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北匈奴西迁

匈奴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民族,她的历史是我国民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产生、发展和壮大对中华民族史有着巨大影响。北匈奴西迁推动了整个亚洲和欧洲的历史车轮。北匈奴西迁是连接中国史、亚洲史和欧洲史的重要历史事件,因此,加大对北匈奴西迁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简述了北匈奴西迁的原因、路线及影响。     

《通湖山摩崖石刻》与南、北匈奴关系考

《通湖山摩崖石刻》因字迹漫漶不清,其年代和性质一直争议不决,对照文献,可以排除其为纪念"东汉王朝与南匈奴联合攻打北匈奴的历史事件"或纪念"公元107—117年间以逢侯为首的北匈奴与西域诸国共同寇边引发的汉匈之战或公元134—151年东汉攻伐北匈奴的战争"的可能性,此碑无论为纪念军事胜利还是整修边防设施,均与北匈奴无关,而更可能是永初四年东汉政府调遣西北驻军平定南匈奴叛乱后,为纪念此次军事胜利而刊刻。     

关于北匈奴西迁的考古学新探索

考古学上划分南、北匈奴文化以公元48年为准。中国新疆地区曾是匈奴活动地区之一。北匈奴西迁后仍保留较多匈奴游牧文化传统因素。从西迁匈奴人的葬俗仍可看到秦汉时匈奴的传统、礼仪和文化特质,但也有变异。     

南匈奴内迁与东汉北边边防新论

南匈奴内迁的主要目的是为获取东汉北边塞内的生产、生活物资,借助东汉与北匈奴对抗.而东汉接受南匈奴内迁的根本原因则是其北边军力的严重不足.东汉为管理南匈奴而采取的徙民实边、增派驻军、向其提供经济援助等措施,耗资巨大,成为东汉朝廷和民众沉重的经济负担,从而难以维系长久,且成效不大.以保存实力为主的南匈奴,在东汉与北匈奴的战争中仅起到出兵助攻的作用,根本谈不上替东汉守卫北边.东汉后期的西羌暴动消耗了东汉的大量国力,使东汉没有充足的兵力驻守北边,也没有足够的财力供养南匈奴.这使南匈奴在北边协助东汉抗击鲜卑的同时,不断发起暴乱,对东汉北边边防乃至北方内地的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从而成为东汉北边的一大边患.     

古匈奴人进入欧洲

湖南省社科情报所吴兴勇副研究员近日就古中国匈奴人西迁发表看法。 吴兴勇认为,匈奴人的西迁固然出自军事失利,但更主要的原因,是三世纪欧亚大草原上的大辛灾,造成它向森林地带迁徙,一部分匈奴人依傍河套地区的水草为生,成为南匈奴。另部北匈奴丧失了抵御外敌的实力,遭到东汉军队突袭,遁入新疆的河谷地区。154年,鲜卑人檀石槐兴起,匈奴人再度西迁。经过两年的长途跋涉,到达伏尔加东岸草原。后来与当地土著乌果尔人通婚,变成一个与其祖先迥然有异的新民族——匈人(Huns)。除了畜牧技艺和骑射技术外,亚洲匈奴的其他文化传统都在迁徙中异化了。匈奴人到达西方后,所以能生存,主要得赐于三世纪的大辛灾,使草原上的土著民族迁移留下大片空旷的荒漠。它     

南匈奴与东汉的政治关系及其社会变革

东汉对南匈奴的政治统治以及南匈奴社会发生的相应变化是研究东汉与南匈奴关系的重要内容之一。使匈奴中郎将的设置、贡纳制度的完善等相关内容,在双方关系的发展中值得重视。东汉政府对待南北匈奴战争立场上的煽动说和南匈奴三次单于庭被迫迁徙等问题需要澄清。安国前后是否为南匈奴政权的演变分界还需作具体分析。     

