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法律多元为基础的民族志研究

中国人类学学科建设几经曲折,目前正处在一个大发展的社会预期之中。我们认为这种预期有望在两个方向上加以落实：一个方向是海外民族志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者,特别是有志于中国人类学事业的博士研究生,带着对中国社会感兴趣的问题,去国外社区进行规范的田野作业,完成民族志著作,由此累积中国人对于全球社会日常实践的经验知识。另一个方向是人类学分支学科建设,即人类学与其他基本学科的交叉研究、合作研究。人类学所直面的“社会总体现     

历史人类学在中国的论争与实践--以华南研究为例

华南研究可以从地域和概念两个层面去理解,但方法论是华南研究一个重要的参考指涉范围,即强调结合人类学的参与观察和地方文献及档案运用与解读的方法。在这种学术旨趣的指引下,国内外一批地方社会文化学者在华南区域着手进行了历史学和人类学相结合的研究尝试,取得了一系列丰硕的成果。2001年,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和运作,使华南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大,“华南学派”的名称亦逐渐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熟识。而随着历史人类学在我国的影响越来越大,华南学派已经不满足于将目光停留在华南一隅。“超越华南”或“告别华南研究”之所以提出,即在于“希望走出华南,到中国其他地区去,延续他们的问题关怀与方法实验。     

近百年的文明起源研究

“文明”,是继野蛮时代之后人类社会的发展阶段,而与之相关的“文化”,则是人类较大集团生活方式的总和。一百余年来,人们对人类文明社会起源诸问题的探索,主要在文化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三个学科领域进行。一在文化人类学的众多学派中,作为过程来探讨文明社会起源的是进化学派。“人类学之父”泰勒所著《原始文化》主要注意精神文化,首先是宗教信仰的发展。此后十年,他在另一著作《人类学》中,探讨了技术、物质文化的发展问题。到1888年,泰勒发表《论研究制度发展的方法》,才把目光转向社会组织的演进。但在这方面他并未取得成功。     

中国社区研究的学术追求与应有前景

中国化社区研究的学术抱负均在以“社区”作为特殊载体或透镜,通过“有形”社区研究来理解“无形”中国社会.回顾社区研究史,“有形”过渡到“无形”的社区研究方法,既是学术本身内在的理论创新追求所致,又是中国学人的学术责任和国家情怀使然.中国社区研究可以通过渐进式的三个步骤由由浅入深、由局部到整体逐步认识“无形”中国:在微型社会学的田野基础上形塑夯实的“中国经验”,以“集体学术”为径加强研究成果的厚重积累,在“文化自觉”的高度反思新时代社区研究和多元社会文化格局,这值得当前学人注意.     

村治研究的三大范畴及其进展评析

村治研究是中国农村研究的核心.在不同时期,根据政策与实践的需要,村治研究分别形成了村民自治研究、乡村治理研究和农村社区治理研究三大范畴,“村治”的内涵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从研究目标上看,村民自治研究追求的是中国农村治理的民主化,乡村治理研究追求的是中国农村研究的本土化,农村社区治理研究追求的是城乡治理的一体化.除此之外,三者在产生时间、研究缘起和研究重点上是明显不同的.村民自治单元下沉、村庄研究回归与农民行为形态、农村社区治理的城乡关系维度构成了当前三大范畴最新的研究趋势.但是,自治单元下沉的合理性、村庄研究的深度、农民形态的准确性以及城乡关系维度的泛化,仍然是制约村治研究创新与发展的主要问题.     

现代化的反思:来自村落社会的求证--评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2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

晚近中国是在跌跌撞撞中开启面向现代世界的大门的 ,这以后中国发展的逻辑在“欧风美雨”的侵袭之下似乎也发生了变化。在这种变化中 ,各种现代化思潮开始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结下不解之缘 ,于是 ,关于中国如何告别传统、走向未来的 2 0世纪百年历史就有了按照各式各样的西方解释模式来书写的学术大话语。而相对于这些大话语 ,吴毅的小叙事《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 2 0世纪川东双村的表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 0 0 2年 5月出版 ) ,却宛如一股清新的田野来风 ,为热闹的中国现代化研究带来些许清凉之意。《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     

