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心性论与佛性论探究——以周敦颐理学思想为例

作为“理学开山”,周敦颐在宋明理学史上的特殊地位不可替代,其对理学最大的贡献在于从本体论和宇宙论方面证立儒家心性之学.鉴于学界对其与佛教关系探究甚少的现状,结合北宋儒释道三教融会贯通的社会背景,由佛性论视角对周敦颐的心性论作相关分析,有助于弥补学界对周敦颐理学思想中佛教因素研究的不足,以及更好地理解北宋儒佛两家思想的相互借鉴与融摄.     

中国古代宇宙论的身体性

发端于《易经》的原本意义上的中国古代的宇宙论,既与西方传统的“意识性”哲学不同,也与那些业已“对根的遗忘”的晚出的中国哲学(如“理学”、“心学”)相异,其实质上是一种旗帜鲜明的根于身体的宇宙论理论。这种宇宙论的身体性不仅表现在中国古人以一种借用显体的方式把整个宇宙视作是人身体的化身,不仅表现在中国古人通过一种身体的发生学把男女交感视作是宇宙的“原发生命机制”,而且还表现在其对作为宇宙之道的“时”的概念的一种不无独特的机体主义的理解上。显然,这一中国古代宇宙论哲学中的身体性思想的揭示,对于我们来说具有不容低估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因为它可被目为是对人类“生活世界”的更为彻底的还原,并且同时也代表了对以“以身为殉”为取向的现代主义的一种最早的批判。     

略论张载与理学

从整个理学的发展过程来看,最初为理学开辟道路的,应当首推张载。张载完成了由宇宙论本体向伦理学本体的根本演变,从他开始,理学发展的轨迹基本确定了。     

考察诗学与理学关系的一个范例:对方回诗学的理学阐释

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江西诗学是宋代诗学的代表,方回是江西诗学的最后总结者.方回的诗学思想与其所接受的朱熹理学思想有密切的关系.他的学诗如学道的观点,格高之说的人格内涵,圆熟平淡之论与理学人生境界,以及其诗法理论的深层意蕴,都表明他的诗学理论与理学有深层的关联.通过对方回诗学的理学阐释,有助于我们认识理学与诗学的具体内在联系.     

论朱熹教学思想对现代教学实践的影响

朱熹是南宋时期理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把孔子的教育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其"知行并重"、"因材施教"、"博专结合"等教育思想对我国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南宋中期的理学思潮与辞赋创作

南宋中期,理学对辞赋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当时辞赋从题材立意到结构行文,从思想内容到审美好尚,都烙有深刻的理学印记。这些影响不仅是文人们的刻意为之,更是理学营造了一个以其话语为基调的文化环境,几乎每个文人都在潜移默化中为其沾丐浸润。在科举方面,理学通过律赋和策论等文体创作,在思想和文辞方面对读书人施与深入的影响;理学的发展,营造了一个以其思想为核心的文化氛围,直接作用于人们的思考习惯和为文风格,从而影响到辞赋的发展;理学家身体力行的创作,也对辞赋的发展起到了导向的作用。     

试论顾宪成的理学思想

本文着重论述了明末东林党首领、著名理学家顾宪成理学思想的主要特点和内容,及其与管志道、钱渐菴论战的焦点。作者认为,顾宪成一方面反对腐恶势力,另一方面又恪守封建伦理道德,这种思想政治上的矛盾,使他最终未能突破旧理学思想的局限。并导致了东林党的历史悲剧。这说明,企图用维护封建纲常名教的理学作为救世的思想理论,是行不通的。 作者是我院历史系毕业硕士生,本文是其硕土论文《论顾宪成的理学思想》的摘要,指导教师是邱汉生教授。     

