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公司治理改革探源——基于国际制度环境变迁视角

随着泡沫经济的崩溃,一直被世界各国视为公司治理"典范"的日本公司治理模式陷入了治理的"真空".进入21世纪,日本掀起了一场全面、深刻的公司治理改革运动.本文从日本国际制度环境变迁视角探究日本公司治理改革根源,认为国际制度环境发生了由稳定、封闭到变化、开放的变迁过程,日本公司治理改革运动是顺应国际制度环境变迁的必然结果.     

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历史变迁、发展逻辑与优化路径

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是加强党对农村的全面领导，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举措。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经历了萌芽探索、政策提倡、全面推行三个阶段，从地方自主探索到国家顶层设计，逐步规范化、全面化，研究其历史变迁、把握村两委“一肩挑”制度的演变逻辑可为其进一步创新发展提供历史经验。采用历史制度主义分析范式，从深层结构、路径依赖和动力机制三个方面对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的历史脉络进行全面梳理发现，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的演进受到政府体制、经济发展与观念认知的深层结构影响；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和适应性效应影响变迁路径，形成路径依赖；党的领导强化、地方探索经验累积和基层治理需求扩张提供动力机制。未来，农村基层两委“一肩挑”制度应重塑制度环境，完善村级选人用人机制，做好“一肩挑”干部培训工作，健全权力叠加的监督制约机制。     

From administering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to region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a game analysis of evolution in the pattern of governance by the government

区域公共管理实质上是政府治理方式上的制度变迁,即打破原有行政区行政的制度安排,重塑利益格局的制度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始终贯穿着不同利益主体的博弈,从而最终形成新的制度——相关因素充分博弈后的契约格局。这些博弈关系主要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博弈、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等。对可能出现的博弈困境提出树立合作的“重复博弈”思维,建立良好的信息沟通以及双边或多边协商机制,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斩断地方政府与社会经济主体的利益连带关系,强化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职能,是建立区域公共管理制度、实现政府治理形态嬗变的有效引导性对策。     

国际政治社会化:国际规范与国际行为体的互动机制

国际政治一体化和全球治理的兴起,加强了国际体系结构及制度规范与国际行为体的互动关系。在国际行为体互动过程中,如何内化国际规则和制度、传播国际体系文化,以及实现全球治理,是国际政治社会学的重要研究内容。本文认为,中国作为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建设者,必须积极回应和创造性地介入国际政治社会化进程,从文化层面提升全球治理的有效性。     

日本私营企业治理的动态演进及其启示

日本特有的制度环境、文化传统与不同历史阶段企业内部的权力结构,共同决定了日本私营企业的治理模式.通过对日本私营企业治理动态演进过程中制度变迁、权力结构调整与企业治理模式选择内在关系的分析,探究日本私营企业治理动态演进的机制,并结合中国国情,推动中国企业治理转型中职能定位、资源能力与治理环境的匹配.     

共识与争论——宏观审慎性全球金融治理评析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宏观审慎性金融监管已成为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核心内容,国家和国际金融监管主体就宏观审慎性监管理念和实践达成了基本共识。理念共识表现在对宏观审慎性概念的起源、政策目标和内在逻辑的认知方面,实践共识则主要表现在宏观审慎性金融监管的国际制度建设方面,具体涉及系统性风险的识别和测量,以及应对时间维度和跨行业维度系统性风险的政策工具。虽然达成基本的观念和实践共识,但宏观审慎性全球金融治理依然存在诸多分歧和争论,包括政策工具分类多样化、机构设置差异化和挑战、政策执行的差异性、有效性整体评估的不足和困难、政策边界模糊及外溢性、大国政策波动及共识弱化。维系共识和解决分歧是保持制度变迁动力和趋势,进而推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持续完善的关键。     

中国农村非正式金融的制度变迁

由于正规金融在我国农村地区的缺失,使得非正规金融异常重要。我国农村非正式金融的制度变迁问题也就随之出现。在本文中,作者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理论分析了我国农村非正式金融制度变迁的原因、主体、动力和效率等问题。     

马克思主义公有制变迁微观补充:基于介质结构角度解析

针对马克思主义公有制变迁微观角度分析存在的一些缺失,文章围绕制度结构性变化与制度效率之间的互动关系导致的制度变迁问题.对已有介质结构模型作出精确化与具体化处理,引入博弈论分析工具,将制度变迁推演成为子博弈精炼均衡的分析情景,试图刻画制度变迁一般层面的微观响应机制,并利用中国改革开放30年企业制度变迁实绩印证其制度演化的理路.着力回答马克思主义公有制变迁微观层面的机制与条件.     