从"社区"的语词历程看一个社会学概念内涵的演化

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把“社区 /共同体”这一概念引入社会学后的 1 0 0多年过去了 ,社区研究与时俱进 ,成为社会学人类学等领域的一个研究热点。人们从不同的研究角度和研究目的出发 ,对社区作出不同的界定 ,因此 ,“何为社区”值得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思考。本文试图从中外文化交流和中国社会和学术发展的角度对百余年社区概念的演化脉络进行一番梳理。     

二十五年来中国的人类学研究:成就与问题

文章简评25年来中国人类学在乡村社会、少数民族及海外文化“三大地理空间圈”,及在亲属制度、宗教与仪式、比较政治、经济、历史、比较文化、法律诸领域的研究中获得的成就,分析了学科存在的问题,并以问题的解析为角度,展望中国人类学研究的走势及前景。     

撤村建居社区党建工作的问题与对策——以杭州市为例

受撤村建居社区独特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影响,撤村建居社区党建工作面临着党员教育管理难度大、社区领导干部腐败风险大、部分社区党组织功能定位与社区实际和居民群众需求不相适应、部分社区党组织与属地新经济组织党组织关系不够顺畅等传统农村基层党建工作和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所没有的独特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科学设置基层党组织,广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不断健全撤村建居社区监督网络,有效遏制社区干部腐败;因地确定撤村建居社区党组织功能,分类建立社区领导体制;科学设定选人标准,不断配强撤村建居社区领导班子;普遍设立乡镇(街道)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委,统一领导社区单独建立的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组织。     

结构-过程视角下中国乡-村关系的演进与展望

“结构-过程”是中国政治分析的新范式。结构-过程视角下中国乡-村关系的整合性省察有助于对其变迁历程与演进前景作出更为深刻的判断。中国乡-村关系演进是结构与过程彼此调适、相互作用的结果。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随着国家-社会关系结构变迁与乡村治理体制结构改革,在现实乡村治理过程中,中国乡-村关系先后经历了初步形成、动态探索与渐进调适三个阶段。其中在初步形成阶段,中国乡-村关系主要表征为行政命令型,而在动态探索过程中,以税费改革为界,中国乡-村关系实现了从利益诱导到情感运作的逻辑转变。基于全新的时代特征,在渐进调适环节,新一轮结构与过程的互动促使合作逻辑下信任均衡型乡-村关系日益生成,并因其遵循乡-村关系演进的一般规律而成为了乡-村关系发展的必然趋势。     

“大政府与小社会”——街区权力组织建构解析

社区组织建构的宗旨是“小政府与大社会”，即社区整合与社区发展的现代化。而我国目前街区组织建构的任务是承载社会分化的大量社会性职能以及带有问题转嫁性质的政府行政职能，街区权力组织要在“单位制”趋于瓦解的情况下，重新整合基层政权，政治性目标优于社会性目标，成了“大政府与小社会”，其直接后果是社区的“虚拟整合”与社会形象发展现代化目标的难以实现。     

新时期的非农化与农村家庭变迁——浙江省芝村乡农户调查

一、引言 作为一个经济学范畴的概念,“非农化”指的是非农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和非农产业的劳动力在全社会劳动力中的比重不断增加的过程。自1949年以来,中国农村的非农化主要经历了五个阶段:1949—1957年的农村工业萌芽时期;1958—1959年的“公社工业化”时期;1959——1965年的非农企业调整时期;1966——1978年的非农产业发展停滞时期和1979年以后的非农产业大发展时期(辜胜阻:1991)。从这五个阶段的发展后果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卜余年来,使中国农村经济真正发生深层次结构性变化的是自1979年以来的非农化。换言之,正是1979年以来的新时期的非农化才使中国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 作为一种结构性的动力,1979年以来,非农化的大规模深入的展开促使了中国农村家庭的逐渐由传统的农村家庭向现代城市化家庭的转变。当然,作为一个过程,农村家庭的这一“非农化”也是渐进的,而经济领域结构性转变的中国特色对于家庭领域这一渐进的特征也无疑有着某种规定性。那么,在这一渐进中,农村家庭出现了哪些特点?与其它年代相比,其差异性如何?家庭变迁与社区非农化的相关性如何?这就是本文力图解答的问题。     

