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什图民族主义的产生及发展

普什图民族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英属印度。英属印度殖民地教育的发展、普什图人教育朝圣之旅的建构和抗英斗争的开展,以及南亚次大陆民族宗教矛盾的激化等因素催生了普什图民族主义,建构了普什图民族政治共同体的想象。印巴分治之后,普什图人的族群认同高于国家认同、巴基斯坦政府对普什图部落地区管理的缺失、普什图地区发展状况的落后及境外势力的支持进一步强化了普什图人构建政治共同体的想象,促成了普什图民族主义发展。     

南海问题中的越南民族主义

近年来,越南国内的民族主义围绕南海问题表现出激化的趋势。越南政治精英通过不断将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利用媒体舆论加强宣传等形式,表现其民族主义;越南知识精英则通过著书立说、成立民间宣传团体等形式,表达其民族主义;越南草根阶层,特别是青年学生、广大网民等,受到政治精英、知识精英的影响与煽动,通过互联网、现代传媒等方式参与示威游行,并形成以维护岛礁主权为宗旨的实体组织,宣扬其民族主义。越南的民族主义不仅使越南政府在对外交往中受到国内舆论的牵制,而且也给中越两国人民间的交往带来了消极影响。越南政府如不加控制,将会影响到中越两国关系的良性发展。     

"天皇制"与日本近代"民族国家"的建构

日本对近代民族国家的打造是凭借“民族主义”的教义来实现的,但其切入的途径则借助了本国“氏族政治”这一传统资源,即以“国体论”下的天皇制和神道教等名义,将岛内散在的氏族部落力量整合成一体化的民族力量,形成岛国型的民族主义,再用被想象和创造出的所谓“大和民族主义”的精神与原则去建构“近代国家”,创建了至少在形式上与西方近代国家十分相似或相近的近代民族国家,从而成功地实现了与近代国际政治的接轨,巧妙地完成了一次政治与社会的近代转型。但若揭去头盖,抹去粉饰,展现在人们面前的,依然是氏族政治的古老面容。     

法国启蒙运动与旧制度后期的民族主义话语

法国旧制度后期民族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政府与高等法院之间的冲突的影响。在长期的冲突中,一些最重要的民族主义话语得以形成。作为18世纪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启蒙运动则对这些话语或多或少都产生了影响。它参与到民族主义话语对于历史和民族认同的建构之中,在理论层面上阐释民族情感与爱国主义。“哲学家们”还在公共领域中传播着这些观念。至法国大革命前夕,在公共舆论中,民族主义已经获得了更为普遍的接受。     

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及形成

中国传统民族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华夏中心”观,二是“华尊夷卑”观,三是建立在“华尊夷卑”观基础之上的“华夷之辨”或“夷夏大防”的观念。鸦片战争后,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传统民族主义的这三种观念虽然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开始萌发出新的世界观念和民族意识,但作为一种已根植于民族血液之中的思想,它不仅没有随着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而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在20世纪初这一特定的历史场景下,还和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一道,共同构成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首先是由梁启超介绍到中国来的。就梁启超和知识界的其他一些人对于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介绍和宣传来看,第一,他们都认为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实质就是“民族建国”,而“民族建国”所要建立的是单一民族的国家;第二,他们介绍和宣传的主要是德国和意大利的民族主义;第三,他们都视民族主义为救亡图存、建立民族国家的不二法门。但到了1903年后,梁启超的民族主义思想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于20世纪初。推动这一时期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形成的主要有两种力量,即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和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立宪派。辛亥革命前后,建立独立、民主和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成为革命派和立宪派的共识并得到确立,标志着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最终形成。     

理性民族主义之一例:九一八事变后的天津《大公报》

民族主义可以表现为狭隘的民族主义、理性的民族主义、偏激的民族主义、保守的民族主义等等不同类型.所谓理性的民族主义,即从实际情况出发,理性地思考和处理事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不偏不倚,避免情绪化、非理性化的行为和言论,以最大限度地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九一八事变后的天津<大公报>持的就是这样一种理性的民族主义,即:反对"与日一战"(即对日宣战),但也不赞成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而主张在自卫的前提下坚决抵抗日本的侵略;认识到国联的作用有限,中国不能一味地依赖国联,但不反对国联介入中日争端,更不反对国民政府利用国联和国际舆论与日本进行外交斗争;要求废止一切内战,其中也包括国共之间的内战,不赞成国民党提出的"剿共抗日"口号,主张建立包括各阶级各党派在内的"巩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当时国际国内的实际情况来看,<大公报>的立场和主张无疑是最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一种理性选择.     

