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罚金刑数额立法新论

目前我国罚金刑适用的范围在不断扩大,但罚金刑数额立法存在很多弊端,应当采用以犯罪人的年总收入作为基数的罚金制,即"新型倍比罚金制",来完善我国罚金刑数额的立法。     

罚金刑易科制度探析

罚金刑易科,是指在不能执行罚金刑时采取其他措施来替代执行罚金刑的制度。虽然这种制度目前还存在一些弊端,但是,由于刑罚具有确定性,而且,罚金刑与自由刑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罚金刑易科作为一种替代措施,对解决罚金刑执行难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所以,应明确罚金刑易科的性质,确立科学的易科制度,同时也要建立和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以尽量减少其弊端,充分发挥其应有效用。     

罚金刑易科制度探析

罚金刑易科,是指在不能执行罚金刑时采取其他措施来替代执行罚金刑的制度。虽然这种制度目前还存在一些弊端,但是,由于刑罚具有确定性,而且,罚金刑与自由刑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关系,罚金刑易科作为一种替代措施,对解决罚金刑执行难问题是十分必要的。所以,应明确罚金刑易科的性质,确立科学的易科制度,同时也要建立和完善相关的配套措施,以尽量减少其弊端,充分发挥其应有效用。     

论我国罚金刑数额立法的弊端及其完善

根据罚金刑数额立法应当遵循的五个原则 ,我国罚金刑数额立法存在很多弊端 ,主要表现为 :规定了大量无限额罚金的罪名 ,倍比罚金制导致罚金数额过高 ,限额罚金幅度没有与自由刑形成比值关系 ,单位犯罪的罚金没有数额幅度。完善我国罚金刑数额立法的途径是 :对自然人犯罪应当规定最低劳动报酬或月收入或其他收入的罚金制 ,对贪利性单位犯罪 ,应当以涉罪数额为基准 ,规定倍比罚金制 ;对非贪利性或无涉罪数额的单位犯罪 ,应当规定等级点数制罚金。     

浅谈认识罚金刑的几个观念的转变——针对罚金刑缺陷论之罚金刑的不平等性的反思

目前罚金刑适用的范围在不断扩大,其地位也在不断提高,一些国家甚至确定了以罚金刑为中心的刑罚体系。但罚金刑却有如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一些弊端早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例如罚金刑的不平等性就饱受诟病。本文认为对待罚金刑,需要转变几个观念,才能对其予以真正的认识。     

罚金刑适用问题探析

罚金刑作为刑罚方法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各国刑罚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在罚金刑逐渐取代自由刑的总的趋势下,怎样最大限度地合理适用罚金刑,成为我国刑法研究中的一个重点。从另一方面讲,我国的罚金刑制度无论从立法、司法还是理论研究上,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因而,加强这一方面的研究也很有必要。     

论我国罚金刑价值取向

我国罚金刑模式的价值取向主要体现在适用对象、科处原则和操作与执行等方面。新刑法典以中允为价值取向，力求扬其优点，避其弊端，使罚金刑制度取得了比较完善的形象和较为合理的内涵。     

我国罚金刑执行困境的出路

在司法实践中,罚金刑的执行状况不容乐观。在西方刑法实务界经发展较为成熟的罚金刑易科制度,可以有效解决罚金刑判而不罚的困境。确立罚金刑易科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罚金刑执行难的矛盾。     

中外罚金刑比较考察

罚金刑已成为当代西方刑法事实上的中心刑种之一。相比之下,在我国,由于传统观念的滞后,罚金刑的适用率还比较低。罚金刑将会在我国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不可能完全替代自由刑。     

论我国单位犯罪罚金刑数额立法之缺陷及完善

我国刑法对所有单位犯罪均配置了罚金刑,但在立法模式上兼采双罚金制与单罚金制两种,且大多采用无限额罚金刑.这种立法模式弊大于利,应代之以双罚金制及倍比罚金刑和限额罚金刑.     

刑罚体系问题研究

刑罚的轻缓化是当今世界刑罚的整体发展趋势,但我国现行刑罚制度的重刑化倾向严重。重刑易破坏公众的公平正义观念;重刑会导致刑罚功能的贬值;重刑易导致刑罚外的其他预防犯罪的措施难以落实。因此,有必要改革我国现行刑罚体系:消减死刑;完善自由刑;扩大财产刑和资格刑等非监禁刑的适用范围;增设社区服务刑等,使其与刑罚轻缓化的世界发展趋势相一致。     

死刑的立法技术特征

中国是世界上死刑罪名最多的国家之一.然而,限制或废除死刑,早已是世界性的刑事立法趋势.就法学知识而言,死刑存废问题已被刑法哲学和犯罪学所穷尽;中国的死刑限制论和废止论对刑事立法也并未产生实效.死刑的学术研究已步入僵局.单纯研究死刑的立法技术特征,尚不为学界所充分重视.事实上,中国的死刑立法技术特征十分明显.研究死刑的立法技术特征,可以开拓学术研究视域,深入探知立法精神,为改善立法建言献策.     

