动的角度来分析中国的法治建构。尽管由于＂乡土社会＂成分的存在,用市民社会理论分析中国法治处于一种＂规范性＂与＂事实性＂的张力之中,但从＂参与者＂视角出发可以化解此矛盾,为法治建构提出一种＂中国式市民社会＂理论。     

市民社会:社会主义法治的元素与取向

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两次颠覆:一次是黑格尔将市民社会从政治国家当中分离出来,认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另一次是马克思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进行了翻转,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非相反.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源于市民社会因素对于国家、法的决定性影响.实际上,市民社会构成了不同法治道路的分水岭,我国因为并不存在独立的、体制性的市民社会力量,必然会选择政府推进型的法治道路.然而,参照社会主义法治实践的理想和目标,以一种发展的视角来看,建构具有我国特点和价值判断的市民社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具有重大的意义,对于我们的法治化进程是有力的推动和完善.     

市民社会视角下的民间商会及其政治参与

本文以民间商会的发展及其政治参与活动为研究范例,试图透视中国市民社会发育的路径、状况及其对于政治发展的可能影响.在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背景下,民间商会以一系列的市场条件为基础而兴起,同时又借助于政府对各类社团区别对待的政策立场,成为中国市民社会发展较快、引人注目的领域.在有组织的自主性政治参与活动缺乏正式制度渠道的政治结构中,民间商会以非政治化和低度制度化的方式参与公共政策过程,促进了民营企业家群体与政府之间的良性互动.但要进一步形成国家与市民社会在总体上的良性互动局面,还需要对更广泛的社会利益进行有效整合.     

市民社会的培育是实现法治的基础

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 ,这是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相适应的。市民社会是与市场经济密切联系的一个概念 ,是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下 ,社会成员在生产和交往中形成的社会组织形式。根据马克思的观点 ,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政治国家 ,是法产生的基础。现代法治的实现 ,必须以市民社会为基础。在我国 ,要积极推进法治的进程 ,就要积极加强市民社会的培育 ,促进市民社会的成长 ,以构建法治实现的社会文化基础     

民间法与国家法作用新论

在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矛盾较为突出,法制现代化西方化范式在中国法治化进程中出现很多矛盾,不利于法治秩序的建构与法律权威的树立,因此反思中国法制现代化建设中民间法与国家法的作用,十分必要。     

我国目前的民间信用研究

民间信用在我国已广泛存在。本文以民间借贷、社会集资,农村合作基金会等形式为主要研究对象,阐述了我国民间信用的成因,在现实经济金融生活中的正负面效应,进而对我国目前的民间信用形式及未来民间信用的发展提出了系统的理论主张和政策选择     

法治进程中的缺失及其根基构建

随着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日渐彰显,但检讨法治进程的缺失,明确法治方向和把握法治发展着力点,应是时时注重的。本文从法治发展的路径选择出发,探讨了中国法治进程初期的缺失,提出应重视法治精神的培育,进一步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培育中国的市民社会,以使法治有更牢固的根基。     

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的供求分析

近年来,法学界对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或者说法律实现中的“政府主导型”法治与“民间自生型”法治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进而引发了对变法与法治、立法与执法、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以及法治理想与现实国情等一系列问题的思考,展现出法理学研究不断提高和深化的可喜景象。本文仅就国家制定法与民间法在法律供给与需求方面的内在关系提出自己的看法,以就教于大方。国家制定法就是由权力机关制定的反映统治阶级意志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在全国范围内一体实施的行为制度和规则,它是政治国家用以维护社会秩序、确立资源配置结构的基本形式,最终通过立法、…     

社会资本、权力与法治

社会资本理论的再现是时代的要求,是不断地解构、批判和综合理性选择和新制度主义的结果。科尔曼对社会资本理论有比较透彻的分析,他概括出了社会资本的义务与期望、信息网络、规范和有效惩罚、权威关系和社会组织等五种形式及其现代意义。在社会资本的形成过程中,权力将发挥很大的作用。当今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法治建设(传统型法制向现代法治的转变)关键时期,如何使政治权力为建构新型社会资本服务,使社会资本成为法治的补充并促进法治秩序的建构,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     

民间秩序的重建--从乡规民约的变迁中透视民间秩序与国家秩序的协同趋势

民间秩序作为社会秩序的组成部分,在传统社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传统的民间秩序与国家秩序、法律秩序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因此在20世纪中期中国社会大变革中,其作用几乎消失.80年代以来,村民自治组织的建立使民间秩序的作用得以恢复,但重新建立的民间秩序与传统的乡规民约存在巨大差别.新型的民间秩序正呈现出民主化、制度化以及与国家秩序、法律秩序协同的趋势.     

民间公益服务组织路径选择的SWOT分析

伴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政府、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系统正在构建。民间公益服务组织在社会中发挥着为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的职责,SWOT框架清晰的分析了民间公益服务组织的处境,机遇与风险并存。抓住机遇、规避风险,社会资本理论为分析民间公益服务组织进而走向公民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而这一切都需要建立在信任、互惠、合作三种路径模式的功效耦合基础之上。     

民间借贷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对浙江温州民间借贷问题进行梳理发现,作为中国中小企业的聚集区之一,民间借贷在温州盛行有其必然性。其中,资本逐利性、信用、法治环境与政府行为、社会现状等是导致民间借贷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解决这些问题,努力发展实体经济,扶持有发展潜力的中小企业;完善社会信用体系,规范市场经济秩序;提升政府的服务水平,增加政府行为的透明度等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