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的危机学习-协同治理机制研究

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是我国“十四五”时期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特别是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治理中发挥了“协同增效”的特殊作用。社会组织在应急状态下如何进行危机学习以快速实现新的环境适应,如何与政府部门及专业机构合作,以协同形成应对突发事件的有效治理机制,这些都是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研究中需要关注的重点内容。以危机学习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为基础建立分析框架,系统研究了B市参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处置的X社工中心“服务型”和Q基金会“资源型”的“危机学习-协同治理”机制。研究发现,多元主体领导机制及时调整是社会组织适应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件的前提,坚持需求导向、资源的精准对接是协同防控的关键,信息化危机学习与角色定位可有效提高应急处置的效率。当前,统筹协调机制尚不健全、政府职能部门的响应速度不够快、相关长效工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影响应急管理中多元主体的良性互动和资源的有效配置。基于此,在制度建设方面,需建立社会组织应急响应机制以提高公共危机中政社协同的应对能力;职能发挥方面,应利用好社会组织的人才专业优势,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三方联动的应急管理协同治理格局。     

非政府组织在突发事件应急机制中的作用研究——以汶川大地震为例

转型时期频繁发生的各种突发事件考量着我国突发事件应急机制的弹性能力.非政府组织在突发事件的预防和准备,管理和反应,恢复和重建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应急经验缺乏,内外部监督缺失,组织间的协作缺失,与政府公众互信缺失等不足之处.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不断提高专业素质,积累危机处理经验,建立和完善内部监督机制,非政府组织间沟通协调机制,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及公民间的良性互动机制.     

参与式管理在生态农业基地建设中的应用性分析

要转变农村经济发展方式,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必须依托生态农业基地的建设,为广大农民提供协调发展的平台。让员工参与到组织的决策过程中,最终激励员工自觉提高生产率的管理方式,将其引入生态农业基地建设中,搭建专家、管理者、农民、非政府组织、消费者等多主体共同参与决策的平台,可最大限度激励各主体参与农业基地建设的积极性。     

日本应急管理机制及对中国的启示——以“3.11地震”为例

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日本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快速投入及有序性与日本政府的应急管理机制密不可分。日本已经形成了集预防与应急功能于一体的多元社会主体参与的应急管理机制,具有重视预防、条块结合、重视基层的灾害应对能力建设等特点。＂3.11＂地震中所体现的政府主导、民间社会跟进、公共媒体的成熟表现、国际社会的密切配合和援助等专业、快速的应急管理不仅保证了日本抗震救灾工作的有效实施和社会的有序运转,也给中国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结合当前中国政府在应对突发自然灾害的应急管理中存在的不足,应着力提高地方抗灾能力,重视对民众灾害的应急教育并引导非政府组织参与应急管理等。     

应急管理多主体的治理责任:确责、履责、问责

应急管理治理主体在应急管理实践中暴露的矛盾现象,反映了应急管理主体责任体系在确责、履责和问责环节的建设不足。基于治理理论,梳理了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民在应急管理中的基本责任;基于管理机制理论,厘清了四类典型突发事件中各管理主体的主要分工和责任,明确了应急管理履责机制分析框架。通过分析问责制度的问责依据、对象、流程和原则,提出各个环节有待解决的问题。最后针对确责、履责和问责3个环节提出了构建应急管理治理责任体系、完善常态化全流程风险监控、健全纠错容错机制和问责追责机制等建议。     

治理视阈下应急管理参与体系的探析

结合治理理论的相关看法,倡导在应急管理中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并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和公众等多主体参与的治理体系。最后,为我国应在应急管理实践中转变政府职能、明确参与主体权责划分、培育应急管理的社会资本提出了建议。     

政府在应急处置中的法律责任研究——基于加拿大安德鲁集体诉讼案

安德森等诉曼尼托巴政府等一案因涉及加拿大原著印第安人权益和政府的信托义务而使得这一案件比一般的灾后索赔案件更加复杂。通过对该案的梳理发现加拿大联邦政府实际上很少参与应急管理的具体规划和实施,各省通常制定法规将应急管理的义务再分派给下一级地方政府或市政府,而应急处置的分级管理与加拿大政府应急处置免于起诉的司法传统使得其问责机制运行不畅。基于这一案件的分析,政府在应急处置中的责任主要表现为政府委托第三方和政府自身行为所产生的责任,而完善政府应急处置问责机制的路径可以从规范政府应急处置实施标准、加强对参与应急处置的非政府组织的第三方的管理、畅通司法救济渠道予以加强。     

社会救援资源应急供应链的协同管理

针对社会救援资源的供需不确定性以及应急供应链的政府主导性和快速响应性特征, 将协同学理论引入应急供应链管理中, 对应急供应链的协同管理进行理论分析, 从战略层、策略层和技术层分别设计应急供应链的协同管理框架;从组织协同、流程协同和信息协同三个角度研究应急供应链的协同机制。认为:应急供应链的协同管理符合社会救援资源主体的自组织特性, 并且能够发挥应急供应链的整体效应, 促进应急资源的有效整合。     

