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中的“个人主义”话语

“个人”话语曾经是“五四”时期的重要成果.但在建国后“十七年”的文学批评中,“个人”话语被中断了,被看成了小资产阶级的专利而被认为是最肮脏、最丑恶的东西.当时作家为了融入新体制而不得不告别个人话语,这是当时作家深层次痛苦之一.“个人”的价值还值得继续启蒙.     

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前提的解蔽

当代,“共同体”日益在理论层面和实践层面得到了人们的较多关注。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独特性与超越性的呈现,不能仅仅限于思想史的梳理,更为重要的是对其思想前提的解蔽,也即对“类”的思维方式、“关系理性”和生产实践的解蔽。只有在深入挖掘这三个前提的基础上,才能体现出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异于其他“共同体”思想的独特性与超越性,同时,也有助于为当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推进提供思想资源与理论支持。     

儒家以“礼”相“让”观念的义蕴及当代价值

“让”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占有十分特殊的地位。“让”作为儒家仁礼思想的精神要义,既是礼治的逻辑起点,也是礼治要抵达的至德形态,尤其是“让天下”的思想,可谓孔子内圣外王治国理政思想的一种极致表达。因此,被视为德、礼之主的“让”,既是儒家礼治思想的核心价值、礼乐文化的精神实质,也是儒家义利观的价值底色,对塑造中华文明核心精神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这一问题,为当今合作共赢、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等中国主张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有助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     

梁启超、侯外庐、萧父“启蒙”论说异同比较

20世纪明清思想史有多种诠释面向,其中就明清思想与“启蒙”之间的关联,以主题的形式予以明确探讨的学人,主要有梁启超、侯外庐、萧萐父等三位,他们既有一致的致思方向,也有学思个性的差异。其中,梁启超的明清思想史观可大致归纳为“政治现象———学术变迁———启蒙(文艺复兴)”的阐释路径;侯外庐的早期启蒙说可概括为“革命实践———社会运动———启蒙思潮”的模式,而萧萐父的“启蒙”论说,则可宽泛总结为“思想多元———文化主体———启蒙与启蒙反思”的学术进路,并超越了梁、侯。梁启超、侯外庐、萧萐父的明清“启蒙”论说,大体上呈现为一个“正、反、合”的态势,并统合了明清思想和以儒道为主体的先秦诸子学的思想资源,为传统文化现代转化展示了更为广阔的面向和启示。     

周公“德治”、“礼治”思想的法文化启蒙意义

通常我们在谈到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礼治”思想的产生时,会将其归功于孔子。然而,经研究发现,“礼治”思想的主体来源于周公。周公“制礼作乐”不仅开创了中国礼乐文化之先河,也为中国儒家“礼治”法律思想奠定了基础。此外,周公确立的“德”以及“仁德政治”之观念亦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德治”思想的起源。因而本文将着重介绍周公“德治”和“礼治”独创思想之产生,以昭示其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启蒙意义。     

西方刑罚轻缓化思想述评

一、启蒙思想家刑罚轻缓化的思想(一)启蒙思想家刑罚轻缓化的思想内容启蒙思想家的刑罚轻缓化思想集中体现在自然法思想和罪刑法定原则、罪刑相称原则和客观主义。第一,自然法思想。启蒙思想家的自然法思想是文艺复兴运动和理性主义哲学的直接产物。其理论前提是一种“假定”,在人类有国家之前存在着一个“自然状态”,在这样一个没有法律的社会中,人是自由的,平等的,自然法支配着人们的行为,维持着社会秩序。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拥有一份自然权利(或天赋权利),即人们都有保护自己生命、自由和财产不受侵犯的权利,在自然法的原则下,这是一…     

伽达默尔与“哲学是否终结问题”

