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社会与青少年社会化模式的变迁——从网络传播看青少年社会化问题

以网络传播对青少年社会化的影响为切入点,对中西方学者的经典社会化理论进行评价,重新阐释了个体社会化概念,分析了传统社会化环境的现实缺失,并从文化、个性发展、社会结构三个维度论述了网络虚拟环境对青少年社会化成长的冲击与挑战,提出青少年传统社会化模式开始解构,虚拟社会化模式开始突现这一事实。     

基于社会学观点对法律运行过程的展开

在现有理论中，法律运行过程研究大致可以分为整体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两种研究进路。实质上，它们都没有完整描述现实社会中真实的法律运行过程，因为从社会学中人的社会化理论看，法律运行过程是法律社会化和人的社会化的结合：从横向分析，法律运行过程是一个法律因素和社会因素通过法律社会化与人的社会化而被人所认同、接受法律影响进而影响法律运行的过程；而从动态看，它也是一个法律社会化与人的社会化在其内容、程度、动力机制等方面博弈的过程。因此，法律运行全过程必须强调对社会成员最根本的生理需要以及在此基础上衍生出的其他社会需要的满足。     

试论网络社会下人的虚拟生存与全面发展

网络信息社会以数字化信息为资源,以技术化程序为逻辑,实现了生产力的巨大解放,全面而深刻地影响并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以及思维方式。在网络社会条件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更要从技术与人文之间的本质关系出发,全面了解网络社会人的交往、实践与精神生活实况,深入考究虚拟空间人的思维模式与行为方式,更好地架构两个社会、两个世界之间的生存逻辑,以呈现人的更为科学全面的生存状态。面对虚拟生存引发的人格裂变、技术张力形成的科技漩涡以及人文失落滋生的文化嬗变,如何正确认识现实社会与虚拟社会之间的内在关联,如何有效转换人的双重生存空间的虚实境遇,直接决定着网络社会下人全面自由发展的现实走向和客观命运。网络社会条件下,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就要从虚实互构、同生和共荣三个方面入手,实现个人发展与社会集成的统一,追求技术理性与人文价值的对接,探究完整存在与全面发展的维度,从而更好地解答人自身解放与发展的时代命题。     

艺术中的科学——科技哲学的一个可能向度

大众化与社会化，是科学技术哲学展示自身形象及魅力，拓展专业发展空间的现实需要，而古代艺术中的科学正是使科学技术哲学走向社会和现实的桥梁，是开拓科学技术哲学新视野的一个可能向度。     

论企业战略联盟社会网络

战略联盟是现代经济中企业得以生存与发展的有效组织形式,而联盟社会网络又是企业获得资源的重要途径。以企业战略联盟社会网络为研究对象,论述了社会网络的内涵、特征及社会网络形成的基础条件,并以企业经济行为社会化为背景,运用价值链原理分析了企业战略联盟社会网络的形成及协同机理。在此基础上,结合企业战略联盟的发展历程,根据各种形态企业战略联盟的特点,揭示了社会网络为其所提供的独特竞争优势。     

断裂与整合:网络社会青年政治社会化范式的嬗变及其应对

网络社会化新模式的突现,不仅冲击和消解着传统的青年政治社会化模式,也重塑着现实的青年政治社会化过程,使其从"真实社会化"向"虚拟社会化"转变.面对"真实"与"虚拟"两种社会化问的断裂而导致的青年政治角色的认同危机.建构一种功能完整与体系规范的新型社会化整合机制,是实现两种社会化相互协调和有效对接,促进青年政治社会化在自身与社会和网络良性互动基础上健康发展的新路径.     