本土文化的觉醒与应用——对于艺术人类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应用实践的理论思考

在“传统遭遇现代”的今天，“非遗运动”本身需要相应的学术理念的支撑。笔者提出以应用艺术人类学的视野与方法来关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以便于使“非遗”研究具有更加明确的学术内涵。艺术人类学的应用实践是在研究视野与方法上的一次“应用性”拓展，其“应用”也是更加强调了其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与发展能力。     

社区建设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模式

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政府、小社会”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不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国家———社会关系模式特征在于“小政府、大社会”。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的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的改革,市场要素和社会要素的发育,都是在政府的主导和推动下进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塑造的“小政府”同时还应是一个“强政府”,也就是说,“强政府———强社会”的关系模式、政府主导与社区自治的有机结合,应是我国社区建设最重要的体制要求及体制特征。     

中国社会语言学的新发展

近20年来中国社会语言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20世纪90年代,由于缺乏足够的国际交流,中国社会语言学曾经进入了“文化语言学”的发展模式。2001年以后,中国社会语言学开始脱离了“文化语言学”的导向,通过与国际语言学界的交流,逐步转向语言变异、语言变化、言语社区等重点研究领域。而2002年起始的连续几届中国社会语言学国际研讨会开始把中国社会语言学推向了世界。随后,以2003年中国社会语言学会的成立为契机,中国社会语言学进入了一个组织化、国际化、理论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系要

文化人类学(Cultural Anthropology)是与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pology)相对应的人类学两大分支之一,该学科名称于1901年由美国学者霍姆斯(William Henry Holmes 1846—1933)首次创用,后在不同的地区和时期又有不同的传统称谓,如,在英国称“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在欧洲大陆各国称“民族学”(Ethnology)。近年来“文化人类学”有逐渐取代“民族学”而成为通用术语的趋势,意指从历史进程的角度来考察文化。当强调社会制度作为文化的定型组织或一种符号制度,即社会与文化有密切联系并同等重要时,亦有“社会文化人类学”(Socio-cultural Anthropology)之称。各名称的涵义侧重虽略有差异,但其研究的对象和范围大体相同,即是研究作为存在的人的文化特性。     

村治转型与社区重建——后税改时代农村基层治理体系的变革

当前,随着社会转型和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以村民自治为主要载体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及社会组织与管理体制再次走到制度变革的关口,面临村治的转型与社区的重建.构建新型农村社区遵循的理念与逻辑是:从管治到服务,促进农民公民权的增长及社会成员的平等权利;从城乡分割到城乡一体,实现社会融合与治理转型;体现国家外部性整合和乡村社区自我整合的有机衔接与良性互动.     

社区建设:理论的分立与实践的贯通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 ,使社会产生了具有独立决策能力的多元利益主体 ,也因管理与功能承载的缺位而突出了稳定与秩序的重要。这是当代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原初动因。尽管理论上存在“行政化”与“社区化”的分野 ,社区建设的实践却出现了两者的贯通 ,并创造了整合行政权力与社会权力的新方式。由此 ,改造传统国家权力结构并重组中国社会的近代命题在当代中国被再次提出。社区整合的新模式使人看到了政治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曙光     

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社区:涵义、模式与趋势——兼论城市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的转变

社区是指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可持续发展的城市社区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 ,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非政府组织的产生和发展 ,使美国实现了“小政府、大社会”的城市管理格局 ,国内社区出现“自治导向型”管理模式。社会演化表现为“社区———社会———社区”的历史过程 ,未来基本走向是“政社分离、社区自治”。建立现代意义的社区 ,必须要求政府转变职能、角色重塑 ,进行功能的重新定位和体制机制的社会创新。     

从“文学人类学”到“旅游人类学”——厦门大学彭兆荣教授访谈

彭兆荣教授结合自己在西南民族地区的生活经历,回顾了由外国文学到古希腊文化酒神精神与文学仪式的研究转向,这种转向主要缘于西方知识考古学思潮的影响,尝试通过西方文化的知识考古以探究文学中所谓诗学的源头.访谈还涉及以下重要论题:首先,如何正确认识中国语境下比较文学与文学人类学的特定关联;其次,文学人类学的跨学科交叉视角对于当下文学批评的现实意义;再次,如何认识民族志的“真实性”,如何重估“大传统”与“小传统”;最后,彭教授结合中国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从民族仪式、家园意识与民族认同角度评价了旅游人类学或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涉及的国家政治认同与民族文化认同间的关联,并大力倡导建立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