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权责任法》产品售后警示义务法律适用之探讨

《侵权责任法》46条确立了制售者的售后警示义务。该义务之规定实现了对消费者的全面保护,但由于条文太过笼统难免会给法律适用带来困惑。司法实务中应明确售后警示义务的产生不以销售时产品存在缺陷为要件;除售后＂发现＂产品缺陷的情形以外,在售后＂应当发现＂产品缺陷的情形下制售者也应负担售后警示义务。售后警示义务的存在和违反应当遵循＂理性人＂标准加以判断,违反售后警示义务产生的侵权责任理应适用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而发展风险不应是其免责事由。     

售后警示义务--严格责任抑或过失责任?--试论美国《第三次侵权法重述:产品责任法》第10条的归责原则

1997年5月,争议长达四年之久的<第三次侵权法重述产品责任法>终于出台了,但孕育于第二次侵权法重述第402条A款规定的严格责任的框架之下的售后警示义务,其归责原则仍是严格责任,还是过失责任,则不无疑问.本文从售后警示义务出台的背景出发,并运用汉德公式将其层层剖析,得出其是以过失责任构筑其归责原则的.     

我国现行产品责任法律制度探微

我国近些年来因产品质量引起的事故有增无减，严重地侵犯了消费者的人身和财产权益。传统民法的契约和侵权法律制度并不能有效地予以保护。在国外，法律实践发展出了产品责任这一新型的责任制度体系，我国也初步建立了产品责任法律制度，但还存在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有必要借鉴国外立法和司法的先进经验来完善立法，以促进企业加强质量管理，应对国外企业的竞争，有效保护消费者权益。     

美国产品责任法中的市场份额责任规则及其启示

在产品侵权案件中,当某种缺陷产品造成损害而市场上存在多个制造该缺陷产品的生产者时,如果受害人无法举证该致害产品到底来自哪一个生产者,根据传统侵权法的举证规则,受害人就会因为不能证明因果关系而无法得到救济。这显然不利于保护消费者。面对这种情况,美国法院在涉及产品责任的案件中创造性地发展出了市场份额责任规则。我国司法实践中也经常出现类似情况,根据现行法律规定,这类案件中的受害人还缺乏有效的救济途径。目前我国正在制定民法典,全面分析美国产品责任法中市场份额责任规则的产生背景、司法适用状况、发展完善程度,厘清该规则与我国相关法律制度的差异,明确我国立法中引入该规则的必要性及其适用条件,对于完善我国产品责任法体系,避免民法典制定中出现相关疏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消费者受到第三人侵权时经营者的责任

对于消费者在经营场所受到第三人侵权时,经营者是否承担安全保障责任的问题,从法律适用方面可以从当事人之间是否存在约定义务及是否存在法定义务方面考虑,不宜滥用侵权责任、消费者保护法和附随义务理论。从法的本质追求来看,也不能盲目扩大经营者的安全保障义务,对其义务的确定应符合法律的实践和社会现实,符合公平、正义的法律理念。     

构建存款保险人法律保护机制的路径选择——质疑美国司法豁免权模式的正当性

基于存款保险人及其职员承担保险责任时面临的独特风险,应对其建立特殊法律保障机制。由于美国式的、依据存款保险人履行职责的性质不同而决定是否赋予其司法豁免权保护的模式存在分类标准不清、有害于个人权利保护和其他法律立法目的的实现,以及逻辑冲突的缺陷,因而我国应规定存款保险人及其职员无须为其非基于故意或重大过失而做出的不当行为承担法律责任,并为其提供抗辩费用补偿。     

美国对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产品缺陷认定标准直接决定着证明产品是否存在缺陷的难易程度,进而影响着生产者和消费者利益的平衡,是产品责任法的核心.美国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发展出消费者期待标准、"风险一效用"标准、巴克两分法等产品缺陷认定标准,<第三次侵权法重述:产品责任>则进一步明确了按不同类型的产品缺陷进行判断,为产品缺陷的认定提供了更为明晰的答案.比较而言,我国产品缺陷认定标准的相关立法不太完善,"不合理危险"标准与法定标准存在诸多矛盾和冲突,因此,总结美国法中的成熟经验并加以借鉴,对完善我国相关立法具有重要意义.     

