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经“乐”在大理地区人生礼俗中的现状——基于对大理州下关镇龙泉村的田野调查

本文以大理州下关镇龙泉村为田野调查点,对现今流传在此的洞经"乐"组织及其在当地民众人生礼俗中的斋醮仪式活动现状进行调查研究。旨在对今后大理地区洞经乐的挖掘、整理、传承和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参考价值,促进大理洞经乐的健康、有序发展。     

社会性别视角之下的莲池会村落认同研究

莲池会和洞经会是云南大理白族老年男女的民间信仰结社组织,基于社会性别的研究视角,以"洞经会"的男性群体为参照,呈现白族妇女"做会"过程中的"在场",发现在白族农村社会中,老年女性以结社文化发挥自身能动性来突破家庭的限制,在传承村落文化方面起着不可替代的功能。     

国家、地方与民间之互动--巍山民间信仰组织"圣谕坛"的形成

借助历史文献资料和田野调查资料,从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角度,从国家、地方政府、乡村基层组织和"洞经会"四个方面,详细分析了"圣谕坛"产生的原因,展示了权力控制过程中,各方利益与策略的交汇,探讨了民间宗教组织确立自身合法性,寻求、构建生存空间,与国家维持平衡关系的机制.     

杜文秀"卖国"说辟谬

时杜文秀有"卖国"的谬说,起于一张所谓"大理回教国"的传单和所谓"大理使臣"这两件勾当.前者是外国侵略者捏造的,后者则为刘道衡这个卖国败类干的骗局.那份以阿拉伯文所写的传单,是出自英国殖民主义者的捏造,其目的是要侵占云南.而所谓"大理使臣"则是刘道衡个人搞的骗局,刘在伦敦活动无果,被送经君士坦丁堡回国,他在君士坦丁堡的活动也毫无结果,待回到仰光,大理已被清军攻破,从此他便在英属印度政府下过活.根据考证,刘道衡并不是杜文秀义子,也非杜文秀部属,他是一个闯进大理的曾流浪外国多年、与英法殖民主叉者有勾搭的大骗子,他的所有行为与杜文秀无关.     

《乐记·乐化篇》之"乐乐"释义

《乐记》作为先秦儒学音乐思想的代表作,其丰富的美学思想,对两千多年来汉民族音乐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并在世界音乐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乐化》篇中说明了音乐与人的心理、品性以及政治之间的关系,旨在用音乐提高"君子"的道德修养,对人民实行教化,实现整个天下的大治.其中提出"乐者乐也"的命题,揭示了音乐本源问题,认为音乐是快乐、欢乐之情的表现,欢乐是人之性情与生就有的,通过相应的声音、动作表现,这是自然之道.本文从对"乐乐"之释义论证出发,结合文字象形、音乐起源以及古代文献记载等方面,对"乐"字两种读音的意义分别作出详细解释,对"乐者乐也"命题更深入地理解,从而分析"乐Yuè"与"乐Lè"之间存在的密切联系,以及由此引发了有关音乐教育的感想.     

大小传统的交融互动——以大理洞经会与圣谕坛为例

大理地区的洞经会与圣谕坛关系密切,二者可以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显现出或为儒家文人社团,或为民间宗教组织的多重特性。传统研究范式难以突破对二者关系的认知,"大传统"与"小传统"研究视野的引入,突破了对二者性质与关系的简单定性。在历史动态的过程中剖析二者的融合与流变,二者兼容大、小传统而富有张力组织特性的最终得以呈现。     

"北狄乐"与"中原乐"之辨

鼓吹乐的起源问题争论不休,学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北狄乐"源自北方少数民族的马上之乐.然而近年来,随着考古发现的新材料不断出现,有学者提出了鼓吹乐的初形是秦汉以前中原传统器乐合奏形式的观点,尽管外来少数民族音乐对鼓吹乐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但"中原乐"仍是其源起之本.第三种折中的观点是从史料记载乐器配置的情况出发,认为鼓吹...     

