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僚制:危机与超越

官僚制是以马克斯·韦伯等西方学者为代表所构建的一种经典管理范式,意指现代社会实施合法统治的行政组织,它是一种高度理性化的组织模式。从其诞生以来,一直在各国公共管理领域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和影响。但随着各国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官僚制的内在缺陷也日益暴露出来,官僚制在现代社会中的专业化危机、服从危机、民主危机、信息危机,使其受到了广泛的批评与质疑。对官僚制进行全面的审查与解析,以澄清人们对官僚制的看法,目的不在于全盘否定官僚制,而在于正视官僚制并从复合型官僚、道德猜想、顾客驱使及规制重塑四个方面对其进行重整,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公共管理的改革取向作出一些前瞻性的设想。     

委托人、顾客还是公民——加拿大地方政府公共行政的三种模式

加拿大地方政府的公共行政存在三种模式,即官僚制模式、市场化模式和公民权力模式。目前,加拿大地方政府的组织形态正在从传统官僚制模式向后官僚制演变,且在市场化模式和公民权力模式这两种基于完全不同的假设和价值的模式之间徘徊。地方政府改革应该更多地接纳公民权力模式。在民主制之下,地方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与公民社会一起做出政治决策,并通过民主过程充分地执行这些决策。     

马克思对黑格尔官僚制理论的批判及其当代意蕴

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阐释了其官僚制理论,认为官僚制代表了普遍利益,在市民社会和国家之间起中介和调节作用.马克思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批判黑格尔颠倒了官僚制的本质,指出官僚制是将自身的特殊利益伪装成普遍利益,固化了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是一种内容上的形式主义,并提出用民主制替代官僚制度的设想.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背景下,要借鉴马克思官僚制批判思想,警惕权力的异化,遏制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赋予人民更加彻底的民主权利.     

对官僚制批判的再批判

20世纪70年代起在西方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学派对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和核心模式———韦伯的理性官僚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批判主要集中在官僚制的限制民主、压抑个性、效率低下、应变力差等方面。本文试图从行政生态学角度对这种批判进行再审视,认为新公共管理只是在表层采取了与官僚制不同的形式而已,实质上是对理性官僚制的改进和回归。尤其是在行政环境与新公共管理发生地截然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官僚制仍有其生命力。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理性官僚制不足的状态,应汲取理性官僚制的合理内核,同时有选择地吸纳新公共管理的部分建议,实现自身公共行政的超越———走向后官僚制。     

解读官僚制“悖论”与中国的抉择

20世纪以来,公共行政经常性地陷入困境,尤其是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引起了政府结构及其运行中众多问题。基于实践中公共行政体制的重重困境,笔者着重解读了官僚制理性化进程中的诸多“悖论”,并从中感悟到官僚制的形式合理性取代和湮灭了其实质合理性,各种摈弃和超越官僚制的理论并不能涉及官僚制背后深层面的问题;官僚制自身的“二律背反”体现为:官僚制管理是必须物的同时又是实现国家目标的障碍。在反思官僚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公共行政体制的现状,提出应在行政改革的实践中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体制。     

官僚制与现代民主政治

由于英语中"官僚制"一词的复杂含义,历史上众多的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予其重视和研究,出现了官僚制研究的"理论丛林"现象,并对"官僚制"这个概念赋予强烈的感情色彩和难以把握的内涵。文章拟从民主和效率两种价值取向概括和分析与官僚制问题密切相关的理论。     

西方治理理论的价值取向与理论困境

西方治理理论建立在对传统等级官僚制模式和自发市场模式的反思基础上,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扩展和信息社会的到来而产生。治理理论的价值取向在于它试图消解传统民族国家主权的绝对性,明确主张多中心治理,打破传统民族国家与国际社会、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市场与计划之间的二元对立思维,倡导社会各行为体间通过谈判、协商式程序技术以治理社会公共事物,运用合作、互惠与信任的社会资本而最终形成一种自主的合作网络,尊重多样性在良好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后现代主义色彩。治理理论面临诸多内在的理论困境:它偏重直接民主,却仍然需要间接民主;提倡多中心治理,但官僚制作为一种有效的组织方式在其后官僚制前景中仍然发挥重要作用;在重构合法性的同时使责任的归属困难重重;可行性与有效性的困境则可能导致"治理失败";"全球治理"的追求并未改变强权政治的本质现实。     

民主行政的建构逻辑

民主行政是民主与行政的耦合,是一直拘囿于政治领域的民主价值在行政领域的拓展与渗透,它是学者们对代议制的立法权衰落、责任脱节、参与不足以及官僚制的行政权扩张、责任缺失、排斥参与的回应。民主行政的建构切入点有组织制度、伦理责任、行为活动三个层面,形成了以行政权的分立与制衡、竞争与合作机制的分权视角,以官僚机构承担宪法、公益、公平、代表性等伦理责任的责任视角,以公民和下级官僚直接参与公共事务决策活动的参与视角。三个视角之间既有差异,也有共识,共同致力于解决代议制和官僚制的双重困境与缺陷。     

