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旅游"观念及其民族文化心态探析

中国古代的“旅游”一词 ,常有着一种游离故土的感伤甚至哀愁。这在字义上是由于与“旅”的搭配使“旅游”有了漂泊乡愁。而从民族文化的深度探析 ,在农耕经济和宗法制度下 ,中国人特别重视乡土观念和血亲关系 ,一旦“失其本居” (旅 )而游于外 ,便难免有思乡之苦。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人们的旅游文化观念才逐渐改变。商业经济萌动与旅游观念更新带来了明朝中后期的旅游热 ,对该旅游热的出现及其文化背景加以分析 ,可以更好地印证古代特定经济背景和思想观念对中国古代旅游文化观念的影响。     

论中国古代商贾小说中的诚信

诚信是举世公认的美德。中国古代商人从自己的生活和需要出发 ,对诚信有自己的理解和认识。从文化的角度来看 ,诚信是一种与“善”紧密相连的道德规范 ,是“重义轻利”的价值取向在商品交换领域的延伸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 ,诚信是一种市场竞争力 ,是中国古代商人的经营秘诀 ;从中国古代商人的生存状态来看 ,诚信是中国古代商人健康成长最需要的营养。     

中国古代数字神秘崇拜文化初探

对“数”的神秘崇拜观念,是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普遍现象,对中国传统社会生活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个鲜明特色。本文对这一文化遗产进行了初步研究和梳理,探讨了数字神秘观念的成因,以及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从一至九的自然数中包含的丰富的神秘崇拜观念,并做了文化学的分析与阐释。     

中国古代生态文化:为了复兴的反思

中国古代生态文化作为当代生态文明的源头活水 ,受到人类社会的高度重视。“天人合一”思想是它的基石 ,古代神话传说中的自然崇拜是它的特殊表现 ,而尊重自然规律是它的精华。这一优秀文化在历史的演进中出现衰落 ,其原因在于它的基本精神被抽象化和宗教化 ,从而切断了人与自然的对话途径 ;在于封建社会调整人与自然关系服从于调整社会关系 ;在于古代农耕文化与生态文化本质上的矛盾和冲突。新世纪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复兴必然包含古代生态文化 ,所以我们要重新认识、解读和重视中国古代生态文化的价值和历史意义     

胡适思想与中国现代性问题

胡适在20世纪30年代关于“传统与西化”的论争中提出的“一心一意的现代化”“全盘吸收西洋现代文明”的主张,使他一直被认为是“全盘西化派”的代表人物。但他毕生所坚持的“中国的文艺复兴”思想,揭示的却是一个“古今之变”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只有人文情感和理性精神的全面再生,取代古代那种禁锢情感与理性的宗教信仰,我们才能从古代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然而,近十年来有关“反思现代性”的讨论中,却出现了各种否定理性、主张重建中国社会的宗教信仰,以及把“古今之变”转换成中西方文化对立、批判西方文化霸权的观点。该文试图从胡适思想的角度,来对这些问题做初步探讨。     

循环观与农业文化

循环观念是人们对于自然社会事物循环运动的一个基本认知.循环观是中国传统思维的重要取向,影响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各个层面,对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以及农业文化的构建产生了深远影响.循环思想源于古人对天地自然的深刻领悟和社会生活生产实践活动,作为农耕文化的重要支撑,循环观念引导了具有时候型特征的农业文化.     

衡山文化遗产的特点与价值

南岳衡山自古以来就有“文明奥区”之称,这是与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分不开的。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南岳衡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从宗教角度来看,从南岳衡山走出去的南派禅宗则是中国佛教的典型代表;从中国古代书院的角度来看,南岳的书院不仅在中国是首屈一指,更重要的是肇始了湖湘文化;从建筑艺术的角度来看,南岳古庙则是江南古代建筑的杰出典范;从碑刻的历史价值与摩崖石刻艺术的角度来看,南岳的禹碑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的“贝希斯敦铭文”。     

“白马非马”论的文化解读

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是在中国文化系统内产生的 ,蕴含着深刻的中国文化特质。今之学者通常站在西方哲学和逻辑学的角度来审视和分析它 ,往往忽视了其作为中国文化和哲学问题的性质。从中国古代文化的语境角度去解读 ,可以发现“白马非马”论实际上不属于逻辑问题 ,而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认识论问题。它是“责实”问题 ,而非“共相”问题 ;采用的是“辨物察类”型分析法 ,而非概念逻辑 ;它是公孙龙特有的借以阐述其思想智慧的“道”论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文化居主导地位。儒家主张崇礼。中国人历来自称为“礼义之邦”,乃至可以把“礼”看作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的标志。荀子在讲到“礼”的时候曾说:“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论》)。在这里,“天地”概括了天与地在内的整个自然界。中国古代文化主要是在黄土地上以农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因而具有农耕文化的特质。其次,对“先祖”的推尊,表达了中     

从知识到思想：中国古代文论学科话语的后古典范式转型

中国古代文论既是知识,也是思想。从思想角度探讨中国古代文论有助于中国文论的整体自觉。中国古代文论思想性包括学科、学术、文化和社会维度。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反思与拓展中,这些都有体现,并积累了不少有益的经验。中国古代文论学科话语已经进入了不同于单纯知识的新发展态势,即后古典范式转型。在这一范式转型中,知识学、方法论、价值观、精神性构成其核心内容,学科反思、学术反思、文化反思与社会反思构成其主要方向。从知识到思想的后古典范式转型,对中国古代文论学科、当代中国文论研究以及文化复兴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河洛文化”概论

“河洛文化”概论程有为河洛文化是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的地域性文化，它曾对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近年来学界同仁对河洛文化进行了许多微观方面的研讨，有不少论文面世，但对其进行宏观研究的成果尚不多见。本文拟从宏观研究角度，就河洛文化的界定、...     

