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与《史记》、《汉书》比勘举要

东汉末年,荀悦受命以《左传》体即编年史体,重新整理纪传体《汉书》。建安三年,荀悦开始撰写《汉纪》,至建安五年完成。由于《汉纪》据《汉书》而成,乃中国第一部断代编年体史著,故历来不乏探讨两书关系的论著。《汉纪》在史体方面开创先河,但论者鲜有全面探讨《汉纪》与《史记》、《汉书》关系者。其实三书皆记西汉一代历史,而其中所记内容又多有重复,故本文拟通过比勘《史记》、《汉书》与《汉纪》,以补校今本《汉纪》,并据以订正《史记》与《汉书》之讹误。     

荀悦与《汉纪》

荀悦(148—209年)字仲豫,颖川颖阴人(今河南许昌),是东汉末年有名的史学家和思想家。当时,在黄巾起义的猛烈打击下,东汉政权名存实亡,地方豪强势力各霸一方,连年混战。汉献帝为了维护东汉刘氏的正统地位,防止曹操篡汉事件的发生,以“《汉书》文繁难省”①为理由,命令荀悦按照《左传》的体例删略《汉书》,写成《汉纪》三十卷。     

试论荀悦《汉纪》中的天命论思想

荀悦(公元148—209年),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市)人,是东汉末年进步的政治思想家和重要的历史学家.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荀悦始辟镇东将军曹操府,旋迁汉庭黄门侍郎,和荀彧、孔融等“侍讲禁中,旦夕谈论”,积极为东汉王朝的“中兴”出谋画策.他于这期间(建安元年—二年)写成的《申鉴》五篇,即是这“旦夕谈论”的集结.建安三—五年,他任秘书监、给事中.时献帝雅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后汉书·荀悦传》).书成奏上.迁为待中.     

试论荀悦撰写《汉纪》的政治目的

荀悦(公元148年——209年),字仲豫,颍川颍阴(河南许昌)人,东汉末年重要的史学家和思想家。汉献帝建安元——二年,他任黄门侍郎,著成《申鉴》五篇。建安三——五年,他任秘书监、给事中,又著《汉纪》三十篇,这是一部影响深远的编年史名著。刘知几曾将其与《汉书》一起,作为断代编年史和纪传史的开山,将我国古代最主要的两大史体——纪传体和编年体,称之为“班、荀二体”。梁启超也把《汉纪》称为:“此现存新编     

荀悦的人口思想

荀悦(公元148—209年),字仲豫,东汉末年颍川颍阴(今河南省许昌)人,系先秦荀况的十三世孙,为当时著名的地主阶级的政论家和史学家。他自幼好学,十二岁时,就能解说《春秋》;因家境贫寒,无钱买书,常借阅别人暂时不用之书,一览多能诵记。他成人之后,逐渐走入封建统治行列,曾应曹操征召,初任黄门侍郎,后迁为秘书监、侍中,为献帝刘协侍讲禁中。他曾奉献帝之命著《汉纪》三十卷,时人称     

荀悦的经学思想与汉代经今古文学之争的终结

荀悦的经学思想与汉代经今古文学之争的终结张涛东汉末年，反映官方意志的今文经学日趋衰微，今古文经学逐渐融合、统一。郑玄兼通今古，遍注群经，在实践上基本完成了这一学术发展过程。而在理论上最早提出平息今古文经学之争的，乃是略晚于郑玄的荀悦。荀悦（公元１４８...     

荀悦与仲长统思想合论

荀悦和仲长统都是东汉建安时代的士人。荀、仲二人在天道观和社会治理方略等方面互有异同。荀悦所著《申鉴》重在申说和反思历史教训,其思想对汉代儒学既有保留,又有质疑;仲长统所著《昌言》则奋起批判时政,旗帜鲜明地否定了汉代儒学的哲学基础。这既是汉魏之际思想界由儒学转向名法思潮的反映,又透露出魏晋玄学即将兴起的某些信息。     

析《汉纪》编年体例的政治学功能

汉末学者荀悦将纪传体的《汉书》改编为编年体例的《汉纪》。本文认为他对于《汉书》之帝系的正当性,是存有异议的,而这却往往为历来的学者们所忽略。而荀悦所首创的“断代编年体”,其价值便不仅限于历史编撰学,“某帝—某年(某月)”的纪年符号本身,构成为“正统论”思想的重要表征,具有明确的政治学功能:即表达了人们的政治态度及其赖以支撑的某些观念理据和判定标准。     

《两汉纪》史论艺术之比较及探因

作于建安初期的荀悦《汉纪》与作于东晋中期的袁宏《后汉纪》合称《两汉纪》,是两部编年体史学巨著,其史论在全书中均占据重要篇幅,在艺术上各具特色。通过比较,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史学家论史之宗尚、著述之目的与文质之观念对其史论艺术的影响。     

略谈《春秋》与《资治通鉴》的相承关系

《资治通鉴》(下简称《通鉴》)作为贯通古今的编年体史书,是中国史学界的一大创作。虽然司马光作《通鉴》在体例上多从荀悦《汉纪》,但编年体最早创自《春秋》,因此,笔者认为,《通鉴》和《春秋》存在一定的相承关系。     

