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元规模、治理成本与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研究CSSCI

在乡村社会中,治理单元规模、治理成本与乡村治理结构选择密切相关。当单元规模较小时,“关系—制度型”治理结构具有低成本优势;当单元规模较大时,“制度—关系型”治理结构具有比较成本优势。所以,伴随单元规模的扩大,乡村治理结构由“关系—制度型”结构转向“制度—关系型”结构,方能实现治理有效。目前乡村社会中,关系治理的路径依赖与外部环境的变化严重制约或影响着乡村治理结构转型,导致乡村社会治理失灵。而要想走出治理失灵,一方面,应科学看待合村并组,推动治理单元规模调整与乡村治理结构转型相协调,另一方面,要合理对待既有关系与制度,既要建构制度与清理制度并重,又要利用关系与规范关系并行,以优化乡村治理结构。     

数字乡村治理探赜:理论图式、主要限度与实践路径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内在构成要素,在国家治理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数字乡村是新时代中国乡村建设和治理的价值取向与行动指南。通过构建数字乡村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基于“理念结构过程目标”的理论图式,对数字乡村治理进行逻辑阐释。理论分析认为,数字乡村治理在理念上实现了从机械到智慧的升级,在主体结构上实现了从单一到多元的协同,在治理过程上体现了从碎片到整体的智治,在治理目标上体现出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当前,数字乡村治理的实践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治理理念、主体结构、治理过程及治理目标的脱嵌,从而使得数字乡村治理的方向受缚、行动受阻、整合受限、转型受挫。为了更好推动数字乡村治理,应实现不同维度的再嵌入,提升数字乡村治理的绩效,需要从理念重塑、结构优化、过程升级和目标同频4个方面采取针对性的措施,从而提升乡村治理绩效,实现中国式乡村治理现代化。     

从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乡村治理的逻辑转换

税费改革之前,国家主要以乡村非正式权威力量和基层政权组织为中介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接点治理",但因其难以适应乡村社会的现代化变迁需要,乡村治理模式必须及时转型。农业税取消后,为维护农民权益,强化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基础性权力,国家改变治理策略,国家权力与农户直接对接的直接治理模式逐渐兴起,乡村治理实现了由接点治理到直接治理的逻辑转换。这一转换深刻影响了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改变了基层政权的行为方式。由此,欲推动乡村治理转型、实现乡村振兴,需重塑乡村治理结构,将接点治理与国家政权建设结合起来,实现两者和谐共存。     

基于城乡一体化视角的乡村治理

城市化进程加速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分化,导致了农村社会类型的多样化。乡土社会结构的变化必然带来中国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传统的政府为主体的乡村治理模式无法与变化中的乡土社会结构相适应,纯粹的社会组织自治又因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较低而无法实现,乡土社会出现了治理的衰微。因此,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不仅是乡村社会的建设,更是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式的乡村治理模式的试运行。     

乡村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复合型治理的生成逻辑——以“三元统合”为分析框架

乡村治理现代化转型推动东部沿海乡村形塑复合型治理结构。田野经验表明,乡村社会呈现治理机制的复合型嵌入：常规型事务的行政化运作,形塑乡村科层组织格局;运动型事务的政治域统筹,奠定乡村党委统合制度;内生型事务的自治性回应,构建乡村协商治理机制。复合型治理结构不仅衍生“政治-行政-自治”三元统合的治理机制,而且提升乡村实质治理能力,实现规则之治、稳定生态与治理有效。复合型治理是外生型治理事务结构倒逼和政治型治理责任考核取向共同作用的结果;其合理性来源于国家政权合法性的必然要求,以及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困境突破。     

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基于贵州省M县S村的考察

乡村振兴背景下,“抓党建促振兴”成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一种可行路径。通过对贵州省M县S村的案例考察发现,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之所以成可能,原因在于21世纪以来乡村社会变迁、基层治理模式转型以及新时期农村党的建设新要求。基层党建嵌入之所以能够优化乡村治理,关键在于基层党建通过组织嵌入乡村治理夯实了治理基础,通过行动嵌入乡村治理优化了治理方式,通过职能嵌入乡村治理重塑了治理属性;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之所以能够有为,重点在于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能够在组织结构、治理目标上实现耦合,并形成互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要进一步优化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的路径,推进乡村治理有效实现,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逻辑