论非刑罚化的生成及其实现途径

世代对立的报应刑理论和预防理论的论争导致目的刑思想在世界范围内盛行,这为非刑罚化生成提供了理论基础,刑罚谦抑性、人道化理念和轻轻重重的刑事政策把非刑罚化思想推向了成熟。非刑罚化从制度设置上就是指刑罚宣告的回避、刑罚执行的回避以及犯罪人的社会化处遇。但是我国刑事立法和司法领域长期以来对非刑罚化的存在持一种否定态度,因此,应该从犯罪结果的非刑罚化和刑罚执行的非刑罚化两个层面上建立和完善我国的非刑罚化制度。     

行政处罚的有责性研究

行政处罚的有责性问题(即被处罚人的主观心态是否以故意或过失为必要),是行政处罚制度中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对此问题世界各国的学理见解及制度规定均未形成统一认识,但是,其发展的趋势随着现代民主法治思想的发展是倾向于行政处罚应以有责性为要件的。我国《行政处罚法》虽然没有对行政处罚的有责性作出系统性的规定,但是,对违法者的责任能力、行为能力及主观要件都作了规定。文章试图从刑法相关理论入手,比较国外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学理及制度,结合我国《行政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对行政处罚领域的有责性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并尝试提出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处罚有责性制度的初步设想。     

中国死刑制度管窥

死刑问题尤其是死刑存废问题，已成为中国刑事领域的热门话题，并引起了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如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在法律上废除了死刑或在司法实践中已不执行死刑。基于我国司法条件、司法特点、诉讼文化、诉讼传统、历史背景、社会状况等各方面的情况，以及死刑所具有的特殊功能，我国目前还不具备废除死刑的条件，但我国应从完善死刑制度着手，以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真正做到“少杀、慎杀”，从而顺应国际死刑制度发展的总趋势。     

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现状与思考

行刑社会化是当今世界行刑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向。然而。在我国长期的行刑实践中。由于受多种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行刑方式社会化程度明显不足的问题尚十分突出。面对日益开放的现代社会,近年来.我国受西方行刑社会化理念的影响和启迪,司法机关和行刑机关亦开始尝试进行行刑社会化方式的试点工作。并已取得了初步成效。本文描述了当前我国实行社区矫正的现状。从试点工作来看,社区矫正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试点工作刚刚开始,工作中仍然存在很多的问题值得研究。     

古典惩罚伦理学范式的突破——从柏拉图到塞涅卡

塞涅卡立足于斯多亚精神对惩罚现象作了深入的反思,他继承、批判并发展了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惩罚理论,创造出一种特别的惩罚伦理学。他集中批评了惩罚中的愤怒和残忍,提倡理性、宽和、仁慈的惩罚。这种惩罚伦理学是对古典哲学的价值范式的突破:伦理学的最高价值不在于要帮助人获得最高的幸福,而在于让人免受伤害,尤其是免除统治者以公正的惩罚之名对个人的伤害。塞涅卡的这一思想,改变了斯多亚哲学一贯“出世”的冷酷精神,表现出对普通个人的生存与尊严的深切关怀,显示了与现代政治伦理相通的一面。     

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的冲突和协调

修订后的<刑法>第3条规定:"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为犯罪行为的,不得定罪处刑."这就是理论界所称的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为公民自由与国家刑罚权之间划出了一条明确的界限,它有利于对公民个人权利的保障,是社会主义法制原则在刑法中的直接体现"[1].罪刑法定原则的法典化获得了刑事理论界和实务的普遍赞誉,它标志着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与完善.罪刑法定原则作为一项刑事立法原则,也是一项重要的刑事司法原则,对刑事司法活动起着指导作用.而刑法解释是"对刑法的含义给予更准确、更明了的提示和说明."[2]刑法司法解释作为对刑法规定的一种阐述运动,在司法活动中起着普遍性的刑法规范运用于具体案件的沟通作用.在司法实践中,一方面,根据罪刑法定原则,司法人员必须忠实了法律,严格依法办事,不得任意解释刑法;另一方面,司法人员在处理具体案件的过程中又不可避免的掺入个人的法律意识.立法上罪刑法定原则的确立与实践中刑法司法解释的盛行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使刑法理论界不得不冷静下来重新审视罪刑法定原则的意义,并探究罪刑法定原则与刑法.司法解释之间的关系,以期从二者的冲突中寻求能够协调二者关系的最佳途径.     

环境保护中的“激励悖论”

环境保护是我国在改革开放中各级政府一直给予高度关注的问题，也是没有从根本上予以解决的问题。文章分析在政府、环境监督部门和破坏环境的不法分子三者博弈过程中，政府要想长期降低破坏环境事件的发生，就一定要加大对环境监管部门玩忽职守的处罚力度，短期内加大对环境破坏者的惩罚力度能抑制环境破坏者对环境的破坏，而长期则无效。     

当前中国反腐败形势及政策建议

腐败是一个普遍现象,治理腐败也是个世界性难题。尽管中国的反腐败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反腐败形势依然严峻,必须构建完善的举报权利保护制度,提高腐败的发现率,加大惩治腐败的力度,树立法制的权威,以法治遏制腐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