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后五四时期《新青年》同人“分裂”问题的认识

作为贯穿“五四”前后的著名刊物,《新青年》整合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青年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到了1919年后《新青年》同人由分歧走向最终的分裂。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同时分裂后的《新青年》仍有“整体”影响力。     

“五四”以后鲁迅的唯物主义文艺思想

“五四”时期,中国社会发生了伟大而深刻的变动,文化思想战线上吹响了改革的号角.正确地认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的黑暗现实,成了社会改革的前提.《新青年》杂志在倡导文学革命的同时.也倡导“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努力介绍西方、特别是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曾把雨果、左拉、歌德、狄更斯等近代民主作家作为楷模,希望中国也能产生“目无古人,赤裸裸的抒情写世,所谓代表时代之文豪”.这正表现出当时战斗的民主主义是和“赤裸裸的抒情写世”相结合的,它们共同体现出时代对文学的要求.     

被“遮蔽”的启蒙——解读“五四”时期的高一涵

多年以来，关于“五四”的研究可谓蔚为大观，但高一涵这个名字似乎一直遗漏在时代的缝隙之中。究其原因，一是因为高一涵的启蒙思想多限于法政学内部，二是关于高一涵的资料核实困难。但作为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最得力的助手与撰稿人，高一涵对于现代国家的性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人权、民主、自由等问题有着系统而全面的见解，对推动“五四”时期的舆论走向和思想启蒙起到了重要作用。     

鲁迅的“五四”与“新青年”的“五四”

重读鲁迅《呐喊.自序》,我们能够发现作为新文化运动旗手的鲁迅与其他更积极的新文化运动的鼓动者之间的思想分歧。鲁迅的“五四”有别于一般“新青年”的“五四”,对这种差异的把握将有助于我们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历史复杂性的理解,并最终走出今天关于五四评价的种种争议,寻找理解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共同思想平台。     

老舍与“五四”

五四运动及与之紧密联系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是我国现代革命史、文化史及文学史的伟大开端.我国现代老一辈知名作家,不论进入文学创作领域的迟早,无不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五四”时代浪涛的冲刷和启迪.1957年5月4日,老舍在《解放军报》上发表《“五四”给了我什么》,回顾和总结了“五四”精神对他思想和创作的影响.老舍只说了“五四”给予自己的方面,而事实上在继承和发扬“五四”精神、丰富和发展新文学运动的     

“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宗教观

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对宗教的认识与评述,大体经历了三个时期:前期批判并力主废弃宗教,中期倡导基督教,后期批判宗教尤其是基督教。本文以《新青年》为主要资料,通过个案分析的方式研究“五四”时期陈独秀的宗教观。该问题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陈独秀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丰富内涵,有助于我们了解宗教的近现代变迁,及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     

论郭沫若“五四”时期对孔子的“曲解”

郭沫若“五四”时期的尊孔现象是一学术难题。从青年学角度分析可以看出，青年诗人郭沫若对孔子及其学说进行了诗人艺术化情绪化的曲解改造，他与“新青年”派的对立和封建旧营垒与“新青年”派的对立有名根本出发点的不同。郭沫若的曲解是一种新价值观创造的需要，他在孔子身上提取了时代所需要的东西，并且提供了观测传统的全新的眼光。但这种眼光当时缺乏实践有效性。     

当代译介学范式的变化给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启示

“译介学”的范畴比“比较文学中的翻译研究”范畴要大得多,它不仅包括翻译文学的研究、文学翻译的研究以及相关译论的研究,还应该包括对外国作家、作品的介绍和评论的研究,涉及具体的操作层面。介绍和评论外国作品的重要文学期刊,以及译本中的序言和跋,该时期的新闻媒体发展状况都应当在研究范围之内,比如我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刊物《新青年》对外国文学的译介。《新青年》在译介外国文学的时候最先采用了白话形式,促使当时的译介跳出了时下流行的林译小说的窠臼,推动了中国新文化的开展。     

论茅盾和他的“时代女性”