历经现代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拒斥”和后现代主义的“本质解构”,伴随着美国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各种“哲学终结论”不绝入耳.伽达默尔以其解释学的实践哲学重新要求“返回到哲学的科学特性"“哲学以改变的方式存在下去”,这无疑是对哲学以及哲学作用的重新肯定和强调,也是对“哲学终结论”的回应和批判.本文以伽达默尔实践哲学为基础,深入探讨和分析了伽达默尔的哲学科学性、哲学作用和哲学命运问题,显示出以存在普遍意义与价值诉求为根本性质的哲学必然是人类存在与生活的一种方式,哲学命运不仅是哲学的命运,从根本上说,它是人类存在与生活的命运.从某种程度上说,如何对待哲学,意味着如何对待人类自己的存在.     

思想启蒙——兼论哲学家的使命

从思想启蒙的真正内涵、思想本身的特性、中国的现实国情需要等方面来审视并呼唤思想启蒙 ,这样的思想启蒙本身即内涵着对于中国现实发展与未来命运的极大关怀 ,这也就构成了哲学家的使命和品格。     

“道”与中国传统诗性批评

在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应该说,“道”是其中的一个最为核心和重要的范畴,它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哲学基础和思维范型。这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许多重要理论概念都是按照“道”这一哲学观念来确立的,它从根本上支撑着整个中国文学批评的理论构架。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在中国文学批评中具有一种特别的形而上学的哲学意义,成为中国文学批评精神的重要思想根源。以儒释道三家文学批评来说,它们共同组成了中国传统文学批评的主要成份,其本体论的哲学根据就来自于“道”。儒家的文学批评是一种社会本体论,重视与社会功利目的相联系的道…     

论“五四”思想启蒙的现实意义——兼谈对新权威主义的一点看法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人走向近现代文明的一次伟大跃进,它留给20世纪中国最大的思想成果无疑是以民主与科学为核心的思想启蒙。民主和科学作为时代精神的沉淀,在中国历七十年而不衰,这充分证明了我们在新时期重新弘扬这一启蒙精神的必要性;但另一方面,这一思想启蒙毕竟有其历史局限性,它没有直接导致现代文明的出现。本文拟在探讨“五四”思想启蒙的成就和局限的基础上,论述“五四”启蒙对当今中国的现实意义。 一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思想启蒙的两大基本内容。可以认为,“五四”运动之所以要     

论“童心论”批判

"童心论"批判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儿童文学界的一场大规模的批判。它使五十年代以来儿童文学理论研究中非学术性的政治批判现象达到了新的狂热程度。在对"童心论"的批判中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儿童文学的题材和儿童文学观是被批判的中心,其中儿童文学观即"童心论"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儿童本位论"。批判在此基础上将陈伯吹的文章和作品上纲上线,是一场非正常的文化批判。仔细审度这场批判就会发现,批判的出现既有时代背景因素,也有无法辩证看待艺术创作中思想标准和艺术标准关系的因素,更是一场文学理论研究基础上的,对儿童中心主义、儿童本位论理论和思想的肃清和批判。正确认识这场批判,挖掘"童心论"的实质和价值是对儿童文学发展规律的有效探索。     

从老氏之遗训，将回驾乎蓬庐——张衡《归田赋》中的“逍遥”思想

张衡的《归田赋》在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位置,被看作是从“京都大赋之极轨”向“抒情小赋之杰思”转变的一个重要坐标。《归田赋》对研究张衡的思想有着重要意义。在这篇赋中,张衡思想中的庄骚合流倾向逐渐清晰,并表现为对“逍遥”之境的追求。“逍遥”的审美观念出自庄子,但在张衡身上成为一种个人化的追求。《归田赋》可以看作张衡对“逍遥”理想理解和追求的一个总结。     