《汉纪》史论中的历史思考

《汉纪》的史论内容丰富,阐发了荀悦对历史的深入思考,表述了通达的历史见解和成熟的治国方略。不但以深入的理论思考增益了书中的历史智慧,给人以更切实的历史教育,而且充实和丰富了古代的历史理论,为古代史学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汉纪》史论中的史学见解

荀悦对史学有很丰富的看法,在《汉纪》的史论中他对史学性质、功用、撰述要求等各个方面都作了较深入的理论阐述。他的论述有一定的系统性,也有一定的理论高度。他的史学见解充实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体系,对中国史学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     

荀悦思想浅说

荀悦(148-209),字仲豫,颍川颍阴(今河南许昌市)人,汉末史学家,荀子的十三世孙.《后汉书》本传说,荀悦自幼聪颖,十二岁就能说《春秋》.由于“家贫无书,每之人间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尤好著述”.汉灵帝时,宦官专政,他隐居不仕,当时一般人都不了解他,唯有其从弟荀或特别尊敬他.后来他应召至镇东将军曹操府,迁黄门侍郎.“献帝颇好文学,悦与或及少府孔融侍讲禁中,旦夕谈论.累迁秘书监、侍中.”当时曹操专权.荀悦“志在献替,而谋无所用”,于是作《申鉴》五篇,专论为政之道,总结历史经验,“帝览而善之.”献帝喜好典籍,认为班固《汉书》文字多并且难懂,命荀悦依照《左传》体例加以改写,于是荀悦写成《汉纪》三十卷.他另外还著有《崇德正论》及诸论数十篇.     

中国孙子学的历史考察

中国孙子学作为中国军事学的核心内容之一,自《孙子兵法》问世以来经历了5个时期:战国至东汉末年是它的发轫期,东汉末年至北宋后期是它的拓展期,北宋后期至清前期是它的深化期,晚清以来是它的嬗变期,最近30年间是它的繁荣期。从学术思想史的立场出发,系统考察中国孙子学的发展过程及其特点,对中国军事史和学术史研究来说,都是一个极具价值的学术课题。     

汉魏时期的《易》、《老》会通思潮

人们往往关注魏晋玄学影响下的《易》、《老》会通思潮,认为是魏晋时代的新风尚。实际上《周易》经传和《老子》虽然分别是儒道两家尊奉的典籍,但两者在内容上有许多关联,这构成了《易》、《老》会通的思想基础。而《易》、《老》会通的思潮,从西汉初年的司马季主,到两汉之际的严遵、扬雄,再到东汉末年的马融、郑玄、虞翻等,一直绵延不绝,学者们或援《老》入《易》,或援《易》入《老》,成为魏晋玄学兴起的先声。     

从汉代屈原论争看汉代学术观念的变迁

汉代屈原论争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汉代初年至西汉宣帝时期,第二阶段为西汉元帝年间至东汉和帝时期,第三阶段为东汉安帝时期至东汉末.汉代士人对屈原的论争体现出汉代学术观念的变迁:第一阶段以黄老之术治国,此阶段士人对屈原持肯定态度;第二阶段为儒学独尊时期,此阶段扬雄、班固、贾逵等人对屈原持批判态度;第三阶段为经学的中衰时代,王逸、应劭、荀悦等人又极力提高屈原地位.汉代屈原论争在三个阶段的不同表现可以从今本《楚辞补注》的作者情况得以体现.     

论蔡邕碑颂中《周易》典故的运用

作为东汉后期的重要经师,蔡邕与当时的《易》学传人存在着密切关联,为东汉末年《易》学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蔡邕碑颂中运用了大量的《周易》典故,并且能够根据碑主及表现事象的不同有所甄别。蔡邕碑颂中所用的《周易》典故,继承了《易》经的忧患意识和变通观念;同时又反映出经学昌盛期尊师重教的风尚。蔡邕在碑颂中所用为《费氏易》,与当时的经学走势合拍。     

魏晋南北朝史学的旁支——地记与谱学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学的蓬勃发展,以纪传史的著作为主流.纪传体包括纪、传、志、表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的体裁都在纪传史以外得到独立的发展,但它们对纪传史来说,都处于从属的地位.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的编年史,从形式上看,编年史有与纪传史并驾齐驱之势;究其实际,两者之间的主从关系,却是非常明显的.编年体的产生,早于纪传体.自从司马迁创造纪传体以后,遂使这一体裁在汉代独霸史坛.汉末“(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荀)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因此,自编年体重登历史舞台之始,即表明其与纪传体之间的主从关系:班固经传体的《汉书》为主体,而荀悦编年体的《汉纪》为从属.单     

文人五言诗晚熟原因试析

文人五言诗只所以晚到东汉末年才臻于成熟,其主要原因是受到时代风尚和不同时期文人的价值观念的影响;而作为其成熟标志的《古诗十九首》出现于东汉末年,也绝不是偶然的,其原因有:一、东汉末年的社会环境,刺激了文人对新文体的追求。二、五言诗所显示的优越性,使其取代四言诗成为文学发展的必然趋势。三、汉代乐府民歌的完善和丰富,为文人创作五言诗提供了借鉴。     

试论东汉后期的法治思潮

东汉末年 ,儒家名教之治走向衰败 ,士风浮华 ,吏治腐败 ,社会黑暗 ,许多思想家、政论家为挽救东汉统治 ,主张儒法并用 ,以法治国 ,形成了有时代特色的法治思潮 ,本文对法治思潮的形成、代表人物的思想言论及社会影响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