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对社会发展尺度的反思

马克思晚年的“世界历史”理论对社会发展尺度进行反思,指出社会发展不能遵循单一的生产力尺度,否则会导致对人的现实生存状况的忽视,出现生产力尺度与人的尺度的对立,进而论述社会发展应当遵循发展生产力的客观尺度与人的主体价值尺度的有机统一,在社会发展中实现对人的理想生存状况的追求和对现实个人生存状况的改善的有机统一。     

论网络社会视阈下法的价值

法的价值具有社会性,这是因为法本身、人,以及人的需求具有社会性.因此,在研究法的价值时,不能脱离具体的社会背景.网络社会是由信息革命推动而出现的社会空间,网络社会既依附于传统现实社会,又悬置于传统现实社会之外,法的价值在网络社会中与在传统现实社会中也有着不同.秩序作为法的基础价值在网络社会中经历了"工具论"向"空间论"的转变.自由是人对法的永恒价值追求,必须用法明确网络社会中新的自由可能性转化为现实自由的边界.作为法终极价值的公正应在网络社会和传统现实社会中予以统筹,使其成为两种社会共同的终极价值目标.     

数字化媒介及其趋势对青年大学生的影响研究

数字化媒介的兴起及其迅速发展,使得人的数字化生存成为现实。媒介化社会逐步形成,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延伸到人的日常生活,并成为日常生活无法避免的存在。媒介化生存是当代青年大学生面临的最为直接的现实文化境遇,当代青年大学生要摆脱网络依赖症,媒介素养的培育和提升尤为重要。     

网络社会的本质及其与现实社会的关系

通过对社会、网络社会概念进行分析,认为网络社会是由人与人之间通过相互交往而组成的有组织的系统,是人类社会最新的存在方式,是现实社会中的人,以互联网为纽带,通过信息交换而形成的虚拟社会。网络社会的存在以现实社会为基础,其存在的技术基础是现实社会的软件和硬件,其存在的主体基础是现实社会中的人,网络社会中的内容都是现实社会存在内容的电子化形式。网络社会作为现实社会在互联网上的映像不是简单的反映,而是具有不完整性和扭曲性。不完整性表现在参与网络社会生活的人只是现实社会成员的一部分,主要是有一定经济基础和技术的年轻人,扭曲性表现在人们往往在网络社会中刻意表现出和现实社会不一样的方面以及作为网民群体一员而表现出的群体无意识状态。     

开拓科幻小说的现实主义新域--论陈楸帆及其科幻小说创作

陈楸帆是一个极具创作天赋和艺术潜力的年轻科幻作家。在科幻领域,他提出了“科幻现实主义”的主张,并在创作中践行自己的主张,积极关注现实生活,真实地揭示了现代人的生存状态。而且,他还善于通过动物意象,呈现人类社会的种种病态,为科幻小说开辟了通向现实主义的崭新领域。     

类熟人社会:工业型村庄社会结构新形态

工业化、城市化形塑了人口流动的方向,这使得我国东部乡村与中西部乡村的社会性质产生了巨大分化。在工业化与人口大量流入的背景下,东部地区村庄逐步成为土客杂居的工业型村庄,“类熟人社会”成为工业型村庄社会结构的新形态。学界既有概念“无主体熟人社会”揭示了作为人口流出地的中西部农业型村庄社会结构的新形态,而“类熟人社会”与其相对应,形成对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互补性解释。在东部地区工业型村庄中,通过原生型社会关系与建构型社会关系,人们的“熟悉”感开始建立,但最终却形成了“熟而不亲”的类团体格局。类熟人社会的形成,有赖于人们在流动社会里,通过“区隔化”和“聚类化”的策略,在保障生存安全的前提下,实现生计的维持。过日子的区域差异,也使得各群体之间很难在短时间内实现融合。     

民间故事的隐喻和现代性——以《列那狐的故事》为例

《列那狐的故事》是欧洲中世纪文学的最重要成就之一,代表了新兴的市民阶级的声音。故事采用寓言象征性的写作方式,实际上暗含了一个多层次空间的象寓世界;它以儿童式的心灵和目光叙说了一群动物之间的斗争生活,为我们折射反映了当时社会市民阶级的现实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对现代人的生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旋转飞升的陀螺”——《长沙白茉莉》的摩登、欲望与革命叙事分析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的长篇小说《长沙白茉莉》再现了“大革命”失败至1930年间上海作为摩登都市的多重面相。在重构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摩登与都会传奇上,消费型的物质文化、“颓加荡”的欲望风习及对“青帮”形象的塑造等开拓了海派文学的叙事空间;在对一代怀揣“上海梦”的青年的情爱体验传达上,上海摩登欲望视野下的各式女性挑战传统男女情爱伦理关系,呼应享乐主义性观念的变革等,传达了身陷欲望“围城”的一代青年的人生困境;主人公赵克明历经考验最终拒绝上海摩登而选择革命,以此作为一般意志不坚的革命青年遭遇上海摩登的声光化电之后的超克之道的叙写法极有深意。黄仁宇的历史想象丰富并大大拓展了现代时期海派文学的叙事空间。     

