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诗艺术形式问题的质疑

本刊一九七八年第四期刊登了尹旭同志的《新诗要革命》一文后,收到不少同志的来信和来稿,对其观点有的表示赞同,有的提出异议,但是不管持何种意见,都一致地表示了对新诗的关注。本刊为了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促进新诗的发展,特辟“诗歌笔谈”专栏,希望关心新诗发展的同志踊跃参加这一讨论。     

新诗形式三题

最近,一些谈诗的文章认为:诗的散文化不仅是合理的,是“历史的必然”,而且是诗的“散文美”的表现;提倡格律和现代格律诗,是“缘木求鱼”、“划地为牢”,搞“形式纪律性”和“统制政策”;“整齐”、“押韵”、“能唱”——诗的“音乐美”已经是陈旧、落后的“传统观念”,成了不合身材而应予弃置的旧衣服了。等等,等等。 事情果真如此吗?     

谈新诗格律

一切文艺都以内容为主,但形式也不可忽视。不注意形式,会损害艺术效果,影响内容的表达,使作品不能起到其应起的作用。特别是诗歌这种文艺形式有其特殊矛盾,需要研究。在五四运动时期,人们冲破了旧诗的格律,开始写新诗。当时的新文学运动受西洋文学的影响很     

分行:新诗形式革命的反思

分行是现代新诗形式变革的重要成果.在新诗被介绍进入中国一百年之际,梳理新诗的分行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新诗的分行与古体诗的"顿"有相似之处,但分行比"顿"形式变化更加丰富.新诗分行的分析可以从怎么分、 分几类,以及分的作用,即标准、 分类及功能等三个方面来讨论.新诗分行的标准是情绪和节奏;分行的类别从手段可分为段内分行和跨句分行,从目的上可分为规律分行和无规律分行;新诗分行的功能可分为构成特定的格式和形成特定的节奏.通过对分行的讨论,可以加深我们对新诗形式变革的认知.     

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的形式探求及其经验教训

中国新诗虽已有近百年的探求历史 ,但迄今尚未定形 ,因此它难以在中国诗歌史上获得恰如其分的定位。新诗如欲定形 ,就该定出一套形式规范原则。本文通过对新诗形式探求的纵向回顾 ,揭示了它在定形化的艰难进程中带有规律性的情况 ,并因此认为 :采用定量与定性了的音组为基本单位 ,形成音组有机组合中等时停逗为特征的节奏表现 ,实属新诗确立形式规范的基础。从这一立论出发 ,本文还把一些已有约定俗成倾向但尚未共同遵奉的形式规范原则整理成一个系统 ,归纳出自由诗、格律诗和自由格律诗三类体式及其内在构成规律 ,然后结合新时期以来新诗定形化的学术见解和创作实况 ,剖析了形式虚无主义的诗学观念给新诗形式探求带来的混乱局面 ,总结其直到 2 0世纪末仍未能实现定形化的教训。     

“美的规律”与新诗的形式

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人的生产与动物的生产之间的区别时,提出了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页).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对于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美的规律”至今仍是众说纷云,莫衷一是,但对于“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之一这一点,则都是首肯无疑的。     

各行其便——简论新诗形式之争

近读古诗,甚感琅琅上口,优美动听。如乐府中的“金杯冷酌琼花酿,玉笋冰调荔子浆”,“蜂蝶困歇梨花梦,莺燕飞迎柳絮风”,“水光山色堪描画,野鸭河豚味正佳”等诗句,都是铿锵有力,言简意赅。再如曹丕的律诗《燕歌行》:“秋风萧瑟天气凉,     

闻一多诗学理论与新诗形式的现代化建构

在中国现代新诗学理论的现代化建构中,闻一多的诗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建设性意义。闻一多诗学的语言观首先区分了诗性语与实用语,由此确立现代诗学的本体论形式观,并进而确认现代诗的"有意味的形式"。闻一多提出的新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原则,是其诗学理论的现代语言观和形式观的具体实施。     

谈艺术形式

馬克思主义在任何方面都是主張內容和形式的統一,因为真理本来是如此,无論自然現象,无論社会現象,都是內容决定形式,同时形式正是表現內容的,离开形式就不能談內容。好比太阳,它有它的內容,它也就有它的形式;流水,它有它的內容,它也就有它的形式,如果水化为蒸气,形式变了,它和流水就是两回事了。人的思想是内     

重提新诗的格律问题

在汉语语境里 ,诗歌的格律问题有其特殊的地位。对于新诗格律的倡导者来说 ,新诗只有在具备了自己的形式之后 ,才能与古典诗歌彻底划清界限 ,因而发掘现代汉语的音乐性就成了新诗格律建设者的重要追求 ;与此同时 ,诗人们也尝试着从语言的视觉形象上(如“具象诗”和“意象”)来增加词语的吸引力。但事实上 ,相对于古典汉语而言 ,现代汉语无论在听觉上还是在视觉上的优势都不再明显 ,因而 ,单纯外在形式上的新诗格律势必难以形成定论 ,新诗的格律只能趋于内在化     

从编辑角度谈论文写作中的形式问题

论文形式的规范与否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作者的科研态度 ,对论文的及时出版也有一定的影响。许多论文普遍存在着形式上的问题 ,常见的有 :摘要与提要的混淆 ,关键词与主题词的混同 ,注释与参考文献的混用。区别它们之间的异同 ,并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准确运用 ,才能做到论文形式上的规范     