中国公共组织的目标改革

在分析理性官僚制的内涵、外延、发展和完善过程以及针对官僚制所提出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通过对二者特质的比较和关系的重新审视,得出新公共管理对理性官僚制不是替代性的关系,而是一种调适性的完善的结论。     

官僚体制与民主行政:改良而非替代

官僚体制被认为是工业时代实现效率最理想的组织形式,但由于对工具理性的一味诉求,忽视民主、公平等价值理性,因而走向了其初衷的反面。20世纪60年代以来,民主行政作为一种组织模式和政治理念对官僚体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但民主行政并未提出一种可以替代官僚体制的、具体且成熟的组织模式。在现代社会,官僚体制仍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组织功能,其与民主行政冲突的解决只能依赖对官僚体制的改良而非替代。     

公共管理理论创新三题

本文作者就公共管理理论创新,从不同视角阐述了各自的观点。陈振明提出重视对政府治理与改革的创新研究。指出,当代国外的公共管理的理论和实践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治理与改革理论范式与实践模式;而当前我国的政府治理与改革产生了大量急需解决的重大问题,尤其是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及市场体制的逐步成熟,社会的阶层、结构、运转方式乃至观念都产生了深刻的变迁,客观上需要我国构建新型的公共治理体系,以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需要。因此,必须加强政府治理与改革的创新研究,以推进我国政府治理变革。张成福提出公共行政或公共管理的学术研究及理论创新必须关注“大”问题或学科的核心问题,认为当代公共行政领域需要认真研究的“大”问题有：公民在公共行政中的角色问题;公共行政中的公共利益导向问题;公共行政中的公共行动问题;公共行政中多重角色之间的互动问题;公共行政中的公共责任实现问题等。在公共行政的学术研究与理论创新中,可以比较不同国家特色,但要在我国当前体制及现实状况下来研究具体问题。周志忍就公共管理的研究方法与理论创新着重指出几点：研究的问题导向性;研究综述的写作;研究范围的确定;善于观察,联系实际,避免学术研究走极端。     

中国未来行政发展模式的选择一新公共管理还是现代官僚制

作为对传统行政特别是现代官僚制的批判,新公共管理已成为西方国家行政发展的主要模式。新公共管理的产生有其特殊原因,虽然我国可以吸取和借鉴其成功经验,但由于中西方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巨大差异与差距,决定了我们只能立足现实,以继续完善现代官僚制为首要任务,探索适合我国未来行政发展的新模式。     

浅析古立克异常学说与西蒙理论对官僚制的挑战

公共行政的传统模式——官僚制在各国公共管理领域中发挥着重大作用的同时,自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遭遇到了古立克异常学说与西蒙理论的挑战,这种思想上的碰撞预示着传统公共行政的思想危机,反映了公共行政思想的发展脉络。     

毛泽东民主思想及其对当代民主建设的启示

毛泽东民主思想的发展和其一生的革命实践是分不开的,他将马克思主义学说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建设理论,他的民主思想为我国的民主建设和发展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认真研究毛泽东的民主思想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仍具有重大意义。     

民主行政的价值取向

以效率为中心目标的传统公共行政学 ,忽视了公共行政的价值层面 ,并引起了一系列问题。随着行政生态环境的变化 ,民主行政便有了存在的基础。在西方 ,倡导民主制行政范式的主要实践背景是民主模式的转变———即由保护型民主转向治理型民主。在我国提倡民主行政 ,实际上是在党政不分情况下的一种现实的替代选择 ,也是健全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举措。民主行政的具体价值向度表现为两个方面 ,一是利益表达上的平等性 ,二是为实现表达的利益而扩大参与。     

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观及其对当代中国的启示

这里的马克思主义民主政治观主要指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民主政治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虽然没有专门的关于民主政治思想的专著,但却有非常丰富的民主政治思想主张,尤其对民主的重要性、民主形态、民主和经济的辩证关系以及如何发展民主方面有着深刻的认识,是新时期我国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指南针,对认清当前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形势、统一思想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     

教育产业和教育事业：历史的观点

本文以历史的视角,借鉴发达国家公共教育改革的理论与实践讨论了教育产业化问题,认为公共教育是国家的公益事业,是教育民主化的体现,是国家最重要的职能之一,不能产业化;私立教育的存在痞违背教育民主化精神,其产业化是合理的和可行的,为了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公共教育可以适度自由化,引入竞争机制。     

论当代中国的司法民主理念及其制度实现

司法民主是最高人民法院提出的司法改革方向,这一方向的提出为我国司法理论研究提供了新课题。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司法工作越来越多地受到以民意为代表的社会舆论的影响。与传统的专业司法模式相比较,司法民主无疑需要理顺民意的公众性和司法工作的专业性两大问题,那么从司法民主的理论探讨和现实规范两个维度讨论当前司法制度与现实就显得极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