北匈奴西迁考略

关于北匈奴西迁的问题,是国内外学者多年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从公元91年北单于战败率众西逃,至公元290年前后在顿河以东出现,这二百年间,中外史书对它的活动几乎完全没有记载,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空白的。因此研究起来十分困难,因而这方面的论文,也是绝无仅有。近年来,我国学者齐思和先生,曾于《历史研究》1977年第三期发表了《匈奴西迁及其在欧洲的活动》一文,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但没有解决或者说没有完全解决。肖之兴同志在《历史研究》1978年第七期发表的《关于匈奴西迁过     

车师考——兼论前、后二部的分化及车师六国诸问题

车师并非吐鲁番盆地的原居民,其原住地本为濒临大沙海而居的今鄯善县境,初译姑师,汉宣帝时期与匈奴激烈争夺西域,始出现了车师前后部的历史分化,新朝至东汉前期演变为车师后部为盟主的车师六部联盟,东汉再开西域,控制了车师前部,后部则隶属北匈奴,自此分道扬镳,分而不复合,自此,前、后二部各自走上不同的历史归宿。     

两汉时期的金城(下)

2.东汉与西羌 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也反映到民族关系中,表现为民族矛盾,使阶级斗争与民族斗争汇流。东汉的残暴统治和豪族地主的封建剥削压迫,不仅造成汉族人民极大的痛苦,也同时给各少数民族带来深重灾难,其中以羌族人民所受压迫最甚,所以他们的反抗斗争规模最大,持续最长。如果说西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是正义的,那么东汉对羌族人民的战争完全是非正义的。     

大月氏人的原始故乡——兼论西域三十六国之形成

公元前176年大月氏西迁,导致西域诸国在天山南北重新分布.塞人南下,乌孙西迁,匈奴则从蒙古高原进驻析罗漫山巴里坤草原、吐鲁番盆地等大月氏故地.公元前108年,吐鲁番盆地的小月氏两部落归降汉朝,从吐鲁番东迁酒泉,从而引发了中亚民族新一轮大迁徙.在汉朝与匈奴对西域争夺战中,姑师人从罗布泊西岸北迁吐鲁番盆地小月氏故地,后来分化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楼兰人则于元凤四年(前77)南下都善河(今车尔臣河)姑师故地,更名“鄯善”.公元前176年,匈奴击败大月氏之时,西域只有二十六国.公元前108年姑师人从罗布泊北迁吐鲁番盆地后,与当地小月氏遗民融合,由一国发展出“车师前后王及山北六国”.东汉班固写《汉书》时,西域诸国发展为三十六国,最后增至五十五国.     

东汉末年南匈奴南迁的前后

东汉永和五年,南匈奴左部发动叛乱,暴露了南匈奴内部矛盾的加剧。东汉朝廷的直接干预,更导致南单于传承秩序进入无序状态。匈奴屠各种在其尊贵地位受到威胁时,以血统为旗帜,奋起抗争,从而使南匈奴由内讧走向分裂。南匈奴左部叛乱后,东汉朝廷迁徙西河、上郡、朔方等郡治至内地,但南单于庭并未同时南迁。除於扶罗部外,南匈奴部众在东汉末年才陆续离开缘边五郡南迁。南下的南匈奴实际上分成河东的於扶罗部、离石的左部和新兴的刘豹部等三股势力。曹操统一北方时,留南单于呼厨泉为人质,以右贤王去卑“归监其国”,而分其众为五部,南匈奴的三股势力又合而为一了。     

东汉河北人口的迁徙与变动

东汉时河北的户籍人口密度和西汉相比,除个别地区外,普遍下降。黄河改道对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四个郡国人口的增减产生了重要影响。河北汉族人口的减少、迁移与北方民族的内迁融合这两个方面一直在持续进行。东汉初年,河北人口的变动表现为边郡人口的迁徙和乌桓、南匈奴的内附。东汉中后期,流民是河北人口迁移的主要内容。东汉末年,战乱频仍,河北北部汉族和少数民族的人口变动剧烈,数量锐减。     

悲美之音--曹操文学思想探析

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不安,曹操面对士人原有意识形态、价值观念逐渐解构的现实,提取糅合儒道法等各种思想中的合理内核,形成了自己的实用理性,这不仅标志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人的觉醒",同时也开启了文学的自觉,为诗文灌注了鲜明的个人特色,从而构建了曹操诗歌慷慨悲凉、阔大豪奇的审美境界.     