试析日本的民族保守主义及其特性

“民族保守主义”是当代日本主流派政治家的政治理念及政策、主张。它的产生是日本政坛总体保守化的逻辑必然,并外化为“政治右倾化”。近年来,日本大部分政党及其政策的“保守党化”与“民族主义”形成“政治共鸣”,在以传统文化、价值观及“民族气魄”等独特符号粉饰“历史罪孽”的同时,不断推动“普通国家”的大国化进程,演绎出一系列“民族保守主义”的执政理念及政治实践。     

梁启超视野中的民族国家与公民意识

源于西方的民族主义思潮以其建立民族国家、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理念 ,极大地启发和鼓舞了梁启超关于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 ,但从近代中国社会寻求变革的艰难历程中 ,他清醒地认识到公民意识的缺失正是中国社会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型的症结所在。梁启超主张通过政治变革和文化改造 ,培养一代具有明确的国家认同思想、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公德意识、高度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政治能力的新国民 ,引领中国步入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序列。     

在民主与民族之间:1940年代自由知识分子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

民族主义主张以民族为人类群体生活的基本单位,自由主义则是以个体为本的意识形态。从政治哲学层面上看,民族主义是特殊主义的,而自由主义是普世主义的,两者之间虽有内在的矛盾和紧张,但都是一个现代性的问题。自由民族主义则力图调和这两种充满矛盾与冲突的意识形态。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都是西方影响的产物,并且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自产生之日起,就与民族主义的目标纠缠不清。1940年代,主要是抗战胜利后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渴望建立一个以英美民主体制为榜样的社会,另一方面又极力维护民族利益不受侵害,从而表现出一种自由民族主义的思想倾向。这种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整合在当今世界也依然是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现代性命题。     

印度伊斯兰民族主义的缘起

本文解析了印度伊斯兰民族主义兴起的原因,认为穆斯林缺席印度民族主义的想象、穆斯林建构了自己的教育朝圣之旅、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巨大的宗教和文化冲突、穆斯林与印度教徒存在严重的利益之争、英国分而治之政策的影响等诸多因素的结合导致印度穆斯林产生了印度伊斯兰民族主义的想象。     

《新中国未来记》的历史观念及其政治伦理

求“新”是梁启超政治伦理的根本动因。在小说《新中国未来记》中,梁启超以对“未来”“新中国”的政治想象,开启了迈向“世界历史”的现世进步观念和民族国家的政治伦理;由于“法律下的自由”、“无戒律的自由”与民族主义的多重纠葛,梁启超最终无法预想通向未来的道路,但他仍然确立了中国政治现代性的基本身位。     

后殖民视野下的民族认同问题——一种后民族主义话语

通过对殖民话语的历史性反思,后殖民主义试图跨越自我与他者之间那段令人不安的距离,建构一种民主的、协商的、更具包容性的后民族主义话语。与排他性的殖民话语不同,它打破了本质论的民族身份观,肯定了各民族国家之间在历史和地理上的混杂性,有利于相互之间的合作与交流。但是,在第三世界的政治实践中,它依然是一种过高的奢望。     