自动驾驶汽车产品缺陷的认定困境与因应

相较于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产品责任在解决自动驾驶汽车责任分担方面更具共识与优势,既高度契合自动驾驶汽车的事故特点,又可以直接督促生产者一方提高产品安全性能,并且能够更好地救济受害人和分散风险。自动驾驶汽车产品缺陷的认定面临技术与法律层面的诸多障碍,当前并无成熟的技术标准可供适用,而消费者期待标准与风险效用标准也各自存在适用困境。理性算法标准将注意义务对准自动驾驶系统本身,充分挖掘产品设计缺陷背后的过失属性,契合自动驾驶汽车的技术特征,增加了受害人救济的可能,同时也稀释了产品缺陷的负面评价,可以很好地缓解设计缺陷的认定难题。理性算法标准的适用需要区分不同阶段的自动驾驶汽车、不同类型的危险,同时应从功能安全、预期功能安全以及网络和数据安全三方面更新技术标准,完善生产者一方的警示义务与跟踪观察义务。     

从实证角度解析“习惯法”概念

习惯法是起法的作用的习惯。习惯法的外延包括:国家法律明确认可的习惯;司法活动中实际运用的习惯;其他纠纷解决方式中运用的习惯。不能认为只有包含权利、义务或责任的内容的相关才是习惯法;也不能认为与国家制定法冲突的习惯就不是习惯法。与国家法冲突的习惯是否属于习惯法恰恰是法律多元化研究的重要且主要的课题之一。习惯法与各种非立法机关制定的行为规范不同,与民间法存在交叉重叠之处。     

论医师告知义务的履行

随着社会进步和法律意识的增强,告知义务作为医师的法定义务已经成为各国的普遍共识。对于医师告知义务如何履行,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并不明确,而且各法律规定之间还存在冲突。结合现行的有关医师告知义务履行的法律规定、相关司法实践及临床诊疗护理规范常规,分析我国医师告知义务履行的标准、主体和对象、内容及要求。     

论人格权保护与舆论监督

人格权是“人之为人”的权利 ,舆论监督是政治权利 和自由的体现。对两者的保护在某些情况下会发生冲突。在这一冲突面前 ,法律应选择优先保护的法益。本文认为 ,在两者之间发生冲突时 ,法律应优先保护人格权 ,强化对人格权的法律保护。作者认为 ,强化对人格权的法律保护具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是当前民主法治的必然要求 ,体现了我国法律的价值倾向 ,并在国内外司法审判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文章还对强化人格权保护的途径提出了见解     

论网络定向广告的法律规制——以个人信息保护为视角

网络定向广告建立在信息交互与融合的基础之上。广告业者利用定向广告未经消费者同意而秘密收集其信息,并利用大数据精准识别至特定消费者个人,存在侵害隐私权与信息权的嫌疑。我国目前在网络定向广告个人信息保护方面的法律规制效力层级低,而司法实践对于网络广告“定向”侵权的判断标准也存在局限性。规制标准不明确、规制权力不集中、规制手段单一滞后等因素也不利于对网络定向广告个人信息进行保护。鉴于此,我国网络定向广告中的个人信息保护需要加强对业者收集、处理与利用个人信息行为的规制,且应从强化业者透明义务与通知义务的履行,规范化网络行为定向广告行业标准,简化“同意选择”机制等方面来进行。     

谈消费与消费环境

中国消费者协会今年提出的“明明白白消费”年主题活动 ,适应了形势发展和消费者的需要。“明明白白消费”是消费者的权利 ,是启动消费的前题 ,是经营者的义务 ,是政府的责任 ,更是消费者观念升华的突出表现。那么如何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 ?从根本上保证消费者放心消费 ,大胆消费 ,进而做到明明白白消费 ,必须解决好以下四个方面问题 :第一 ,加大法律法规宣传力度 ,引导消费者学会用法律保护自身权益。各级行政执法部门 ,要通过各种有效途径和形式向消费者进行法制宣传和教育。一是充分利用新闻媒体 ,大力宣传与明明白白消费关系密切的法律法…     