《后汉书》韵例研究

《后汉书》中包含有非常丰富的韵语材料,这对于研究东汉以及南朝时期的语音,是极其可贵的。而且只有弄清韵例,才能更好地分析《后汉书》的韵部系统。可以充分利用《后汉书》的韵语作为研究对象,阐释散文韵例的特点。     

从《文选》看中古作家的地域分布

考察《文选》所选录的中古作家的地域分布,可以看出该时期不同发展阶段各地文学盛衰变化的情况。大致说来,从西汉中叶直到东汉前半期,关中一带的学术、文艺极为繁荣。随着东汉迁都洛阳,太学等学术中心亦随之东移,士子辐辏于洛阳,曾是全国文化中心的关中地区逐渐衰落。东汉的"羌乱"及西部人民东迁对后来的文坛格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文选》选录三国时代作家二十二人,大部分集中于东部地区。西晋运祚虽短,但被《文选》选录的作家却达三十二人,其地域分布似较两汉、三国有所扩大,但人数最多的仍然是今山东和河南的黄河沿岸一带及淮北地区,这些地方从战国以来,就是学术和文化最兴盛之地。《文选》选录东晋南朝作家共三十六人,绝大部分为黄河以南人氏,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北齐与设馆修史的出现

北齐设馆修史标志着史官制度的重大变化.它之所以出现在北齐,而非北周,更非东晋南朝,是由于北朝史官制度的确立和完善推进了国史编撰,北朝史家的良史意识催生了以专人专职修史的编纂思想,以及北齐比北周更多地继承了北魏一东魏的史学传统.     

董仲舒的“天”论对东汉时期天道观的影响

天人关系在东汉时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呈现出与“天人相应”完全不同的性质。从董仲舒对“天”的性质的论述入手，可以说明西汉与东汉在天道观上的差异。     

早期诗文集形成问题新探——兼论其与公集、清谈集之关系

集部的形成与发展,是魏晋南北朝文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但由于文献的缺乏,此问题一直处于模糊认识之中。历来认为别集始于东汉,但对现存文献的研究表明,别集始于魏晋之际,且是从史部中派生出来的。通过对晋宋两代以集名书情况的集中考察,特别是对一些一向被忽略的重要文献信息(如鲍照《松柏篇序》中提到的《傅玄集》)的文献价值的发掘,可让我们窥探到早期别集的传播情况。而对晋宋清谈集、群体唱和的文人宴集与集部形成与流行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的探讨,则是研究集部成因的新角度。     

汉碑的形制与谶纬思想

汉碑是我国传统金石学的最重要研究对象,自东汉中期开始出现,到东汉后期的桓、灵时期大肆流行。谶纬思想是两汉时期的重要社会思潮,盛行于西汉晚期的哀帝、平帝时期和新莽时期,泛滥于整个东汉时期,对当时社会的方方面面产生重要的影响。汉碑的形制并非受到西亚、北非文化的影响,而是来自汉代流行的谶纬思想,谶纬书籍中作为祥瑞大量出现的圭是汉碑形制的直接来源。     

古代冀南中心城市的两次转移探微

河北南部一带在中国古代曾先后崛起邯郸、邺城、大名等重要城市,这些城市在各自时代都发展为地区乃至北方中心城市。在东汉末年和北周末年两个时期,冀南中心城市先后发生了由邯郸到邺城、由邺城到大名的转移。中国一乱一治的宏观历史环境,冀南特殊的地理状况,以及水陆交通条件的变化等构成了这一历史现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