在“五四”时期,写女性的从苦闷到觉醒然后又陷入苦闷,寻求人生的真谛,已成为作家们共同关心的主题。尤其是女作家更为突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出现了“五四”女作家群的小说。鲁迅《伤逝》的出现把这一主题引向了深化。到茅盾《蚀》的发表,新女性的形象从作家们一个又一个典型现象,发展为“时代女性”群的形象。嗣后,茅盾在短篇集《野蔷薇》、《宿莽》,中篇《路》、《三人行》、长篇《虹》里,续续着力塑造了“时代女性”的系列群象。也可以说,茅盾在他早期的     

从批评者到“同路人”：五四前《学灯》对《新青年》态度的转变

1918年3月,张东荪于《时事新报》创办副刊《学灯》,以期“促进教育、灌输文化”,其关注点始在教育,并未注意到《新青年》及其倡导的“文学革命”等话题。后一篇剧评意外地让《时事新报》及其《学灯》成为了《新青年》的批评者,双方相互针对,常带意气。在带有敌意的交锋中,《学灯》也有意无意改变了自己的话题与立场,进入到《新青年》的论域中。与此同时,张东荪做出一系列改善与《新青年》同人关系的尝试与努力,最终在“五四”前使《学灯》与《新青年》逐渐确立“立异以求同”的对话关系,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同路人”。《学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具有不小的影响和地位,以往学界对其研究相对薄弱,尤其忽视了它对《新青年》态度的转变。     

《新中国》的创办及其“报政网络”

《新中国》是“五四”时期的重要刊物,既往研究多发现胡适与其有密切关系,甚至断定胡适为杂志主持者。实际上,《新中国》背后涉及一个更为复杂且庞大的“报政网络”,其中包括北京政府的官员与南北报界的报人。具体而言,杂志是在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的支持下,由时任财政部次长的张弧出资赞助,报界闻人钱芥尘与叶恒牵线组织,网罗南北报人名流参与撰述。胡适因与钱、叶二人曾共事于《竞业旬报》《大共和日报》的交谊,同《新中国》产生关联,在1919年初《新青年》同人初步分裂后,他曾一度将接办《新中国》作为其独办《新青年》未果的替代方案,终因《新青年》同人的反对而搁置。依托“报政网络”办刊宣传新思潮的方式并不为新派人士所接受,《新中国》因此被视为由军阀官僚赞助、假冒新思潮招牌的杂志。自第二卷起,受张弧资助、总理靳云鹏支持的《又新日报》派出记者张煊、顾君义、王小隐等人主理杂志,进行“革新”,对于旧文学、旧戏的喜好让他们有意区别于北大新派,使得《新中国》新旧兼采。考察《新中国》的创办历程,揭示“报政网络”的聚合离散,有助于重新理解“五四”前后政局与思想舆论界的复杂关系。     

勇敢吸取外国艺术营养——鲁迅、郭沫若早期小说艺术的一个侧面

“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小说占有重要的地位。现在人们公认鲁迅的《狂人日记》是新文学的宣言,是新文学的基石。“五四”时期的小说,特别是鲁迅的小说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从艺术上看,同“五四”时期以及晚清以来大量外国小说介绍到中国来作为借鉴不无关系。据统计,晚清小说刊本一千五百种以上,其中翻译小说就占三分之二。远在“五四”以前十年,鲁迅留学日本时就邀集同志译了《域外小说集》,他自己译了《月界旅行》和《地底旅行》两本科学小说。“五四”以后就全国看来,翻     

论《新青年》的现代性

本文以《新青年》作为考察对象,探讨“五四”现代话语是怎样形成的。文章认为《新青年》的现代性突出地表现为人的确立,文体的创立。《新青年》同人以西方文化资源作支撑,而且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出现代性的因子,以此展开人的确立、文体的创立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双向动态建构。文章还反思了《新青年》现代性的局限性。     