通过对当前乡村治理必须处理的供给与需求、控制与自治、一元与多元、传统与现代四大对称关系的梳理与释读,本文指出,乡村治理结构的现代转型应在四大基本逻辑基础上进行构建:在空间结构上要以农民的公共需求与乡村有效治理为主线来确定其适度规模;在权力结构上要以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来实现官治与民治的合作互强;在制度结构上要根据乡村具体境域来进行多元化制度安排;在资源结构上要注重传统资源与现代资源的有效开发与整合,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善治与和谐。     

网络技术结构性赋能与乡村治理数字化转型——基于江西省赣州市村务微信群的考察

网络技术作为社会变革的关键性变量,对乡村社会治理具有结构性赋能效应。江西省赣州市的村务微信群实践表明,网络技术强化了乡村治理中的村民“共同在场”,促进了村民主体意识的觉醒和村庄集体归属感的提升,实现了网络技术的“心理赋能”。群内建构的多元主体协商共治的乡村治理结构和村户代表制的主体结构场域,改变了乡村治理的结构模式和博弈方式,实现了网络技术的“结构赋能”。而乡镇干部代表国家力量的入场,为村民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国家权力依靠,形成了国家与村民对乡村治理行为的“双重注视”,实现网络技术的“权力赋能”。网络技术的结构性赋能,形塑着乡村治理的结构模式,推动着乡村治理的数字化转型。     

数字乡村建设背景下乡村精英再造与治理机制分析

城乡社会转型期农民流动性增强、村庄公共性萎缩、乡村精英权威弱化,加剧了乡村治理精英的社会性流失;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加速了传统乡村治理精英的制度性流失。转型期乡村治理面临精英缺位的实践困境。乡村治理数字化改革中,搭建多元化乡村精英参与村级治理的数字平台,促进了乡村精英主体整合、精英权威重塑,再造了复合型精英治理结构,重塑了乡村精英治理的规范化和公共性;与此同时,数字化改革中的乡村精英治理也面临精英主体性弱化、数字形式主义以及治理悬浮的困境。因此,在推进数字乡村建设和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不仅要发挥乡村精英人才的支撑作用和治理优势,而且要遵循数字技术与治理主体、基层组织和乡村社会的适配性,从而实现乡村治理数字化的渐进性变革。     

流动性治理：乡村社会治理的“流动转向”

随着全球化、城市化、信息化的持续推进,乡村社会正发生着多维结构的转型、解构和重构,呈现出明显的流动性、液态性、微粒化特质。立足新时代乡村社会结构多元分化且流动的社会事实,如何理解乡村社会治理的机理和实践模式已成为提升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和迫切之需。文章结合社会学研究的新流动范式,提出流动治理的概念,旨在将乡村社会放置于流动语境中进行讨论,建立起乡村社会治理的流动性主客体,继而对传统乡村社会治理模式进行价值上的新反思、理论上的新审视和范式上的再建构。     

从资本结构视角看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优化

企业的治理结构与资本结构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资本结构是治理结构的依据和基础 ,治理结构是资本结构的反映和体现。从资本结构入手来分析和解决企业治理结构问题无疑有着很强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利用企业资本结构与治理结构互动关系 ,分析了当前我国国有企业资本结构的特点及其与治理结构问题的内在联系。并基于我国的体制现实 ,对通过完善资本结构以优化国有企业治理结构的调整思路提出了过渡性目标模式以及若干政策建议     

基于人力资本的公司治理结构研究

理论界在公司治理结构问题上一直都是从非人力资本角度研究的,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力资本主体的出现使治理结构进一步复杂化.构建基于人力资本的公司治理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必须试图构建基于人力资本的公司复合治理结构模式,完善我国人力资本的公司治理结构中应解决的相关问题及具体措施.     