论日本不完全法人控制市场的制度结构

法人控制市场被认为是新古典经济学解决现代法人治理结构的有效手段，能从制度体系上和体制保障上构筑企业控制权的权利和责任的结构体系，形成企业权益人有关经营与权利的配置机构，进而建立起高效的法人治理结构。而日本却不同，建立的是不完全法人控制的市场，和与之相适应的制度体系与体制保障机制，实施的是“双向式控制”的复合性法人治理结构。战后以来，这种不完全法人控制的市场一直居日本公司治理结构的绝对统治地位，并使日本经济发展获得了巨大成功。泡沫经济崩溃后，随着制度变迁和体制转轨，日本不完全法人控制的市场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剧烈冲击，正在发生新的制度变迁和体制转轨。     

我国经济体制的制度变迁与绩效考察

通过对我国经济体制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的中外对比以及过程分析 ,本文以为我国的经济体制制度变迁和创新的滞后已成为束缚市场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率的重要原因。因此 ,加速市场化制度变迁和制度创新已刻不容缓。     

SPECIAL ISSUE： NATIONAL IDENTITY IN THE COURSE OF GLOBALIZATION China＇s National Identity in Transitio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1982-2012）

对全球化时代的中国而言,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密切互动,面临着挑战与重塑的双重压力。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密切结合的角度,就制度、经济、文化、政治、战略等五个维度深入剖析中国国家认同,有助于梳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家认同变迁的轨迹。通过凝聚国内共识、提升国际认可来强化中国国家认同,中国应进一步培育公民意识,加强国家软实力建设,强化国家认同、地区认同与全球认同的关联,积极担当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桥梁。     

领导者作用与全球气候治理的发展

为什么一些国家选择在气候治理中承担领导者角色,而另一些国家没有?大国领导对于气候治理的国际集体行动意味着什么?本文认为,传统集体行动理论没有突出、甚至忽视了领导者的作用,也缺乏对领导者提供选择性激励的利益分析。而领导者通过自利型的非中性制度设计,在推动集体行动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对霸权稳定论命题的理论再思考,本文以气候变化问题为例重新发现了领导者作用对于集体行动理论的意义,并以此框架分析了欧盟、美国、中国等主要博弈方在气候议题上发挥的作用,并展望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未来方向。     

Global Governance: the Chinese Angle of View and Practice

全球治理无论就其理论研究还是实践影响而言,都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着重阐述了一种新的全球治理观,即国内层面的全球治理,从而与当前国际学术界的主流观点——全球层面的全球治理区别开来。国内层面的全球治理得到中国实践的证实,这一实践提供的有益经验与启示是:1.多主体、多部门合作制度是实施全球治理的基本形式与有效机制;2.政府在全球治理中仍起主导作用,但政府部门及其官员的权力与管理观念正日益更新;3.全球意识与全球价值在全球治理中有所体现,但与全球变革的要求还相差甚远;4.公共精神和公民共同体的建设是全球治理造就的宝贵财富。     

国际秩序失衡的内在逻辑与中国的应对之策

国际秩序失衡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特征,特别是在俄乌冲突爆发后愈发明显。与此同时,新兴大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并逐渐成为西方国家自由国际秩序排他性政策合法性的来源。然而,行为体的权力偏好变迁与秩序内主导性制度衰败是导致国际秩序失衡的深层原因。在多边主义政治秩序僵化与民主国家间自由国际秩序加速衰败的背景下,西方国家不仅疲于应对内部治理危机,还希冀通过政策调整获得结构性权力的相对优势以保持竞争领先。囿于霸权国预防性政策要求其他大国“选边站”,新兴大国无法通过现有多边主义秩序推进全球化、全球治理与规范塑造。对此,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首先应通过可塑性较强的双边制度管控分歧,实现与霸权国的良性竞争,其次通过现有或重建多边主义制度保持与其他大国的议题联系,解决全球治理难题,谋求规范化共识的塑造。     

