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与中晚明词学主情论

明代中晚期词学主情论与阳明心学生成于同一文化母体,在心学的辐射之下,明代词学被赋予了新的内涵,言情说成为词学之主流.而主情论末流趋于俚俗淫靡,直至陈子龙"以情论词"方才有所改观.但陈子龙对"情"的界定也有偏颇之处,其创作与词论始终难以摆脱词为艳科的传统窠臼.明代词学主情论的流变,体现了明人对词学可贵的探索精神.     

论明代的幛词

幛词"亦文亦词"的文体形态和固定的行文格式,使古今文人学者对其文体归属持不同观点,或归于"文"类,或置于"词"类.幛词的四六序和词体部分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具有独特的文体特色.作为明代常用的颂贺文体,幛词歌功颂德的内容和雍容华贵的物质载体,是明代官僚贵族阶层交际礼仪、风俗人情的文化表征,具有浓厚的文化内涵,折射出当时官僚贵族阶层普遍存在的虚荣、浮夸和好大喜功的社会心理.幛词虽为应酬之作,但具有文体创新意义及文学价值.从文体特性而言,幛词与启文、赠序文的文体功能最为接近.但二者的文体特色却大异其趣;幛词使用的范围较窄,仅用于喜庆场合,其语体以骈文为主,文体风格显得庄重典雅.     

东坡词音律问题新说

苏词究竟合不合律,这是长期以来苏词研究者争论颇多的一个问题。早在北宋时,范正敏就曾经认为:“子瞻之词虽工,而多不入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42引《遁斋闲览》)这并非范氏一人的观点,而是当时人的普遍看法。苏轼门人晁补之所说“东坡词,人谓多不谐音律”(《能改斋漫录》卷16),能够证明这一点。随后的李清照在被后人加上了“论词”标题的文章中同样对苏词的音律问题加以指摘,说苏词“皆句读不葺之诗耳,又往往不协音律”(《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33引)。到了南宋初年的胡仔,观点开始有所改变。他认为:“子瞻自言,平生不善唱曲,故间有不入腔处,非尽如此。”(《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26)虽然也承认苏词中有不合音律之作,语意却是落在否定“苏词不合音律”这一前人提出并得到普遍认同的命题上的。近现代以来,这种否认苏词不合音律     

论吴藻词的愁情

吴藻的词多写愁情,这种愁情虽以家庭、爱情的不幸为起因。然而爱情的落寞,情感的孤寂并没有使她被动的请求＂施舍＂,在词中将自身处于卑微的地位。吴藻要求与男子平等,渴望像男子一样建功立业。词虽是吴藻打发愁情孤寂的工具,但因其具有独特的新内容而别具一格。她的词不写男女私情,不作闺音,而写性别焦虑,提升了词的内容;她的词不是婉约哀怨,而是豪旷雅洁,提升了词的格调。     

词的情和美

词的情和美谢之雄自古就说“诗言志”（《尚书》），志是什么？“志，意也。”（《说文》）“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诗经·大序》）现代通常作志气、志向、志趣解释。因此，说“诗言志”，就突出了思想性，但却不能因此而忽略艺术性。诗歌在古代就重视对美的追求，“...     

明代词集评点的价值与特色

明代的词集评点,自清代以来多受讥评。其原因一方面是明代词集评点确有浮泛率意的缺点,另一方面则在于论者之以偏概全以及对于明代学术的成见。通过对明代二十余种评点词集的系统清理,尤其是对汤显祖评《花间集》,沈际飞批点《古香岑草堂诗余四集》以及卓人月、徐士俊评点《古今词统》等的重点研究,可以见出明代词学批评特有的话语方式、思维取向与审美追求,其以曲释词或词曲互证的批评方式尤具特色。正是这些有别于宋代和清代词学的思维特点与话语方式,决定了明代词集评点不可取代的历史地位。     

论书坊主对明代历史演义小说的影响

明代绝大多数的历史演义小说均为书坊刊刻,其中更有不少作品为书坊主自身所编创.明代书坊主不仅通过刊刻参与历史小说的传播,而且还以自身的创作实践,对演义小说的发展和繁荣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论“以词为曲”与明代曲坛的风格嬗变

以词为曲的创作风气,是传奇戏曲文人化的产物,尤以郑若庸等吴中曲家的创作最为突出。他们重视文词的典丽藻饰,集中反映才士的文人才情,同时又呈现出较为浓郁的吴中色彩。这既源于受当时后七子崇古观念的影响,着重于文辞修饰的功力,同时又得力于文坛盟主王世贞等人的鼓吹。     

论明代的内阁与党争

中国历史上对朋党打击最厉害的莫过于明太祖朱元璋,他为了强化皇权,在他亲自主持制定的《大明律》中规定:“若在朝官员交结朋党,紊乱朝政者,皆斩,妻、子为奴,财产入官.凡诸衙门官吏,若与内官及近侍人员互相交结,漏泄事情,夤缘作弊而符同奏启者,皆斩,妻、子流三千里安置.”尽管如此,并未起到多大作用,相反,明朝党争的激烈程度超过了以往历史上任何一个王朝.是何原因造成此种状况呢?稽考史实,笔者认为,党争和明朝废相后建立内阁制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论词的传播与词的文化特性

