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屈原的人格美

对于屈原的人格,在汉代曾有不同的评价。淮南王刘安《叙离骚传》论屈原说:“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推此志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司马迁在《史记·屈原列传》里引用了这段话。这是对屈原人格的极高赞美。对此,班固在《离骚序》里表示异议,他说:“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然责数怀王,怨恶椒兰,愁神苦思,强非其人,忿怼不容,沈江而死,亦贬絜狂狷景行之士。”后来,王逸又批驳了班固的话,并赞颂屈原说:“今若屈原,膺忠贞之质,体清洁之性,直若砥矢,言若丹青,进不隐其谋,退不顾其命,此诚绝世之行,俊彦之英也。”(《楚辞章句序》)这些说法,褒贬不同,但都有较大的片面性。刘安的思想接近老子,旨在淡泊无为,蹈虚守静。在他的笔下,屈原成了一个超然于世俗的高士。班固和王逸用儒家的道德标准衡量屈原,班固认为他不合乎中庸之道,只能算是狂狷之士;王逸认为他质性忠贞清洁,可以称得上绝世超伦。他们的观点不同,评价也不一样,但都没有对屈原的人格作出全面恰当的说明。屈原是把自己整个生命溶入到诗里去了,他的诗真率地表现着他的为人,他的个性和他的气质。可以说他的人即是诗,他的诗亦如其人。透过他的诗,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在许多方面和我们有着共同呼吸、共同爱憎的人。在这篇文章里,我要将屈原的人格美忠实地描绘出来,象介绍自己的朋友一样把他介绍给读者。我希望,屈原的这样一幅画像,在今天能帮助人们向着美的境界飞腾。     

屈原诗学及其哲学理性

屈原第一个把"气"的概念引入诗中,形成了他以"天地之美气"为形上本体、以"缭转"之"悲气"为诗歌之气的诗学本体论,蕴含着"生生之德"的生命精神.屈原提出了"作颂自救"、"赋诗自明(证)"的诗学命题,使他脱离了儒家"诗言志"的传统,走上了以诗歌创作确证自我生命价值的诗学新路.这一创作思想可以概括为:我创作,故我在.具有悲剧精神的屈原诗学是建立在其"知性"哲学理性基础上的,这与具有辩证精神的儒、道哲学异质而互补.探讨屈原诗学及其哲学理性,对于重建中国当代文论乃至发展民族精神都有重要意义.     

论小说的起源:从"语"到"说"

在先秦至汉这一历史阶段内,中国的话语形态经历了由"语"到"说"的嬗变过程,"语"这种场所,是以西周时代以来的社会制度为依托的,可以说是一种"安定"的话语场所;与之相反,"说"的场所则不再有稳定的社会基础.处于失去西周时期那种秩序的社会之中,要捕捉住心情多变的听者的心理,"说"的对谈就要磨练话语技巧.因此谈说者们为了吸引心情多变的听者们,在凝炼种种技巧的同时,其内容也更加丰富.小说这种文艺形式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发展起来的.     

屈原自沉与"以身祷之"

关于屈原自沉的原因有多种说法,此处提出"以身祷之"说,认为屈原是为楚国祈福消灾而自沉汨罗的,即所谓"汤祷"式。屈原每每称说自己没有做错什么,国家为什么会有灾祸;屈原表示不怕死亡而只怕国家覆亡;屈原每每说自己兴国强政的心愿不被理解,他要以死来表达自己的这种心愿。"以身祷之"是古代巫术,亦在楚地盛行,从屈原与巫的关系及楚国的巫风盛行看,屈原自沉与"以身祷之"有相当的关系。正因为屈原"以身祷之",作为回报,故楚国人民祭祀他。     

"三一律"探微

"三一律"是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悲剧必须遵守的创作法则之一,尤其盛行于十七世纪的法国.这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哲学基础、文艺思想等密不可分.本文试图从"三一律"的形成发展,"三一律"在十七世纪古典主义时期盛行的原因,"三一律"将何去何从这三方面,对这一法则作整体把握和较为全面的阐释.     

