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死刑案件陪审团制度的构建

死刑作为刑事诉讼中最严厉的处罚,它的正确适用关系到人的生命权以及司法的民主.从司法的民主化、被告人权利的保障、裁判的准确适用、裁判公信力的提高可得出我国死刑案件实行陪审团审判的必要性;从陪审团审判的成本承担、文化土壤、制度环境来看,我国死刑案件实行陪审团审判具有可行性;我国死刑案件陪审团审判制度可从陪审员的资格与遵选、陪审团评议和表决、陪审团审结案件的上诉程序等方面进行构建.     

普通民众参与刑事审判制度比较浅说

普通民众参与刑事审判是刑事司法民主的重要制度之一 ,主要有三种方式 :一是治安法官制度 ;二是陪审团制度 ;三是参审制。治安法官制度较少见 ;陪审制经历了一个从兴起到如今逐渐衰落的发展过程 ;参审制是大陆法系国家对陪审团制改造的结果。我国的人民陪审制实际上就是参审制。人民陪审制目前在我国受到冷遇 ,急需改革 ,西方国家参审制与陪审制的成功经验无疑可资借鉴。     

审前报道对美国刑事审判的影响

在美国,公开刑事审判是强制性的。刑事被告有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而媒体和新闻有自由发表他们言论的权利。美国宪法中两个条款之间的冲突:保证刑事被告人能够获得不偏不倚的陪审团的公正审判,保证自由言论。我们对立法和美国最高法院对这一冲突如何平衡的规定进行了评论,并提出对提高美国刑事审判公正性的建议。     

日本裁判员制度之理性分析

国民参与审判活动是民众对法官行使司法权的一种制衡,是实现司法民主化的重要保障。日本此次通过的《关于裁判员参加刑事审判法》亦是为了确保参与审判的国民真正享有作为审判人员的应有权利,实现民众对职业法官权力行使的制约。笔者于文中对日本裁判员的权利、选任程序及审理案件的范围进行了分析,以期益于我国人民陪审制度之改革。     

日本重建刑事陪审制度的启示

从20世纪末开始,日本通过司法改革重建刑事陪审制度。陪审团制度作为公民参与司法的一种途径,具有制度上的优势,日本为重建刑事陪审团制度做好了制度上的准备,虽存在一定障碍,但为保证陪审制度的成功实施提供了可能性。这一改革对中国的司法改革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远程刑事审判的检视与反思——以被告人质证权的保障为分析视角

作为互联网时代司法回应社会的产物,远程刑事审判已逐步得到社会与法律的双重认可,新冠肺炎疫情则加速推动了远程刑事审判的落地。作为全新的审理形式,远程刑事审判不仅打破了传统审判物理空间上的有形性与固定性,也对传统审判的理念与原则提出了挑战。这当中最为突出的是对被告人权利克减甚至限制的问题,尤其是对质证权的减损,已成为当前远程刑事审判最大的困局。后疫情时代,应当在保证不削弱被告人基本权利及保证程序公正的前提下,高效推进远程刑事审判。应当严格限制远程刑事审判的适用条件、保证被告人的程序救济权、充分发挥值班律师的作用以及确保终端设备的硬件支撑,保障底线正义。     

美国大陪审团功能问题再思索

大陪审团制度扎根于美国刑事司法已长达几个世纪之久,一方面因其具有保障公民免受政府不当指控之效用而为美国人民所褒扬;另一方面因其权力逐渐受限及对检察官的过分依赖而屡遭诟病。然时至今日,大陪审团仍如磐石般在美国司法中占据一席之地。相对独立的宪法地位、根深蒂固的司法传统、明确的权力配置等是大陪审团功能得以持续发挥的支撑性因素,这对我国意在防止检察权滥用而设置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完善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刑事被告人范围的重新界定--兼论法院作为程序性被告人的正当性

刑事被告人是刑事诉讼的基本主体,与控诉方和法院构成了诉讼三方.通常情况下,人们总是把刑事被告人与犯罪相联系,认为刑事被告人即是在提起诉讼以后的一审审判阶段因实体性犯罪行为而受到指控的人.但这种理解并不全面.因为刑事审判救济程序中的被告人还是刑事被告人,其究竟应为何人,原一审中的刑事被告人在刑事审判救济程序中是否还应是被告,这一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均不明确.本文从刑事被告人概念入手,分析了刑事被告人身份确定的依据,认为刑事审判救济程序中的被告人应是原审法院,并论证了法院作为程序性被告人的正当性,从而拓展了通常意义上刑事被告人的范围,以期促进刑事审判救济程序构建的科学化.     

刑事抗诉的现实困境及其本质属性思辨

作为传统的重要法律监督形式,刑事抗诉被寄予厚望:维护刑事审判的公正。然而司法实践中不尽如人意的刑事抗诉效果却使这种监督处于次要地位,过高的期盼与过低的作用表明刑事抗诉面临着现实困境。导致刑事抗诉陷入困境的原因既在于刑事立法本身的缺陷,又在于行政化色彩浓厚的案件裁判机制、法外因素等刑事司法现实。与其一味地强调刑事抗诉的法律监督属性,不如使其回归刑事诉权的本原,将刑事抗诉权与被告人的上诉权、申诉权平等看待,从而使其符合控辩均衡、程序正义的刑事诉讼法理。     

法院功能的异化与刑事上诉制度

法院参与刑事诉讼的重要目的在于以中立的身份发挥定纷止争的功能,并在需要的时候通过刑事上诉程序发挥法律解释、司法造法、司法决策等功能。只有在法官中立、控审分离的情况下,刑事被告人才有可能在上诉制度中获得应有的救济。但在中国,司法权被异化为惩罚犯罪的一种工具,刑事诉讼的本质就是公检法三机关代表国家惩罚犯罪的一种专门活动。在这种情况下,刑事上诉制度不是发挥救济的功能,而是起到了补充惩罚犯罪的功能。我国刑事上诉制度的完善在逻辑上需要实现裁判权的回归。但在司法工具论语境中,要想恢复法院的本来面目,剔除一些强加在法院头上的本来与司法裁判不相匹配的功能,使法院从惩罚犯罪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并非易事。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理念研究