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意识和方法——王泽龙《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对新诗形式诗学的开掘

如何系统科学地建构中国新诗的形式诗学,一直是百年新诗不容回避的重要理论课题,而现代汉语是研究新诗形式美学的原点。王泽龙的专著《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较深入地发掘了现代汉语与现代诗歌形式建构的内在关联,解析了现代汉语白话、虚词、人称代词、节奏、分行、对称等现代语言要素在新诗形式建构中的特性、功能及意义,丰富了新诗形式美学的内容。同时,该书始终聚焦于语言问题,既从发生学的角度,对早期新诗的合法性予以中肯的现代语言诗学阐释,又从传播学的角度,对现代诗歌传播接受与新诗形式建构关系做出了历史的逻辑的考辨。《现代汉语与中国现代诗歌》显示出新诗形式诗学建构的综合意识和方法论上跨学科、系统性的特征,是新诗理论与形式本体研究的一项重要收获。     

胡适《谈新诗》论析——新诗的自然音节是什么

一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最大阻力是来自诗歌领域.诗是传统文学的正宗,素来为士大夫阶层所专擅,白话作品很少.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把小说戏剧出让给白话还是能够容忍的话,那么诗歌世袭领地就不决不容“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用之语”来随便插足.无奈旧文学大势已去,从1917年《新青年》首次发表白话诗,不过两年时间,起来响应的作者就遍及全国. 对新诗的攻击集中在音韵声律方面.领导潮流的革新派不把古文家放在眼里,直斥他们     

新诗的尴尬:中国文人诗歌形式演进的必然结果

中国诗歌形式细分起来有多种样式,但总的来说只有齐言和杂言两种形式。文人齐言诗创作历经千年,至唐代格律诗已接近发展的尽头。文人杂言诗创作自中唐词体建立,经过了宋词的繁荣和衰歇,之后是元明清时期散曲和剧曲创作的波澜起伏。新诗是文人杂言诗形式的进一步发展和延续。新诗出现之前,文人齐言诗和杂言诗的语言形式的涵量已达到了饱和点。当代诗歌深陷困境,当代诗人固然难辞其咎,但同时也是中国文人诗歌形式演进的必然结果。     

合同形式初论——兼谈标准合同问题

历史上的合同形式,均与各历史时期的文明程度相适应。当代合同的订立及形式,日益脱离个人本位,呈现较明显的社会化趋势。在确立此种论点的前提下,文章进一步阐述了:合同形式的整体观;合同形式的动态与静态观;表格合同、合同凭证的特征及存在价值。同时,对标准合同与定式合同、附合合同基本同义的观点提出质疑,并对社会主义标准合同的规定性做了新的探讨。     

新诗诗体建设的问题与对策

新诗在20世纪汉语诗坛占有主导地位,却没有建立起必要的诗体。尽管有很多诗人致力于新诗的诗体建设,也取得了一些成绩,确立了新诗的初步形态,新诗诗体建设的最大成功之处是在20年代初中期初步确立了新诗的基本形态,特别是确立了新诗的两大形式特征———新诗的音乐形式和排列形式。新诗却始终处在文体自发与文体自觉、诗体的准定型与不定型、诗的律化与自由化、诗人的文体自律性与文体创造性的对抗与和解中,其中对抗远远大于和解,造成每种诗体都无法进行持续的建设,使诗体建设成为百年新诗最大的问题。目前正是加强诗体建设的重要时期,21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既要正视现实,又要面向未来,既需要现实的构建策略,也需要理想的构建方法。     

关于新诗和旧诗的创作问题

新体和旧体只是艺术形式问题 ,一种新的诗体出现并不意味着原有的诗体消亡 ,在一个长时期内仍将并存并荣。“五四”开创的新体诗当前仍处于实践、探索阶段 ,在继承民族优良传统的基础上革新、吸取中外艺术精华、创作新时代的诗篇 ,是现代诗发展的方向     

百年新诗声音探索中的艺术问题

百年新诗在韵律要求上经历了对旧格律的松绑、新诗格律的绷紧、自由诗再松绑的过程,而今又在呼吁声音探索上的可能性。诗歌有别于散文的文体特征是历史形成的,从最古老的诗到现代的自由诗都共享着基本的韵律手段与耦合形式特征,它们本质上是反概念的表意手段。但中国现代诗人的新诗格律探索在认知与实践上并不一致,由于无法从艺术符号角度把握节奏等韵律要素的表意功能,以致步入形式主义的死胡同：如音、义分离,以“形”害“义”,等等。当代诗歌基本放弃新诗格律,回归形式与内容合一的语言艺术原则,恢复声音要素在艺术符号创造中的潜能,致力于声音语象的探索。     

中国现代新诗的诗体建设问题

中国新诗目前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诗体建设的形式问题,新诗作者普遍滥用自由,导致新诗文本的浅白、啰唆和枝蔓芜杂。因此,新诗作者应有意识地向中国古典诗歌学习,强化形式意识,注重新诗诗体建设,从而有效地提高新诗的整体艺术质量。     

《少年中国》与中国新诗审美形式观念的确立

彻底否定中国传统诗歌,弃置中国传统诗歌的一切审美原则,使得胡适等初期白话诗人的新诗理论先天性缺养。《少年中国》在重新审视传统的基础上,不但找到了胡适理论模式的缺陷及其症结所在,而且提出了一系列纠正胡适理论模式的理论设想。《少年中国》对中国新诗审美形式观念的开拓与确立,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