公民身份认同：一个新研究领域的形成理路

公民身份的认同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由公民身份研究与认同研究结合而被推动起来的,是亚民族的地方认同与超民族的区域认同汇合到政治层面得以表达的结果,对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公民身份及其认同形态都产生很大冲击。公民身份与认同既相矛盾又可部分融合;公民身份认同主要关注个体或群体对政治共同体之成员地位（包括自我安全、归属、团结、包容或排斥）的心理认知和主观感受,在于提升政治共同体之成员的尊严和地位。公民身份认同研究从外部可以划分为宪政爱国主义、多元主义、激进民主主义这三种理论视角与政治主张,从内部可以划分为合法化构建的、拒斥性的、重新规划的公民身份认同三种类型。本文立足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政治理论的主要文献,旨在厘清公民身份与认同两议题的结合过程,阐释据于公民身份认同的不同理论旨趣,探讨其内在的分形结构。公民身份认同研究正日益受到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其内部分形在现实上正挑战着现代公民身份的单一认同结构。
关键词：公民身份认同公民身份认同合法化构建的拒斥性的重新规划的     

超越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美国宪法中的共和主义

自由主义过分强调权利的个体性,主张幸福生活的个人特殊性,反对公共权力对公民美德的建构;民主主义过于重视公民个体对公共生活的话语权力与决策诉求,怀疑政治精英的公民道德状况及其审慎理性水平.这为美国宪法制定者所忧虑与不喜,他们制定的美国宪法以共和主义为政体框架,试图超越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遏制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对个体权利和个体政治参与的过度民主要求,张扬政治精英领导责任、审慎理性的下的共和政治观.     

重新认识WTO

世界主义主张以WTO推进贸易自由化,促进各国经济和福利增长。民族主义则反对贸易自由化。WTO正是这个两种力量妥协的产物,它既体现了世界主义也包容了民族主义。现实的贸易体制是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畸轻畸重的组合。WTO并不像自由贸易理论所说的那样,对民族国家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它对民族国家有利也有弊。     

国家认同建构的现实途径:大众媒介与"想象社群"的形成

在一个现代世界里,与地域、部落、家庭和宗教密切相联的"前现代的"认同被粉碎了.传统的身份资源(教堂、家庭、地方社群、民族国家等)处在日益的衰落之中.在该语境下,最大意义上的"政治社群"--民族国家的维系、巩固与重构成为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亟需解决的问题.大众媒介对"想象社群"的形成所起的促进作用成为国家认同建构的新途径.     

西北民族政治发展中的公民有序政治参与

公民政治参与的有序扩大是民族政治发展的标志,也是民族政治发展的重要内容。在现代多民族的法治国家建构下,西北民族政治发展中的公民政治参与必须是一种有序的制度性政治参与,只有这样的政治参与,才能与国家政治一体化进程相一致。     

东欧国家民族主义的多重性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实践运动,民族主义一直是影响东欧国家历史演变和政治发展过程的重要因素。相比于西欧,东欧国家的民族主义具有特殊的多重性,表现为形成原因的复杂多样性、特征属性的多元性,以及在不同国家和历史时期的变化多端。     

元宇宙“数字共同体”:去中心化还是建构中心化

元宇宙即将开启一个新的虚拟“数字共同体”网络空间。数字个体与平台资本的博弈引发了“共同体”去中心化与建构中心化的讨论。共同体概念具有多维视角,马克思、滕尼斯、安德森等都对共同体进行了不同的阐述。马克思用“抽象或虚幻的共同体”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虚假本质,滕尼斯用“想象的与机械的构造”揭示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别,安德森用“想象的共同体”阐释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问题。随着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数字资本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双重逻辑”都在从不同视角确证着数字共同体去中心化与建构中心化的矛盾统一,去中心化以凸显主体身份认知、塑造独特交往实践、建构数字伦理得到确证,中心化以生产力三要素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的“数字中心化”,生产关系三要素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生产过程中人与人的关系、产品分配关系的“关系中心化”得以确证。     

王船山政治民族主义思想萌芽发微

本文跳出"冲击一回应"模式、"传统一近代"模式、帝国主义模式这三种西方中心主义诠释模式的影响,论证了王船山民族观已实现由传统的文化民族观向近代政治民族观转化,说明了船山的民族观具有政治民族主义的思想萌芽,并强调这种政治民族主义思想萌芽体现在"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异类间之"的民族自决论、"彼无我侵,我无彼虞"的民族关系论、"天下交相灌输"的民族发展论三个方面,从而揭示了船山民族思想的近代意义以及与同时期欧洲近代思想的同质性,以思想历史的真实性证实中国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自我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