后现代:生活与艺术合一了吗——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必须承认目前所谓"审美--艺术生活化"和"生活的审美--艺术化"的现象,但是,如何理解这种现象,如何阐释它所意味的内容,还须认真辨析.现在的问题在于这种现象的出现,是否足以使艺术与生活合一了呢?回答是否定的.与生活相区别,对生活进行变异,生活的特异化,是艺术的基本特质之一.当然,"特异"不是"离异".不论什么样的生活特异化,都不能离开生活,而应该既在生活的"情理之中",又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     

虚拟生活中主体想象发展的本体论意义

虚拟空间是被技术实现了的人的想象空间,虚拟生活是主体想象创造并控制的生活。虚拟生活也激发主体的想象。在虚拟空间中,开放、多元、自由、宽容、共享的价值理念深入人心。开放与共享,意味着主体可以相互启迪着想象;多元与宽容,意味着主体可以启动创造的意念,自由地想象。虚拟空间排除了现代科学理性和市场逻辑对自由想象的挤压,有效地抵制想象的齐一化、单向化。虚拟空间想象的发展还有利于反抗现代文明对主体创造生活的压抑。由此,虚拟生活中主体想象的发展又有了本体论与人学的意义。     

微电影的地方感审美与城市的形象建构——以福州本土微电影发展为例

微电影作为新兴的媒体形式和营销载体早已备受关注,而其在城市形象建构和传播中的作用刚刚崭露头角。特定城市空间内的微电影在本土化叙事中彰显城市现代性的追求,展示城市地理景观以及塑造城市群体形象,本土微电影本身亦成为一种仪式化的城市媒介地标。利用微电影呈现城市形象的同时,还能传递给受众地方感审美和城市精神认知的双重体验,蕴含着城市现代生活的市民话语,牵动市民的集体记忆和情感共鸣,福州本土微电影的城市形象建构,丰富了形象传播的维度,值得关注与探讨。     

“微交往”与“微自治”:现代乡村社会治理的空间延展及其效应

移动互联网在乡村社会的应用与普及催生着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升级,也扩展着乡村社会的公共空间。案例分析表明,党群微信群实际上是乡村社会中公共交往空间和公共治理空间的现实映射,而互联网的互动、便捷、透明特性又拓展着这双重空间的广度和深度。一方面,微信群所塑造的虚拟社区,为村民互动、互助提供了机会和平台,乡村公共性在“微交往”中再次聚合;另一方面,以“微管理、微监督、微决策、微服务”为主要表征的乡村“微自治”又强化着村民在乡村治理场域中的主体性作用。与此同时,村干部的双重角色也映射在微信群所塑造的虚拟空间之中,使得该空间兼具“国家在场”与“乡村自治”的双重面相,强化着乡村社会公共空间的复杂性。     

“阿包”:已知19世纪宁波首位圣公会教徒

原事裁缝业的“阿包”在1846年成为了19世纪宁波首位圣公会教徒。“阿包”信仰笃定,主动向身边的底层百姓布道,成果得到了传教士的肯定。“阿包”个性外向,但有时也脾性不定,这点深深地左右了他与传教士间的人际往来。1858年秋日,他与原本信奉罗马方济各会的中国医生“丁先生”展开了多次教义舌战,最终“阿包”打动了“丁先生”,推动其转入圣公会。“阿包”能以低微社会身份取得较大传教成果的原因主要有三:首先,他有着独特的身世资源,可以与底层民众心心相印;其次,他具备良好个人魅力,能动人以情;复次,他与传教士间有职业、宗教双重纽带绑定。在近代中西交流史上,“阿包”案例不仅构成检视外来文化“在地化”的良好样本,——近代外来文化中国化的历程从来不是精英“独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