中国古代"平均赋役"的文化考察

平均赋役是中国古代赋役制度和赋役政策的指导思想,以往研究古代赋役、赋税制度或思想的大量论著,对这一指导思想都缺乏研究,有所忽略,更没有从文化的角度考察这一制度、政策和思想的基本特征.从政治文化、思想文化和社会心理的角度,考察"平均赋役"的文化内涵,不论对于认识古代赋役制度、赋役政策和赋役思想的基本特点,还是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的均平文化,都是必须要做的基础性工作.     

“野蛮社会”“农业革命”和三分期理论的修正

美国学者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对于“石器一青铜器一铁器三分期”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三分期理论”必须修正,并提出与此不同的、更进一步的分期法。半个世纪以后,考古学家柴尔德和布雷伍德阐述了“农业革命”的观点。学术界公认：“农业革命是文明之母。”但在“新石器”与“农业革命”两个不同的重大事件之间,并没有必然的相关性。“石器时代”学说暴露了严重缺陷。必须认识到：史前几乎所有的文明要素如弓箭的发明、农耕和家畜饲养业的出现、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的转化、陶器的发明、定居生活等等,都是在“木石复合工具时期”奠定的。该文作者提出：“木一石器时代”至少可以分为五个时期：（1）混合木一石器时期。相当于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初级蒙昧社会;（2）简单的木一石结合时期——绳索捆绑或胶结的木石长矛、木石投枪等,相当于摩尔根《古代社会》的中级蒙昧社会;（3）木石复合工具时期——即弓矢阶段,相当于摩尔根《古代社会》的高级蒙昧社会;（4）复杂的木石工具时期,相当于摩尔根《古代社会》的初级半开化社会以及“早期智人”阶段;（5）综合的木石工具时期,相当于摩尔根《古代社会》的中高级半开化社会以及“后期智人”阶段。由此,必须加强“木石复合工具时期”的研究。该文进一步讨论了“五模式论”和“莫维斯论’’的缺陷,并且指出石犁与大石铲（香）都是祭祀用器。     

中国古代文化与古希腊文化生态比较

中国古代文化和古希腊文化在其生成和发展的过程中深受生态状况影响。古代中国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地理环境方面优于古代希腊,形成典型的农耕文化,但是相对封闭。相比之下,在经济土壤、社会结构、国际条件等方面古代希腊却明显比古代中国优越,这大大有利于其开放型文化的形成。双方各具特性,各有优劣,从而成就了东西两颗璀璨的文化明珠。     

爱国与忠君思想在分裂割据和大一统时代的文化意义——以屈原类型和杜甫类型为例

古代中国的农耕个体经济、社会政治结构是形成爱国与忠君思想的基础。古代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但在漫长的历史中也出现过短期分裂割据的局面,因分裂而出现的"国"只能是中国境内的地方割据政权,而非主权国。这些"国"都有着共同的中国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其爱国思想属于中国爱国思想文化传统。古代中国的爱国思想往往与忠君思想结合在一起,这是古代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必然产物,是古代中国爱国主义的特质,而非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屈原和杜甫分别是分裂割据时期和大一统时代爱国与忠君思想的代表,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得到爱国与忠君思想文化传统的一些规律性认识。     

“和”:华夏文化的超稳定系统

本文从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文化人手,探讨了“和”文化的生成过程,剖析了“和”文化的构成系统,揭示了“和”文化的超稳定特质和功能,给中国这个多民族的国家何以能长治久安提供了一份颇值得参考的解答。     

从社会历史语境看中国旅游的发展流变及其特点

中国旅游的发展及其演变,是在中国古代特定的社会语境中形成的,反映了中国特有的民族性,也显示了中国文化特有的深层因素。农耕自足经济和宗法观念下的专制制度制约着中国古代旅游,而休闲天性在经济繁荣、思想宽松背景下的释放,更反证了特有的社会经济环境及其变化对中国旅游的特点和发展演变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杜甫中原情结探讨

“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的诗圣杜甫在其诗歌中流露出其对中原故土的乡土“情结”,这是古代传统农耕文明中“叶落归根”思想的体现,亦是中原农耕文化影响诗人创作心态的一个剖面。本文结合诗人漫游经历及其诗歌创作探究杜甫的中原情结,并蠡测杜甫中原情结产生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原地区农耕文明的影响;二是诗人生活虽颠沛流离,但其内心始终充满“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使命感。     

礼学与等级人学

针对学术界认为儒学是“人学”的观点,本文从礼的角度认为,中国古代的人是处于等级礼仪之中的人,“我”是通过与“他人”的关系而表现出来的。这种关系受到礼的制约。因此,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没有独立的个体观念,这种看法类似于现代的“社群主义”,但二者之间也有本质的区别。中国古代对人的探讨最终归结于“等级人学”。     

文化转型初期中国士人对西学的价值取向

在明末耶稣会士来华之前，华夏文化曾与两种类型的外部文化相交汇。一种是与中亚和西亚的游牧文化的碰撞与融汇。与中原地区的农耕文化相比，匈奴、突厥、契丹、蒙古等民族的游牧文化是一种“低势能”的文化。在这种碰撞中，游牧民族即使取得军事征服的成功，却因为文化的落后，结果总是“征服者被征服”，那些进入农耕文化圈的游牧民族逐渐为农耕文化所同化。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游牧文化也对农耕文化产生了某些积极的影响，如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类。第二种类型是两汉、魏晋、隋唐时期南亚次大陆佛教文化进入中国。从学术思想的发展水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