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学视阈中的“山寨文化”

“山寨文化”已经从网络传播走向现实话语的争论,公众对此意见很多但观点迥异,主要原因在于对“山寨文化”概念自身不确定性的解读造成公众话语误导。文章剖析了这种误导的原因,从阐释学角度,就“山寨文化”做出了指明性解释,并就相关不同内涵却被混同的概念做出了划分,最后对“山寨文化”指向性意义做了分析。     

传播社会学视野下的山寨文化

山寨文化是当下后现代主义"去中心化"社会文化变迁中的一个表征,其形成和发展有着必然性、合理性和一定的正面意义.现代大众传播模式加快了山寨文化传播的进程,促进了社会观念和行为的变迁.因此,对山寨现象应当仔细区分和鉴别,消除消极因素和负面影响.     

山寨文化：抵抗与揶揄

作为亚文化类型的山寨文化,既具有一般意义上亚文化的风格特征：抵抗,在器物层面、文化理念层面、文化产业层面,山寨文化向主流文化叫板,以图建立自己的认同;也具有由我们这个特定国情多种因素决定的风格意义：揶揄,它是传媒策划者和社会小资本所有者的社会小众诉求着快感满足和平民化,借助于破坏既有符码和表达新符码的方法,创造特别意义,揶揄着主流文化的惰性和刻板,宣告着草根阶层的生存方式,同时,由于利益动力,加快山寨文化成型化,使之及时地表达了草根阶层对社会现实的文化诉求。然而,无论山寨文化如何风光,都必然逃脱不了亚文化的宿命：缴械与收编。     

“山寨文化”兴起的原因与启示

“山寨文化”的兴起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有多方面的原因。“山寨文化”具有两面性,对社会发展正负面影响兼而有之,价值判断应视具体情况而定。“山寨文化”的兴起表明,主流文化正面临重大挑战,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任重而道远;体制外的各类民间文化在不断的生长、发展,已经成为一股重要力量。     

托克维尔眼里的美国版“山寨文化”

19世纪30年代,托克维尔游历美国。根据《论美国的民主》中的记载,当时美国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和当下中国流行的＂山寨文化＂[1]十分暗合。托克维尔认为此种平民化的＂山寨文化＂有粗鄙化的嫌疑,但其通过大规模的生产,打破了旧有的等级秩序,满足了更多人的需求。进而,身份平等对民主的意义在价值序列上应排在防止＂多数暴政＂的危险性前面。通过对比当时的中国,托克维尔发现,正是缺乏持续的创新意识,才阻断了中国文明前进的步伐。     

山寨现象与大学生创新的反思

文章从分析当前热议的山寨现象出发,呼吁需要加强大学生创新教育,倡导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导山寨现象健康发展。     

生活政治视野中的山寨消费——山寨现象的社会学再解读

在全球化日益扩展的过程中,消费控制已取代生产控制成为新社会控制的核心逻辑,利用生产社会中的政治逻辑不再能有效解释底层群体的行动,通过生活政治视野的引入,集中于当代中国社会中独特的山寨消费现象,则可发现山寨本身的根源恰恰在于商品拜物教里面的消费控制,山寨正是消费社会中权力控制与异化的体现,消费中的山寨现象和生产中出现的诸种现象一样,是一种社会事实,而不是道德评判,解决山寨问题的出路在生活政治而非生产政治。     

"和谐""盛世"说"山寨"

"山寨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2008年逐渐流行,它保留了"山寨"古义中与正统、主流、中心相对的非正统、非主流、边缘的内涵.山寨与朝廷之间既有对抗也有妥协、合作,"山寨文化"与主流文化之间,同样也潜在着谈判与妥协的可能,市场的加入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山寨文化"的兴起与主流文化对盛世想象的建构之间,形成了颇具反讽意味的张力结构,然而二者能够在当下中国并行不悖,遮蔽着的是主流话语通过对传统与现代盛世概念的置换,造成了盛世想象与现代民族国家内在精神的错位."山寨文化"采取滑稽模仿的艺术手段,目的并不在于学习,而在于颠覆与消解,这是一种既不同于对抗也不同于屈从的抵抗方式,本质上是弱者的艺术.     