新制度经济学视角下的国有企业效率研究

新制度经济学家科斯开创性地提出了交易费用思想,提出了新制度经济学的研究范式,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分析了企业经营与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竞争与垄断问题,使现代企业理论得到了全面且深入的研究。从制度对交易费用影响的分析范式来看,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强制性制度变迁是必要的,政府应该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与激励政策的设计者与监督者,国有企业作为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执行者和引领者。同时,政府需要建立透明化竞争平台,引入民营企业为强制性制度变迁提供服务,从而实现国有企业效率的卡尔多—希克斯改进。     

新身份政治兴起及其对西方国家治理的挑战

身份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具有久远的思想渊源,而作为一个现代概念的身份政治则有其特定内涵。这一概念的兴起,是20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世界内部变迁的结果,主要与少数族裔和群体争取身份平等和政治权利的运动,以及左翼学者从身份视角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关。身份政治的内涵又在时代环境变化和内生变量作用下发生变迁。21世纪以来,"9·11"事件、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特朗普当选总统等重大事件的发生加速了其演化,促生了一种较传统身份政治内涵发生部分逆转、主张权利方式更加激烈、诉求和意识形态更加复杂的新身份政治。新身份政治蔓延带来了"新部落主义",加剧了西方国家的社会分裂和政治对抗,使其面临的政治认同困境更趋严重,西方国家治理体系的理论和制度根基及其协调运转的政治环境由此受到破坏,导致"对抗与分治"的西式国家治理逻辑走向异化。这也给发展中国家,特别是我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镜鉴。     

环境政策论争的话语分析——以PM2.5争议与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修订为例

环境论争的实质是不同行动者针对某一现象所赋予的不同意义之间的话语竞争,目的在于获取话语霸权,进而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与制度安排。运用话语取向的研究方法,从话语内容、话语策略和制度结构三个维度来分析PM2.5论争中不同话语联盟间的互动、竞争过程,有助于更好地理解环境论争与政策变迁的本质。话语取向具有特定的规范性意涵,即对沟通对话的重视,有助于改善人类政治与社会实践。     

“印太战略”框架下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嵌入式援助

嵌入式援助是指一国在对外援助的过程中,利用本国的政治力量、社会力量和市场力量优势把本国的治理理念、规范制度、治理模式嵌入到受援国的治理架构中,重构受援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以深度影响受援国治理议程和政策偏好为目标的援助形态。近年来,出于制衡中国崛起、利用太平洋岛国的独特地缘战略价值、护持太平洋霸权和扩展软实力影响的战略需要,美国将太平洋岛国纳入其“印太战略”框架,着力实施嵌入式援助,推动太平洋岛国与美国实现战略耦合,呈现出多主体参与、全政府协同、注重治理经验输出、依赖联盟网络、采用项目外包和嵌入领域广泛的特点。美国的嵌入式援助在本质上就是以柔性、隐蔽和伪善的方式,试图在大国竞争中以治理软实力塑造太平洋岛国的美国认知、治理结构与对外关系,维护其在太平洋岛国的话语影响力和战略控制力,稳定由其主导的“印太秩序”。由于受到自身霸权相对衰落、部分太平洋岛国与美国存在利益冲突以及太平洋岛国的自主性增强等多重因素限制,未来美国对太平洋岛国的嵌入式援助成效将充满不确定性。     

刍议全球治理理论与当代国际法的交互性影响

全球治理理论的勃兴给现代国际法理论与实践既带来了新的挑战,也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国际法作为调节国际社会行为主体之间关系的法律规范和制度,对全球治理的实现起着重要的规范作用;同时,国际法也应积极适应全球化的潮流,使其和全球治理理论在交流与互动过程中得到共同发展。尽管全球治理的理论范式还存在不尽合理与完善的地方,但它已经并将继续深刻影响未来国际社会的发展方向。     

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发展动向及我国的应对策略

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作为维护世界金融秩序、防范金融系统性风险的制度安排,对推动世界经济金融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中的地位相对上升。但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金融治理格局并未根本改观,且仍将维持相当长的时间。面对全球金融治理体系的发展变化,我国须立足于自身的根本利益,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改革,探索与国际金融组织合作新思路,提升影响力和话语权;在与新兴市场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中求同存异,寻找共同的利益诉求;在国际金融协调中采取稳健与审慎的立场,在具体政策措施上保持足够的灵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