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国内外经济全局变化及未来趋势展望

当前国际经济金融形势极为复杂。金融危机使全球的治理结构面临重大调整,各国转型发展的压力增大,对市场、资源、标准的竞争更加激烈。同时,我国逐步进入国际体系的核心部位,机遇增大,但挑战更大。2011年,中国经济可归纳为＂五大目标实现＂和＂三大风险缓解＂。2012年,中国宏观金融政策总体上稳中求进。同时,通过分析中国经济内外推动因素,对今后10年中国宏观经济发展作出趋势预判。     

警惕中国宏观经济增速放缓以后……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已经保持了近30年的高速增长。尤其是自2002年以来，中国的GDP年增长速率每年都在两位数以上。最近，从各种渠道传来的信息均表明，中国经济的增速正在放缓，以至政府决策机构也调整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把2008年的GDP年增长目标定为8％。另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合作与开发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以及其他一些国际机构最近也都降低了对2008年中国经济增长速率的预期。     

2014/2015年上海经济形势分析报告

2014年,上海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预计全年GDP增速达7％,呈现与全国不完全相同的经济新常态.2015年世界经济形势依然错综复杂,美元加速升值将成为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大因素,中国经济增长需要防范房地产市场降温、土地收入与财政收入下滑、地方政府债务上升“三碰头”等风险.在这种情况下,2015年上海经济依然存在着下行压力,同时也有有利的增长因素:一是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将拉动经济增长;二是“营改增”全覆盖将进一步带动相关服务业发展;三是利率下调和房地产相关政策调整将有利于活跃股市和稳定房市.因此,经过努力,上海经济仍有可能达到7％左右的增速.     

2009：中国经济面临多重考验

2008年末,中国政府及时推出了刺激经济的"暖冬计划",4万亿投资弥补外需下滑,以实现2009年GDP8%的增长;在全球经济疲软,中国出口下降、消费下滑、就业形势严峻的多重因素作用下,中国经济能否保持8%的增长,而临着严峻考验.     

问题与难点：中国如何应对

毫无疑问,加强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是双方经济发展的内在需要。但由于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等因素,未来10年内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能否如期建立,仍然存在不少变数和问题。经济差异与利益平衡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各个成员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巨大,如新加坡和文莱,其人均GDP已分别达到2万多美元和接近2万美元,而柬埔寨、老挝、缅甸的人均GDP仅200-300美元,差距在100倍     

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组织模式选择

一、京津冀区域协调发展的组织模式选择 Alan Digatano与Elizabeth Strom提出了几种组织模式划分标准：治理关系,政府与私营部门（经济或社群）之间的关系模式;治理逻辑,政治决策制定的过程或模式;关键决策制定者,包括政治群体、政府和公民参与等;政治目标,治理的预期收益是具体的、有目的的,还是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中国与伊斯兰大国的全球经济治理合作

"一带一路"倡议蕴含着丰富的全球经济治理内涵。伊斯兰大国是"一带一路"的战略支点国家和中国参与沿线地区经济治理的重要合作伙伴,也是中国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新生的战略依托,中国与伊斯兰大国加强全球经济治理合作具有坚实的双边关系、利益交汇与合作机制基础。中国应将伊斯兰大国作为参与全球经济治理的重要合作对象,在现有机制之外开辟新的全球经济治理合作机制,结合各自优势与需求重点从一个区域、三个层面、八个方面构建治理合作机制,提升合作水平。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双方全球经济治理合作应以沿线地区为重点,以能源、贸易、基础设施与发展等议题为突破口,以新型伙伴关系与渐进式实践提升治理实效。     

包容性增长：中国经济从量变向质变切换

“包容性增长”概念的提出,正当其时。包容性增长最基本的含义是公平合理地分享经济增长。中国经济、社会需要科学发展,需要“包容性增长”,就当下及未来一段时间而言,关键是如何将这一概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的政策与实践中。倡导包容性增长须去经济增长的GDP化;践行包容性增长必须优先开发人力资本;强化包容性增长需要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包容性增长需要着力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推进包容性增长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加快包容性增长需要始终追求社会公平正义。     

立足经济新常态 优化经济产业结构

为了加快转变经济结构,促进我国经济的良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首次提出经济新常态这一概念。近年来我国的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国民生产总值(GDP)增长速度一直位居世界前列。但是在GDP高速增长的背后,也存在着经济结构不够合理、传统能源行业过剩、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等等。为了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在经济新常态下优化经济产业结构,不单单要追求GDP的高速发展,更要注重经济结构的合理性,使经济增长和经济的发展互相适应,互相促进。     

农民工在中国转型中的经济地位和社会态度

中国在改革和发展中产生的大量从农业向非农产业转移的农民工,通过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为中国的市场化转型和现代化发挥了重要而特有的作用。本文基于对2006年在中国28个省市区进行的大规模问卷调查资料的分析,发现农民工的收入地位更多地是由教育、工作技能等获得性因素决定的,而不是身份歧视因素所决定的;同时还发现收入和经济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农民工,却意外地具有比较积极的社会态度。影响农民工态度和行为的因素,更重要的可能不是社会横向利益比较,而是自身的纵向利益比较,因而更显著地遵循历史决定逻辑,而不是经济决定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