“革命”位置及“丸山悖论”——丸山昇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述评

丸山昇是知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在其学术著作中,＂革命＂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事实上,在日本战后“悔恨共同体”的情绪底色中,“革命”作为一种主题已经实际内化于丸山昇本人及其研究之中。此外,丸山昇在对“革命”进行细微辨析和宏观思考的过程中,还达成了对“革命”的深层次认同;同时,丸山昇超越了“竹内鲁迅”的“文学者”概念,建构了“革命人鲁迅”也是极具学术敏感力的选择。最后,从最深广的人性关怀出发,丸山昇始终保持了对“革命”中“人”及其选择的考察与思考,但在这一过程中又一直存在着某种矛盾,即如果拒绝了抽象原则,＂革命＂的动力将从何而来的问题,我们可以称之为“丸山悖论”。     

“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合法性解读——以“史诗性”文本和文学经典价值确认为中心

十七年文学,以其整体的＂同一性＂构建了一个＂战歌＂与＂颂歌＂相交织的文学时代。＂史诗性＂文本为新政权的合法性存在披上了漂亮的外衣,对文学经典的价值确认则体现了十七年文学批评理论的合法性存在。     

昭君出塞热两千年不衰说明什么——兼论昭君文化与和谐国学

从＂昭君是福＂的汉代新诗到＂爱国可敬＂的胡适评价,从文史家呼吁＂重塑昭君＂到政治家表态＂功在千秋＂,从家乡人的思念到草原人的歌唱,从＂大汉＂、＂强胡＂的平等联姻到＂多元一体＂的中国国情,昭君研究热体现着中华民族为实现＂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和平进步＂而奋斗的文化自觉。研究昭君出塞文化现象及取得认同的过程,就是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多源一体＂的国情、国史、国学的过程。     

对孔子实才思想的误读与二重性思考

基于对孔子“樊迟学稼”、“君子谋道”等诸多职业教育思想的辨析,详细论述了其社会分工、功利性批判、贫民教育等职业教育思想萌芽。通过对“求道取仕”与“民生”思想、“鄙视小人”与“重视农业”、“素质养成”与“职业实践”、“文本思想”与“学者解读”四个方面对立统一的阐释,凸显出孔子职业教育思想的“两面性”影响。     

对“共同富裕”的一点思考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了总结性的理论概括,并对共同富裕的内涵作出了阐述,从而深化了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然而,当前贫困与富裕群体利益矛盾的突出表现促使我们不得不去认真思考“共同富裕”的问题。可喜的是：党和政府已注意到贫困与富裕群体利益矛盾,并积极采取了一些对策,这样有利于拨开人们思想的迷雾,充分调动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真正投入到和谐社会建设上来。     

《大学》行政伦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大学》的行政伦理思想具体体现在“三纲、八目”之中。其核心是强调统治者“修身”在“治国、平天下”过程中的重要性。撇开其历史与阶级的局限性，这一思想对于我们现阶段在行政伦理建设中如何加强为政者的道德修养是有益的。《大学》的“知止”观对我们的党风廉政建设也有着重要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刘勰“物色”论的美学释义

《文心雕龙》中的"物色"篇,是创作论中非常重要的部分。刘勰在"物色"篇中提出了具有独特理论价值的命题,从美学的角度对其中的要义加以诠释,对于当代文学艺术的创作具有借鉴意义,即"物色"不是一般性地阐述自然景物对作家创作心理的感染与召唤,而是以"物—情—辞"的三维构建,突破了"情景交融"的理论模式,从而揭示了"辞令"作为文学媒介的关键性功能。     

百年呼唤“大师”难成真的时代性忧思——以茅盾、巴金、老舍为例

一个多世纪以来,在政治上寻求中国富强道路的同时,文学上也在呼唤“大师”级的文坛巨匠,这都充满了曲折和艰辛。文学创作上茅盾的理性分析,巴金的激情似火,老舍的幽默、谐趣,都在文学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但都没达到世界一流“大师”的巅峰,“大师”的出现,除了写作才华之外,更需要一种对时代、历史、群众乃至自己超越中的孤独感的思辨张力,对此进行挖掘将对当下的文学创作具有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