东汉对《楚辞》的解读和关于屈原的论争

东汉对《楚辞》的解读具有若干异于西汉的新特点,本文依据史料,在对此时期绍骚、注骚之总体情形观照的基础上,重点就王逸、班固关于屈原的论争及其依经立义的深层原因予以论述和探析,认为王、班二人对屈原的不同评价既缘于对“经典”的不同理解,更缘于其思想性格的内在差异.这种差异,与其说是进步与保守的对垒,毋宁说是人性深处之生命意志、生命情调的分野.     

"四唐"说源流考论

"四唐说"萌芽于唐末评诗品诗的时代批评氛围.严羽受这种文化风气的影响,在论诗的过程中提出了"五唐"说,完成了对唐诗发展的大致分期.方回和杨士弘又将它运用到选诗和评诗的具体操作过程中,扩大了它的影响.到高棅,"四唐"说才得以完善和定型,并成为影响唐诗研究相当深远的一种分期学说.     

再谈屈原的悲剧原因

关于屈原的悲剧原因,前人已经做了很多探讨。如果从屈原的自身素质、情商、政治才能三方面来看,楚王的不信任和上官大夫、令尹子兰挑拨离间,导致君臣矛盾层层加深,事功不成,是屈原悲剧人生的外因;而屈原的内向型性格和平庸低下的情商,和他缺乏政治家的策略和果敢的自身素质,则是屈原悲剧人生的内因。     

"美国梦"的幻灭

<美国的悲剧>是美国现实主义作家西奥多@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1871-1945)最成功的小说.本文从作品的社会悲剧,凡人悲剧,以及"美国梦"悲剧三个层面来说明<美国的悲剧>正是"美国梦"的破灭的反映.     

"大团圆"与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主体意识变迁

"大团圆"是中国传统悲剧文学戏剧化倾向在文本结构上的重要表现,中国现代作家对"团圆"问题的客观辨析与理性认识贯穿于新文学建设的始终,这种认识不但形成了中国现代作家特有的悲剧观念,而且对中国现代悲剧文学的创作起着重要的制导作用.     

亚里士多德"净化说"内涵再辨析

"净化说"是亚里士多德的美学思想之一,它主要是针对悲剧艺术~([1])而提出来的。亚里士多德"净化说"的内涵应该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净化观众观看悲剧时所引起的恐惧和怜悯这两种感性情感,二是通过净化恐惧和怜悯两种情感使得观众在思考之余获得一种理性和知识的快感。然而由于亚里士多德的许多作品,尤其是《诗学》的散佚,使得亚里士多德自己对"净化说"内涵的正面解释无从获知,从而导致后世学者对"净化说"的解释都较为片面。因此,在求真的原则下有必要进一步对亚里士多德"净化说"的内涵作出一个全面的解读。那么要真正探究亚里士多德"净化说"的完整意义就必须结合他的情节说、必然律、过失说、动力因等哲学、美学范畴。     

"中正思维"与屈原对生命与道德统一关系的绝对化

“中正”是屈原建构其政治思想体系的指导思想。名为“中正”,意味着其政治思想合乎政治规律,同时,也体现了屈原追求唯一合理性的思想方法。这种绝对化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和思维方式,使屈原把自己的生命与其所认定的道德价值绝对同一。这种道德与生命的绝对同一就是屈原的人格精神在根本上异于儒家而“过于中庸”之处,也是他在道德责任被剥夺后走向自杀的最根本的内在逻辑力量。     

杜甫“抑屈”辨

东汉的班固曾指责屈原“露才扬己”(《离骚序》),北齐的颜之推也曾批评屈原的“显暴君过”是“多陷轻薄”(《颜氏家训·文章篇》)。此二人系历史上最有名的攻击屈原的人物。他们的贬抑祖国伟大诗人屈原的主张,当然不会得到历代进步文论家的赞同。郭老在批评杜诗时,认为杜甫也是“抑屈扬宋”的,并说杜对屈的评价是“继承了班固、颜之推等人的传统的。”(《李白与杜甫》)杜甫是不是“抑屈”呢?综观少陵诗,我们不同意郭老的观点,理由如次:一,杜甫赞扬屈原的人品,同情屈原的遭遇。如《最能行》之结尾二句:“若道士无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称屈原为“英俊之才”是颇高的赞许。在《天末怀李白》末,杜甫写道:“应共冤魂语,投     

作为"他者"的"乡土中国"——兼论如何对待费孝通先生的学术"遗产"