狭义的未成年人刑事司法转处是指将未成年被告人从正式审判中分流的制度,而广义的转处除此之外,还包括审判中刑罚裁量的非监禁化、刑罚执行过程中的非监禁化。由于转处理念所具有的特定优势,将其运用于未成年刑事司法过程中,对于未成年人的保护及对其犯罪的预防都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陪审团制度及其功能

陪审团制度在美受到尊重,是因为陪审团具有保障公民自由的政治功能和提升司法公信力的司法功能以及促进立法的造法功能、推进法制教育的教育功能.陪审团制度具备浓厚的社会、文化和法律基础,主要的是陪审团制度的价值意蕴即陪审团(小陪审团)制度本身的功能有现实的社会意义.对我国正在进行的司法审判制度改革也有借鉴意义.     

国际刑事审判的司法理念——透视国际刑事法院审理的第一案

在现代刑事司法理念中,有一种过多关注和保护被告人权益的倾向,被害人的尊严和利益反而受到忽视。如果说被告人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是弱势群体,需要通过控辩均衡以维护被告人的利益,那么被害人从犯罪行为实施那一刻起就处在弱势群体的地位上,调查、起诉和审判的过程就是聆听被害人声音的过程,还被害人和国际社会一个公正的过程。国际刑事法院作为一个新兴的国际刑事审判机构一方面对各主要法系的制度和国际惯例兼容并蓄,另一方面也在不断改进和创新中探索其自身的审判理念。     

爱尔兰刑事诉讼中的陪审团审判

陪审团审判是普通法系国家对案件事实进行裁决的一种司法方式,同时也是扩展公民权利的一种政治形式。在梳理历史、分析现实的基础上,勾勒出一幅关于爱尔兰刑事陪审团发展历程的图景,并从制度功能的角度指出,爱尔兰的刑事陪审团在总体上已无法满足由其国情所决定的司法和政治需要。而一个制度要想获得健康发展并产生实效,就必须契合于所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法律状况,否则就会成为仅仅停留在"纸面规则"中的"制度"。     

专家对刑事审判的影响模式、问题及完善

专家对刑事审判的影响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即过程参与模式和结果影响模式。结果影响模式作为司法实践自觉之举,反映出以往过程参与模式存在严重的问题。不过,结果影响模式也存在法庭审理形式化、专家意见偏向性和专家身份导向性的现实风险。2012年《刑事诉讼法》的修订,以及近年来审判人员能力和水平的显著提高,使得刑事审判回归过程参与模式的本位。未来应当进一步扩大过程参与模式的开放性,并最终实现过程参与模式的准确性。     

评陪审团制度对社会和刑事司法制度的影响

陪审团制度是英美法系的司法经典代表作 ,由陪审团进行事实审理使公民参与司法过程 ,给刑事程序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 :定罪与刑罚程序分立、庭审集中主义的盛行、证据规则的发展及庭前程序的发达。而陪审团更为重要的作用是促进司法民主化和司法世俗化 ,从而树立法律真正的威信。     

进路选择、障碍化解、制度预置——刑事司法审查制度构建面，临的三个基本问题

制度建构的进路选择、现实障碍的化解、前提性制度的预置是构建我国刑事司法审查制度首先面临的三个基本问题。在制度构建的进路选择上,应坚持“渐进”与“嬗变”、“系统变法”与“局部改良”的结合;构建我国刑事司法审查制度面临着观念上和立法上的多重障碍,需要克服认识上的障碍、解决司法审查制度与现有立法的冲突、塑立与培育分权制衡、法律至上、司法独立等理念及民众的权利意识;“审判中心”和“检警一体”应是构建刑事司法审查制度必须的两大预设制度。     

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的价值蕴涵及其实现

证人出庭作证蕴涵着丰富的价值,它体现了程序公正和以程序推进法治的理念和要求,能较好地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有利于尽快查明案件事实,提高诉讼效率;有利于充分发挥刑罚预防犯罪的功能,提高法律的权威,树立法院的良好形象.但立法的缺陷、司法失范、证人的消极心理等则是实现刑事证人出庭作证价值的主要障碍.为此,必须完善立法,规范司法,提高公众的法律意识.     

我国刑事立法技术的反思与完善

立法技术对于一国法治的实现具有独特的功能。立法技术的成熟与否及其发达程度在很大层面上制约着立法目的与功能的实现,最终影响到法律实施的效果。审视我国立法尤其是刑事立法实践,其在立法技术层面的缺失及其引发的法律冲突和制度欠缺已经极大地影响了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因此,有必要对我国当前刑事立法技术进行检讨,并探讨适合我国立法与司法技术的刑事立法模式,以完善我国刑事立法体系。     

网络舆论与刑事司法决策互动的经济考察

网络舆论与刑事司法决策是互为作用和动态的关系。在互动关系中,任何一方都是在假定为理性经济人角色的情形下,在公共领域中的交流都需要投入一定的成本以实现其自身利益最大化,同时在自身内部同样存在着利益博弈关系。对网络舆论来讲,网络大众的集体行动具有凝聚力是经济性的选择;对刑事司法活动而言,司法主体决策机制的合理构建与运行是经济性的选择。当二者相遇面临利益博弈时,刑事司法主体放低理性的姿态,网络大众收敛感性的冲动,主张平等话语功能才是二者良性互动产生最佳经济性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