论替代型人工智能产品缺陷的认定——以自动驾驶汽车为视角

以自动驾驶汽车为代表的替代型人工智能致人损害时应适用产品责任规则,但在产品缺陷判断问题上存在实践难题。究其根源,是传统的缺陷判断理论均建立在设计工艺已高度成熟的工业产品之上,无法匹配以复杂算法为主导的智能产品需要。对智能产品缺陷的判断需立足于新的事实基础,进而完成价值权衡和规范设计。大规模工业生产的风险性使得确保产品安全成为法律治理的首要目标,但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之于整体福利提升的意义,促使治理者在管控安全风险的同时需兼顾技术创新价值。生产者过失要素能够妥当表达此种价值判断结论,依循自动驾驶汽车可能致害的具体情境建构生产者的理性设计和全流程警示说明义务,并以义务的违反作为判断产品缺陷的指针,是认定替代型人工智能产品缺陷的可行路径。     

不动产登记请求权冲突的司法解决

不动产登记请求权冲突是在不动产交易过程中广泛存在的一类法律问题。对这一问题的司法解决应当以登记请求权、登记申请权以及法律物权、事实物权的区分为起点,以保护拥有事实物权的登记请求权人为原则,依据权利冲突的不同类型采取各异的解决规则。     

谈对已撤销国际商事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

任何一项国际商事仲裁,无论其法律适用的选择或组织形式选择可以多么自由,其效力都是某一特定国家法律所赋予的,目前并不存在脱离任何国家存在的仲裁法律制度可以作为仲裁的依托.各个学派对一国承认与执行国际商事仲裁裁决与否的观点差异,关键在于执行地国司法监督权和仲裁地法院司法监督权的冲突.     

论法定注意义务的成立

法定注意义务的渊源包括法律规范和准法律规范。从法律和准法律规范到注意义务应通过规范目的之检验,包括受害者是否属于规范保护之"人的范围",侵害法益是否为规范保护之"物"的范畴,侵害是否为规范禁止的方式造成。为合理界定我国法定注意义务之成立,民事立法应设立相应的"转接条款",司法适用应加强规范目的之检验。     

质量侵权中的责任竞合研究

质量侵权包括产品质量侵权、服务质量侵权及建筑质量侵权,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它是生产者或经营者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中常见的情形。由于在先合同关系的存在,质量侵权会引发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的竞合。本文从对民事责任竞合的一般理论和法律规定出发,对于质量侵权中的责任竞合进行探究,并就不同的具体情形提出了处理意见。     

数据平台个人信息保护的合规义务与路径实施

在加强个人信息保护的大背景下，借助法律规范推进数据平台市场行为合规是必然选择。相较于其他保护路径，合规路径更符合数据平台自身的特征、法律的明确要求以及“守门人”的职责，所以该路径应当成为数据平台个人信息保护义务不可或缺的构成。数据平台个人信息保护合规义务的落实，在法律依据上还存在一定的缺失，这些缺失可能会导致法律监管的失灵、归责原则的偏离以及责任承担的过度延伸。因此，在保持法律监管与适度介入的基础上，应当遵循过错推定责任原则，辅以均衡的责任分配方案，加快风险管理从意识到义务的转换，拉齐个人信息保护水平标准；还应推进通用标准的法律转化，满足判定法律责任承担的技术基准的法治诉求。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问题的批复》第二条之检讨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问题的批复》第二条规定了建设工程承包人优先受偿权与消费者权利冲突时的处理原则。但该条规定与法律公平正义的要求和维护社会秩序的目的 ,特别是与当前保护农民工利益的现状不相吻合。试图检讨该条文本身及其法理上的依据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完善相关司法解释的建议 ,以期更好地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