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中,不少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将费孝通笔下的"乡土中国" 当成研究基点.在经验层面,"乡土中国"变成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最真实的写照,构成理解中国乡村社会性质与中国乡村社会变迁的起点;在理论层面,"乡土中国"中的一些概念成为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现象的最好的"工具",现实经验成为"乡土中国"的注脚.在此意义上,"乡土中国"构成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的"他者",限制了学者的视野.只有突破作为"他者"的"乡土中国"的限制,在正确地对待费孝通学术"遗产"的基础上,才能吸收和批判既有的学术资源,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     

马克思解答"存在之谜"的理路

马克思在对以往哲学的全面批判中,从"国家之谜"的消除、"历史之谜"的破解到"人之谜"的揭示,形成了一以贯之的解答"存在之谜"的内在理路.这种解答只是一种不同以往的全新的解答,绝非是一种冻结未来的最终的解答.因此,毋宁说这种解答只是一种新型的关于"存在"问题的"存在论"假说.     

论春秋战国间的"爰田"制

"爰田"或作"辕田",是春秋战国间晋国和秦国实施的一种非常重要的土地制度.学术界长期以来把这种制度解释为"换田"或"换地换房",往往自相矛盾,越说使人越糊涂.根据史籍记载,考察这种制度产生的背景、原因,在晋、秦两国的实施情况及其在历史上的重大影响,并根据字书解释,考证"爰"和"辕"的真正意义,可以看出,"爰田"实际上是由于当时的形势需要而制定的为"引"导和结"援"而"上下相付"的赏田,从而正本清源,恢复历史的真实面貌.     

老子"无知无欲"发微

《老子·三章》所谓的"知""欲"具有特定的内涵,"知"就是机心、机巧,"欲"即私欲、物欲、贪欲.一方面,黑暗的统治是贪欲、机巧和滥用暴力的原因,它导致社会混乱,民不聊生;另一方面,贪欲是诱惑,放纵的背后是自食恶果."知"、"欲"是"无道"世界的必然产物,以"有为"的表现形式凸显社会危机."无知无欲"体现向"道"的回归.只有"无为"政治才能保证自然秩序,只有在这种秩序下,一切人为的恶果才能消除.     

“童心”说与“第二次天真”说的比较研究

马斯洛的"第二次天真"、"健康的儿童性"说,也就是李贽的"童心"说,正是"第二次天真"和"童心"说,使作为成人的作家,"既是非常成熟的,同时又是非常孩子气的",这看起来是对立的,但文学艺术的创造要的就是这种双重视角. 他以十分成熟的、深刻的、理性的眼光看生活,能够把生活的底蕴揭示出来,但同时他又以儿童般的天真的、陌生的、非理性的眼光看生活,充分地展现生活的充满情趣的方面.所以作家的真正的创作,总是有一种"健康的倒退(复归)",即从二级过程推回原初过程,从意识推回到无意识,从现实原则退回到快乐原则,或者说这是一种"溶合",正是这种"倒退"或"溶合"消除了上述的悖论,从而进入了创造的境界.     

"辞"非文体论——与褚斌杰先生商榷

<楚辞>,即"楚人语词"."辞",不是文体名.当今学术界认为"辞"是文体之名,此说不能成立.<楚辞>与<楚词>并举,"辞赋"与"词赋"并称,"辞人"与"词人"同用.词、辤、(辤)(后二字今简作"辞")本义不同,但是三字古音相同,可以通假.本文考察了两汉至盛唐11种主要文献,论证了作者的观点.     

闻一多先生论屈原

屈原忠君爱国的说法,大约起于南宋的朱子(熹).六朝人的观点,则可以王孝伯的“痛饮酒,熟读《离骚》,方为名士”数语为代表,这又是另一种解释.汉人评论屈原,可分为两派:扬雄、班固是一派,他们的考语,就是听谓“露才扬己”:淮南王刘安则推重屈原为廉士.这两派都没有包含忠君爱国的思想成分,而淮南王的说法最为可靠。《楚辞·渔父》篇中曾有过“众醉独醒”的清浊之论,这同淮南王的说法正相吻合,而在《卜居》篇里不也写过“谁知吾之廉贞”这样的话么?从这些材料来看,可知两汉的学者尚未用个人的理想和观点曲解屈原.如梁竦《悼骚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