隐喻与反讽间的张力——从符号学角度解读山寨文化

山寨文化是一种以模仿为核心的流行文化现象,具有强烈的草根平民化色彩,因其模仿与抄袭的界限不清而颇受争议.文章从符号学的角度出发,考察山寨文化的特质、其"搞笑"效果的成因及其与创新行为的关联,证明山寨是一种模仿与反叛并置的文化符号.在发送者与接受者之间的文化规约中,它以隐喻的方式实现模仿,又通过反讽体现自身特有的差异化效果,在隐喻与反讽的张力问进行自我的表达.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构建的必由之路——对"山寨"现象的伦理学解读

对"山寨"现象除抄袭、克隆、盗版等伦理攻击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山寨"现象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构建中所表现出的积极的一面."山寨"现象体现的是主体经过长期的分裂所作出的走向自身统一的主动性努力,是主体在自我确认和自我实现过程中对自我对外关系的拷问和再审视,它所体现的对经济伦理话语权的追寻必将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体系中的积极力量.正确引导和积极培养这些力量的成长,在实践中探索经济伦理体系的整合模式,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伦理体系构建的必由之路.     

山寨制造的正名及调控

山寨制造和山寨文化的泛化,使中国信用建设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规制山寨,一方面是重构社会信用体系,另一方面是建立中国标准,掀起世界产业革命,提高中国在国际标准和国际规则方面的话语权和决定权。我们必须进一步厘清山寨文化的各种表现、真实本质和国际比较,做好山塞制造的规范和调控,从而实现中国信用建设的科学发展。     

汉语词的文化义与文化个性

本文运用社会语言和文化语言学观点透视汉语词的文化义与汉民族文化的特殊性。文章认为文化义是词语本身所隐含的文化色彩或者附加在词语之上超语言的文化意蕴，它负荷着汉民族悠久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透对对汉语例词的文化义的分析，把握语言与文化的内在联系，可以深化语言科学的研究，窥见汉民族绚丽多姿的文化形态。汉语的文化义似应从以下方向发掘：成语与典故义；比喻与比喻义；借代与借代义；附会与象征义；联想与联想义；情态下褒贬义；风格与语体义；形态、色象与形象义等。     

别样的“山寨”与“恶搞”:李蔚然电影的创意模式

当下新锐导演李蔚然的电影实践和艺术风格呈现山寨文化、恶搞特色,尤其是他的电影处女作《决战刹马镇》呈现了导演对喜剧片的特殊理解,如把恶搞、山寨等后现代喜剧元素淋漓尽致地运用到剧情和演员的表演中。这种将商业、创意、戏仿等完美结合,实现了尽皆癫狂,尽皆过火的游戏喜剧效果,为喜剧电影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模式,同时从电影的角度为大众文化的审美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     

“杨家将”历史文化研讨会举行

首届全国杨家将历史文化研讨会于2007年8月21日至23日在杨业故里——陕西省神木县召开。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浙江大学、香港理工大学、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陕西师范大学、陕西省文史馆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30多位从事历史、戏剧、文化产业、     

从语言模因论看“山寨’现象及其传播

模因论是基于新达尔文进化论的观点解释文化进化规律的一种新理论。语言模因论揭示了语言发展的规律,模因有利于语言的发展,而模因本身也靠语言得以复制和传播。拟运用语言模因论对“山寨”一词的产生和迅速发展进行研究,指出“山寨”实际上就是一种语言模因,它的传播和影响揭示了语言与文化的发展和传播规律。     

民间工艺文化生态保护与调研纵横谈

随着工业文明和先进的高科技为人们带来丰裕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传统的民间文化生态也在遭受着如同自然环境一样的破坏,如何搜集、整理、挖掘、保护传统民间文化是当代物质文明和文化建设的需要.<民间工艺文化生态保护与调研>课题组几年来以一种文化生态观念对民间传统手工文化进行了调研,以科研工作和实际行动对传统民间文化进行了建设性保护和抢救.     

全球消费与底层反抗——山寨现象的社会学解读

全球化的扩展对个人生存方式带来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消费社会对于形塑个体与社会关系具有重要的作用.将山寨这一实践现象放置于消费社会与符号政治经济学的视野中理解,山寨实际可以理解为后现代社会中底层消费群体的"拟像",同时也被整合到整体性消费社会权力结构中的过程.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看,山寨化与麦当劳化构成了整体消费社会中弱势与强势阶层的两种行动方式,山寨是底层消费群体反抗的一种弱武器.     

“西藏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2013年10月13日，由我校主办的“西藏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学术研讨会胜利召开。应邀来自北京、西藏、四川、广东等省区的十多位专家学者及我校相关学科的专家五十多人参加了研讨会。     

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新发展

近20年来中国社会语言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20世纪90年代,由于缺乏足够的国际交流,中国社会语言学曾经进入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模式。2001年以后,中国社会语言学开始脱离了“文化语言学”的导向,通过与国际语言学界的交流,逐步转向语言变异、语言变化、言语社区等重点研究领域。而2002年起始的连续几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研讨会开始把中国社会语言学推向了世界。随后,以2003年中国社会语言学会的成立为契机,中国社会语言学进入了一个组织化、国际化、理论化的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