重新审视《新青年》与五四白话文运动的关系

《新青年》在五四现代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发展乃至胜利的全过程中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以往学界在论述《新青年》对现代汉语形成的贡献时,往往局限在《文学改良刍议》等少数有意提倡白话文的文章上,忽视了《新青年》所倡导的思想革命在语言变革中的作用。《新青年》走在汉语现代化变革的最前列与其高举“德先生”、“赛先生”两面大旗进行思想文化革命密不可分．而这正是五四白话文运动与晚清白话文运动的根本性区别所在。     

关于“五四”时期的话剧运动

“五四”时期的话剧运动,与“五四”文学革命一样,也是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姿态出现的。“五四”时期的话剧运动,与当时的革命运动相结合,产生于中国新旧势力激烈斗争的时代,以暴露满清封建社会的黑暗统治,宣传革命运动,唤醒民众为其光荣的战斗任务。当时,革命领袖孙中山和进步思想家严复等,都极为重视革命戏剧运动的兴起。在“五四”运动之前,话剧运动已蓬勃发展。当时留学日本的旅日演剧团体“春柳社”,把根据美国斯陀夫人的小说《叔叔的小屋》改编的七幕剧《黑奴吁天录》等剧带到了中国,由于这个戏充满了反抗民族压迫的正义感,在上海等地演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种前所未见的话剧演出形式,很快为群众     

鲁迅论易卜生与萧伯纳

鲁迅对挪威剧作家易卜生(1928—1906)与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1856—1950)曾作过多次评论。这些评论意见在当时文艺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易卜生抵排陈规陋俗,敢于独战多数 易卜生是“五四”初期在我国最有影响的外国作家之一。《新青年》《新潮》曾先后译载了他的剧本《玩偶之家》(《娜拉》)、《人民公敌》(《国民之敌》)、《小艾友夫》和《群鬼》等剧作。这些作品在当时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斗争中,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历史的重估——胡适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当陈独秀在国内创办《新青年》的时候,胡适恰在美国把“文学革命”当作中国的时代新潮进行热烈的讨论。一开始胡适就是与众不同地以实验的、讨论的和研究的态度带领这一运动前进的。尤其在白话新诗的创作与讨论中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他并没有为“内容决定形式”的原则所局限,而是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坚持了“诗体大解放”的精神,推动了文学革命的发展。他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在五四高潮中倡导悲剧观念与易卜生主义,对于整个五四新文学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在对待传统上,胡适是当时新派人物中较为慎重而稳妥的一个。他的“整理国故”作为五四新思潮的重要内容在当时是具有远见卓识的主张     

陈独秀与“五四”后《新青年》的转向

“五四”时最重要的刊物《新青年》后期出现明显的转向.这与其创始人陈独秀的思想转变密切相关,而直接诱因则是陈独秀不再继续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此事既与校外的新旧之争相关联,也涉及校内的大学体制构建,以及与办学取向异同相关的人事之争.而陈独秀在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转移,及其主张的谈政治与《新青年》侧重思想的既定方针之间的紧张,还需作进一步的考察.与思想倾向关系不大的经费问题,反倒可能是使刊物与中共联系起来的一个实际考量因素.重新探讨《新青年》转向的因缘脉络,由此揭示出“五四”远比我们认知的更丰富多彩.     

“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正道与迷途

一“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思想解放运动,表现为一大批先进的知识分子以自己的“先知先觉”去呼唤沉睡中的中国人奋起直追世界现代化潮流的启蒙运动,是20世纪中国一系列社会变革的先导。它是在经历了从鸦片战争以来近一个世纪的酝酿、催化后而发展起来的。这场运动应从1915年9月《新青年》杂志的前身《青年杂志》创刊算起,直到中国共产党建立前     

融合新机 别开生面——论鲁迅小说的现代色彩与民族风骨(一)

“五四”运动前夕是中国文化转型的重要时期。在“文学革命”的大浪新潮中,震聋发聩的《狂人日记》应运而生。这是《新青年》上率先推出的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也是鲁迅先生为时代潮流呐喊、向封建营垒宣战的檄文,其“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