反理学的思想家颜元

清初,满洲贵族以异族入主,深讳“夷狄”之称。为了笼络士人,箝制言论,清廷努力使思想同化于先进的汉族文化。程朱理学强调“规矩禁防”,具有束缚思想的作用,康熙遂大力提倡程朱理学,以统一全国思想。在其政治力量的扶持下,程朱理学呈现了“回光返照”的气象,激起一些排满学者的反感。加之受了“天崩地解”形势的刺激,在当时的学界中涌现出一批反理学的思想家。颜元是这一思潮中的佼佼者。对于理学的批判,颜元不同于王夫之、顾炎武。王夫之是“入其垒,袭其辎”,就理学的范畴、概念来批判理学;顾炎武是提出经学以反对理学;颜元则不然,他把以往两千年的学术思想全部否定了,而试图建立以总结社会生活、生产经验为内容的新理论。     

明清时期的官方理学和非官方理学

我国明清时期的统治思想是程朱理学。但在理学中,又有官方理学与非官方理学的区别。官方理学是以明代薛瑄、胡居仁,清代熊赐履、李光地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其学与权力、利禄相结合,在理论上日渐僵化。非官方理学是以明代罗钦顺、王廷相,清代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理学,其学对程朱均有所批评,富有理论的创新性。在明清,官方理学与非官方理学都批判心学。对他们来说,心学无疑是异端之学。     

四川理学及其特点

四川理学及其特点余光贵关键词：宋明理学，四川理学，理学思想宋明理学是中国古代哲学中，最具思辨特色和完备体系的理论形态。着意于从本体论上为纲常伦理作论证，注重义理心性的探讨，具有丰富辩证思想等是其一般的思想特征。由于宋明理学在封建社会后期经历了一个由产...     

论理念的宇宙论意义、本体论意义和逻辑意义

本文分析了柏拉图理念论的思想渊源;对于理念范畴的本体论意义、宇宙论意义和逻辑意义作了明确的区分,指出理念由于其自身的永恒不变性和完美性,首先获得了本体论和宇宙论上的优先地位,而理念相对于具体事物的逻辑上的先,则是由它在本体论和宇宙论上的优先地位所确定的。     

重评戴震——关于戴震思想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的省思

戴震思想的研究,长期停留于汉学与宋学、经学与理学以至于“欲”与“理”的方法之争和概念之辩以及唯物与唯心、理学与反理学的思想路线斗争的理论研究层面上,遮蔽了戴震思想在中国古代思想尤其是儒学思想发展历史以至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和意义,从而也就不能全面地、准确地和完整地评论和判定戴震思想的真实价值和历史贡献。从宋明理学以及儒家思想的历史发展尤其是其内在的思想理论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这种传承关系所导致的原有思想理论的深层结构的深刻变化,以及这一变化所产生的理论与实践关系的变动的社会影响三个方面,反省和反思戴震思想的地位和意义,重新评判戴震思想的真实价值和历史贡献。得到的结论是：首先,从宋明理学的发展历史看,戴震是新安理学的终结者;其次,从儒家思想理论自身继承和发展的历史实际看,戴震是儒家思想理论自身继承和发展的哲理化进程的终结者;最后,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看,戴震是通过关于“理欲之辨”的理论批判所实现的对于“理学思辨模式”的片面的和偏激的思想实质及其反社会和敌视人的社会功能批判的实践批判者。     

《尚书》的政治哲学：德化论的发展

儒家的天人观,其第一阶段是《易》学宇宙论之认识,第二阶段则将宇宙论发展为天命论、上帝论以及人的德化论,而第三阶段是孔子以后的仁义论。《尚书》的中心思想是德化论,＂德化＂为政道的起点与理想,治道为达致政道理想与目的的方法与过程,治道过程中＂德、政、治、法＂是合一的。西方政治哲学在形而上学层面上强调的是天人两分的二元论立场,其政治理论是＂契约论＂,与中国＂德化论＂并非同一起源,反映了＂内在超越＂思想与＂外在超越＂思想的差异。     