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研究述评

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是近些年学术界和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围绕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国内学者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危机管理参与的背景和意义、对非政府组织危机参与的理论解读、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参与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等方面,而国外学者主要研究非政府组织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和经验,同时也有国内学者对国外非政府组织参与危机管理的经验介绍。     

农村基层组织应急管理能力提升路径研究

乡村振兴需要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完善基层治理体系、提升农村基层组织应急能力是实现乡村振兴的基础和保障。目前农村基层应急管理存在事前预防化解不及时、事中处置能力待提升、事后恢复总结待加强等问题。应从完善应急管理体制机制、加强应急预案建设、提高应急物资保障能力、加强应急管理队伍建设、推进信息共享平台建设等五方面提升农村基层应急管理能力。     

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治理的理路

推动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治理是落实进一步深化改革战略部署、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也是回应农村治理危机、重构农村治理秩序的现实需要.近年我国农村非政府组织发展迅速,在农村治理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治理主要功能是参与公共物品的供给、利益表达与整合、社会资本积累.目前,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治理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合法性困境、资金人才匮乏、自身管理能力不足.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参与农村治理的作用,必须解决好这些问题.     

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形成、运作现状及动因分析——以四川省群光村、民主村为例

农村专业合作组织的形成取决于需求因素、利益因素和制度因素的共同影响。农村专业协会虽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上是一种较为松散的民间互助组织,因此需进一步建立健全完备的管理制度和运行机制,加大扶持力度,树立指导形象,提高农户的合作、参与意识。     

宋代乡村社会"自治"论质疑

宋代乡、管、耆、都保等乡村组织均非自治组织,而是整个国家行政组织的一部分,代表国家对乡村进行统治。乡村中的宗族组织、民间经济组织、民间宗教组织和民间武装等民间组织也未达到自治的程度。宋代乡村社会不是国家权力的"真空"地带,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自治。     

农村非政府组织在我国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各项建设成果的取得、巩固和继续推进需要政府、企业乃至其他社会组织的密切合作.农村非政府组织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不仅能够实现新农村建设主体的多元化,还能够在培育符合新农村建设需要的新型农民,构建安定和谐的村庄新秩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解决新农村建设中存在的侵权行为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模式的变革

现行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模式属于政府单一中心模式,它受制于土地所有权的国有和集体二元分层制度,排斥了农民承包土地经营权的资本化,使得失地农民没有获得应有的收益,且农民土地权利的司法救济途径不畅。基于农村集体土地是其所有权主体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宪法修正案》、《农村土地承包法》以及《物权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对农民合法权益的维护,现行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模式亟待进行多中心变革。政府权力、社会权力和市场权力多中心治理的路径,可以实现政府主导、司法救济、社会参与和市场契约的和谐的征收与补偿秩序,是坚持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的农村集体土地征收与补偿模式的变革之道。     

非政府组织在应对公共危机中的角色与地位探讨

针对非政府组织的特性,分析了非政府组织在应对公共危机时扮演着政府“助理”的角色,指出非政府组织在危机处理中的作用及其面临的困境,从管理主体、社会层面、制度建设上提出发展和完善非政府组织的具体措施。     

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乡村关系 ——以苏北个案调查为例

以苏北调查数据为基础,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视角,分析苏北地区乡村关系的现状,指出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效果不明显,村委会对乡镇政府仍有很强的依赖性。因此必须推进培育民间经济组织,增强农民及村干部的主体意识;加强乡镇之间、村庄之间的合作交流,要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需求,对其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经济发展绩效评估及政绩考核等进行明确定位;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中,政府应该改变以往＂一包揽＂的管理方式,积极吸引企业、非政府组织等参与供给。     

论民间组织在突发公共事件治理中的运作机制

突发公共事件具有突发性、严重危害性、特定地域性、时间迫切性的特点。民间组织来自民间,具有民间性、专业性、灵活性、公益性、自治性的优势,在突发公共事件的治理中可以发挥提供救助、稳定秩序、反映诉求、整合社会的功能,从而有助于保障人权,维护安定,实现善治,为社会的和谐做出独特的贡献。应当完善保障机制、补偿激励机制和监督机制,为推动民间组织参与治理突发公共事件奠定良好的运作机制。     

关于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控制管理政策的思考

民间组织已成为中国社会和政府转型期解决社会问题的一个重要机制,虽然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当前也面临一定的困境。就其与政府关系而言,近些年来,面对民间组织的迅速崛起,政府对民间组织采取过于强化控制管理政策,使得民间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定障碍。因此,完善政府对民间组织的控制管理政策是解决民间组织发展困境的重要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