词的传播方式与传播空间的变化,直接影响着词的文化功能。词史上,词的两种基本传播形态的发展、变迁及其相互交织,引起了词的文化功能相应的彼此消长与变迁。由于口头传播与文本传播并存的格局,从北宋晚期一直延续到元初的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对词的文化特性的认识亦存在着矛盾与对立。在词的生产与传播的技术层面,存在着重文辞与重音律的矛盾;在词的文化功能层面,则存在着雅与俗的矛盾与对立。词史上对柳苏词的不同评价则为这种矛盾的集中体现。     

论明代诗话

诗话崛起于宋,徘徊衰落于元,至明代而复兴,出现了第二个诗话创作高潮.据《中国丛书综录》,明人诗话之作,以“诗话”名书者凡十七部,未名“诗话”而实属诗话之体者凡三十一部,合计著录为48部.据本人所编纂的《中国历代诗话书目》所载,明代诗话已知见书目多达一百七十余部,其中以“诗话”名书者凡48部(含诗话集),未名之“诗话”的论诗之作凡130余部;而据台湾大学博士生连文萍说已收明诗话二百部之多.今杭州大学周维德编纂有《全明诗话》丛书.系继郭绍虞先生之后诗话整理的补阙之作.所以,从其数量来看,明代诗话并不亚于宋代诗话.然而,明代诗话又产生于朱明王朝所特有的社会环境和文学思潮之中,深深地打上了历史的印记,因而具有自己的时代特色和艺术个性.     

论明代诗派

一代之兴。必有总持一代风雅之人。生于其间。洗涤胜朝孱痿之余腥。发为昌明光大之音调。此非作者之能反之也。气运之感通有以致之也。明代之诗。亦若唐之有初盛中晚。永乐成化之间。刘伯温高季廸袁景文贝清江诸人。以清真雅正。尽反元代秾廲纤艳之习。季迪为正声之魁。虽格律句调。未极高浑。要其冲和雅淡。微婉芊绵。蔚然盛世之音。伯温规守少陵。不能综览博涉。以成其美。景文尤弱。清江亦少变     

明代追和词的兴盛及原因

明代追和词数量大增,并且出现了多部追和词集。明代诗坛的复古运动亦影响到词的领域,明人对于唐宋词极为尊崇,这一心态在创作中的直接体现即是追和之风的盛行。明代诸多词谱、词选、词籍的编著整理也为明人追和对象和范围的扩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明人唱和往往以追和前贤名作为形式,这是明代追和词兴盛的重要原因。对于唐宋名家名作的大量追和促进了唐宋词的传播与接受,推动了弘治嘉靖年间明词的中兴。     

明代台阁词的创作风貌及其成因

台阁体是明代前期文学的主要特征 ,一般以诗文见称 ,但也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词作 ,其创作队伍是以“三杨”为主的台阁大臣。从前后两个阶段来论述明代台阁词的创作风貌及其成因 ,以此表明词作为极具抒情性和审美性的文学样式是远离政治的产物。     

论词中用典与唐宋词的发展

用典是诗词一种重要的创作手法,词的用典和诗中的用典一样,也经历了一个逐渐发展、逐渐增多的过程,这个过程其实就是用词由演唱的伶工之词演变为书案上供阅读的士大夫之词的过程。本文即以文人词几个发展阶段的“大家”的用典情况,筒略叙述了“用典”与词的演变之间的这种关系。     

论明代皇权与皇位继承

我国封建社会专制皇权呈不断加强之势。至明代,皇权之威严、待功臣之刻薄、折辱杖杀朝士之残忍,为前代所罕见,致使朝臣人人自危,朝政日趋腐败。腐朽落后的嫡长子继承制,使明代帝王从政素质退化,一代不如一代。专制皇权的高度发展与传统的皇位继承制度,是有明一代政治上的两大弊端。明帝国的衰落败亡,正是首先从专制皇权内部的腐烂开始的。     

论明代江南农业与商品经济

论明代江南农业与商品经济朱子彦从明代中叶开始，江南地区农业与手工业中的商品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虽然它在当时的整个封建经济中尚不占主导地位，但仍对封建的小农经济起了冲击作用，促进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明代江南农业中的商品经济的显著发展，主要表现为江南地...     

论浅草-沉钟社创作中的主情主义倾向

作为在传统审美方式发生现代变革时期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文学社团,浅草—沉钟社感应着时代变革的脉搏,强调文学创作是作家主观情感的自然表现,对封建抑情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在各种文体的创作实践中,均以情感为表现中心,自觉追求抒情性,形成了鲜明的主情主义倾向,实现了审美方式的现代变革。浅草—沉钟社创作中以情感为表现中心、以昂奋与感伤为基本情调这一主情主义创作倾向的形成,是时代环境、中外文学传统和个体选择等诸多主客观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论词义与词的区别

词义和词是语言中两个不同层面的元素。词是语言音义的结合体,词义是这个结合体中的意义部分。词的本质是语音的物理性和语义的社会性,词义的本质只有语义的社会性。因此,词和词义不同：一,数量不同。古今汉语词汇约有４０万条,而古今词义的有２０００万个。二,结构不同。词的结构只有独立。联合、定中、述补、述宾、主谓、重叠等几种类型,千千万万的词可以共用一个结构形成。词义一个意义就有一种结构形式,语言中有多少个词义就有多少个结构形式。词义的结构十分复杂。三,构成成分不同。词的构成成分只有词素一种成分,而词义的构成成分有义库、义位、义素三级单位,三级单位又各有自己的构成成分,各级单位的构成成分也十分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