《吕氏春秋》的思想统一性问题述论

《吕氏春秋》的思想统一性问题,同时关涉到思想主旨和文本结构问题的讨论。《史记》所载《八览》《六论》《十二纪》的次序反映了吕氏门客编定《吕氏春秋》的次序,三个部分功能不同。《八览》重在集览先秦政治与思想资源,并批评秦政得失,《六论》则进一步抽绎理想政治的基本原则,《十二纪》才是最终目标所在,即为新的秦王朝设计一部治国纲纪,并论述其思想基础。《十二纪》的编制,依托于秦汉之际流行的统于太一的元气宇宙论,其思想有统一性,但这种元气宇宙论,其内容主要是对战国中晚期思想成就的继承与整合。     

袁枚批评理学与佛教

袁枚是一位思想学术批评家，以理学、汉学与佛教为主要批判对象。于理学重在批评其“道统”之说与禁欲思想，但对其理论不乏客观评价。于佛教则批评其“绝欲”的虚伪与戒律的荒谬。     

程抱一的三元思想探析

程抱一在其法语作品里对中国哲学思想做出富有新意的阐发。我们考察相关的理论文献后发现,其立论是以中国传统宇宙论、气的思想为基础。程抱一提出的"三元思想"不仅仅是他潜心书斋钻研中国古代文献典籍的结果,也是他接触法国汉学界、从事汉学整理工作的一项特殊"回报"。     

朱元璋与明初理学

明王朝创立者朱元璋出身草根,但他自幼怀有强烈的读书之志,在其反元斗争中,主动寻求机会结交儒士,学习文化,既得治国用世之人才,又得指点其认识和理解儒学精义之师,进而亲近儒学,为他建立明朝即选择并确立程朱理学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奠定了基础。与汉、宋等王朝开国以后要经历相当长时期的思想酝酿阶段才确立其政治统治思想有所不同,朱元璋在开国之初便确立理学作为明王朝的统治思想。因此,朱元璋在近臣解缙的建议下,开始排除杂书异说而旨在思想一统的＂勒成一经＂的理论编织。由开国皇帝朱元璋与其子明成祖朱棣直接领导和导演下,打着＂家孔孟而户程朱＂的旗帜,开始了大规模地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三部理学巨著。明初三部《大全》的编纂最终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绝对统治。朱元璋以程朱理学为明王朝统治思想的开局,使得明初理学成为政治权威原理和统治工具,理学原有的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受到窒息,失去了它发展的生机与活力,出现了理学发展的危机,成为王学崛起的理论前提。     

试析理学性、情观对“以意为诗|”论的影响

宋代理学对诗学的影响在何种层面上发生一直众说纷纭。事实上,理学的性、情观对宋人思想观念影响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通过对文人思想结构的改造,理学性、情观影响到此一时期诗人的创作思想。宋人“以意为诗”论中就渗透了理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它同时也铸就了宋人诗歌独特的美学风格。     

略论两宋书院与理学的传播

两宋时期书院兴盛一时,极大促进了学术的繁荣。这一时期理学的勃兴是和其学派利用书院讲学传道、传播其思想分不开的。书院与理学传播的结合,一方面为书院发展提供了人文基础和思想文化土壤,为书院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自由的活力,另一方面极大拓展了理学的发展空间,扩大了其在学术、社会领域的影响力,为理学上升为宋以降思想界之主流、成为官方统治思想作出了重要贡献。     

李光地对程朱理学的承袭与拓展

李光地是程朱理学在清代前期的代表人物,其理学思想同样受到当时学术思潮的很大影响。他批评了理学和心学的后学们以及主张气论者的理论,提出在程朱理学的基础上,汲取诸家之长,构筑一个适应时代要求的理论体系的主张,即存实心,明实理,行实事。具体而言就是:将"天"人格化,将"理","性"经验化,将"欲"合理化。他以"天理之生意"、"心性之博爱"、"人欲之非恶"等三个层次的思想结构把程朱理学与时代特征结合起来。这种新的诠释方向既不违背程朱理学的思想脉络,又能容纳博爱、人欲善等观念,由此构成新的理学思想,则为儒学生命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基础。李光地的理学思想对博爱、人欲善等观念的肯定颇具启发意义。也就是说,传统儒家思想并不必然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截然对立,那种以儒家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而对其大加挞伐的言论是十分片面的。进而言之,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应有作用不存在理论上的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