中美公立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比较——基于加州大学和A大学的分析

大学内部治理结构直接决定大学治理能力的水平高低,是否拥有科学的内部治理结构是完善现代大学制度的关键。通过对加州大学为代表的美国公立大学和A大学为代表的中国公立大学在共同治理结构和纵向组织结构方面的比较分析发现,中国公立大学需在以下方面着力完善内部治理结构：一是以学术事务为中心对学校内部治理结构进行重塑和优化;二是完善制度设计让教师真正共享学校学术事务决策权;三是以事权和实权匹配为基本原则对校院二级合理分权。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的复合型治权结构及行动逻辑:历史底色与现代启示

乡村治权结构的优化与转型,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治权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既有研究对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权结构的认识,强调从精英/能人的能动性出发,或是侧重于精英权力存在的社会组织土壤。然而这样认识路径,既弱化了传统共同体内涵的整体性权力面向,也遮蔽了边疆乡村社会复杂而又特殊的治权结构事实。通过中国西南区域农村深度调查材料发现,传统时期的治权结构表现为整体性权力与个体性权力的复合支配,具有三层逻辑意涵:一是作为权力化身的整体对个体的支配,二是拥有权力的个体对处于服从地位的个体的支配,三是整体性权力支配往往优先于个体性权力支配。民主改革以后,复合型治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但是历史的底色尚未完全褪去。在当今社会,探析复合型的治权结构及其嬗变进路,促进治权结构的现代化,最终转向整合式的治理图景,无疑对于提升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加快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公司治理结构探微

分析了公司治理结构的科学涵义，指出了当前我国公司治理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从我国国情出发，从公司的政治结构管理与经济结构管理、股权结构、建设公司治理的组织机构及其制度基础、约束与激励机制等方面，寻求公司的治理结构基元和变元，提出进一步完善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对策。     

从会计诚信危机论公司治理结构创新

本文分析了公司治理结构与会计诚信之间的关系,指出了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缺陷及其对会计诚信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创新和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措施.     

基层治理中的利益网络化运作

内容：城乡结合部地区的农村因要素市场化与利益集聚不断冲击着原有的乡村治理体制,基层治理中呈现的“内卷化”与合法性危机成为主要问题。然而农村社区治理主体所产生的变异并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治理矛盾和冲突,其原因在于“富人治村”或者说灰色力量的渗透是有其村庄治理的运作策略,他们的行动策略也会构建一定的治理结构。富人和灰色力量通过利益网络化的策略进入村庄治理结构,在获得村庄治理主体位置的时候又反过来通过利益网络支配村庄治理格局。利益网络化运作是一种双向流动的过程,既是富人得以维持其地位的支撑结构,同时也是他们得以支配村庄的工具。     

我国公司治理结构对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影响分析

近年来不断发生的财务舞弊案件给投资者带来了巨大损失,同时也引起了人们对公司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关注。基于对公司治理结构、内部控制以及二者关系的深刻理解,公司治理结构对内部控制效果具有很大的影响,内部控制失效的深层次根源在于公司治理结构上的缺陷,不同治理模式下的内部控制需求的不同,我国现行的经济体制环境下,需要从产权结构入手,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同时针对我国公司治理结构中的监督乏力和激励不足问题,提出具体的改进设想,以期为提高内部控制的执行效果提供参考。     

基于人力资本特征的高技术企业公司治理结构的设计

高技术企业与一般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着较大的差别,这种差别主要源于高技术企业中人力资本的特殊性,以及人力资本在高技术企业公司治理中的权力竞争力。大多数高技术企业在快速增长的同时并没有建立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公司治理结构,这极大地阻碍了企业的生存与持续发展。该研究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出发,根据高技术企业不同生命周期人力资本的特点,分析人力资本对企业治理结构的影响,并根据高技术企业成熟期的两个阶段特征,具体探讨其治理结构的设计。     

西方公共治理理论体系的构建及对我国的启示

西方公共治理的五大前沿理论有共性也有差异,这种差异性并非是对立之存在,而是互补之存在。新公共服务理论在理念层面上,突出服务理念;网络（化）治理理论在治理结构方面,强调网络结构;整体性治理理论在治理方式方面,提倡整合或合作的治理方式;数字治理理论在治理工具方面,主张大数据技术或智能化治理;公共价值管理理论在治理目标或使命方面,认为创造公共价值将是未来的方向。因此,我们应将治理的理念、结构、方式、工具、使命等层面的优势整合起来,构建西方公共治理理论体系,发挥出整体优势,理论群优势。这一理论体系的构建既能反观我国当前的治理背景、设计出合理的治理方案,又能在理念、结构、机制、工具、目标层面启发我国国家治理体系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