杜文秀对外关系以及刘道衡"使英"问题的研究

杜文秀在对外关系问题上,他的态度是完全正确、坚决的,即决不允许侵略者以"探险队"的名义进入云南探测道路、绘制地图等,并命令他们即刻离境.而所谓"回教国"问题,不过是一份散发在西藏、四川等少数民族地区的阿拉伯文传单,被称为是一份"稀奇古怪的文件",早在100多年前有人就否定这份传单与大理政权之间存在什么关系.至于刘道衡出使英国,通过大量的新的资料研究显示,如<上杜公书>与<上英皇书>的剖析,英缅政府及伦敦方面对刘的怀疑等等,刘的所谓出使英国完全是他个人的行为,他以各式各样的手段从政治到经济,都满足了自己的欲望.而所有这一切,均与大理政权无关.     

白族洞经会的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探析——以洱源县凤翔村九皇会中的洞经会为例

洱源县位于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北部，是少数民族聚居地，以白族、彝族和回族为主，其中白族占较大比重。历经朝代更迭，洱源县仍保留较为完整的民间仪式和艺术形式。九皇会是洱源县民间文化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仪式活动，洞经会和莲池会是贯穿其仪式过程的重要角色。洱源县凤翔村的洞经会在洱源县较有代表性，当地九皇会的仪式过程较为完整。笔者通过田野调查方法，于九皇会举行期间对洱源县凤翔村洞经会主要成员进行关于九皇会仪式过程的访谈，并对其相关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对仪式过程及其使用的音乐进行简要解析，进一步分析其文化价值和社会功能。     

杜文秀大理政权与刘道衡出使英国——兼对刘道衡《上英皇表》辨伪

刘道衡没有杜文秀大理政权授予的出使英国使节的正式委任状及大理政权正式授予的官员职衔,他不具有杜文秀大理政权委派的"使臣"的合法身份.划道衡所带交英国印度事务部的<上英皇表>不是从大理带出的,而是在缅甸形成的.其他说明献"大理所管之地"的图、"献土称臣"及要求出兵援助的信件,都是离开大理以后形成的,不具有杜文秀大理政权直接授权处理的合法依据.这些离开大理以后在云南以外形成的<上英皇表>及信件本身,不能证明刘道衡具有大理政权"使臣"的合法身份.诸种史实表明,刘道衡不是杜文秀派出的"使巨",他以杜文秀"义子"的身份充当杜文秀派往英国"使臣"的身份是假的,是他脱离柳映苍派出的以马似龙为首的使团后自封的.     

大理白族的“药师信仰”

"药师信仰"是中国佛教信仰体系之一,"药师忏"仪式是"药师信仰"文化的重要忏仪。本文通过查阅史料、收集碑文,以及参与观察和访谈,对大理无为寺和救疫寺(药师殿)的创建和"药师忏"仪式做了民族学田野调查。研究发现,大理白族"药师信仰"既继承了中国佛家信仰文化,也宣扬了白族人民自己独有的文化特性。     

用"田野性"认识人类学田野调查

就文化人类学而言,一方面,"田野调查"日益成为其研究的核心内容和界定标识;另一方面,学界对"田野调查"何以成其为"田野调查",至今未有明晰的界定方法."田野调查"这种悖论性的长期存在,势必将影响到后续的研究工作.本文尝试通过对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多角度考察与论证,提出了"田野性"这一概念,以期运用"田野性"对广义田野调查进行再认识,达到较准确地对人类学田野调查内涵的理解.     

寻找"民俗的意义"——阿兰·邓迪斯与理查德·鲍曼的学术论争

阿兰·邓迪斯与理查德·鲍曼都是蜚声国际的美国民俗学家,都非常重视"民俗的意义"的阐释工作,然而,他们的理论观念与研究方法截然不同.他们之间关于"民俗的社会基础"、"情境"以及"宏大理论"的学术论争全面地反映了两种民俗学思想之间的分歧,形成了目前国际民俗学界两种竞争性的研究范式.     

白族“洱水之神”段赤城庙宇的人类学考察

大理白族水神信仰体系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嬗变。随着不同宗教的融合,明清之际,龙王头衔被移用到白族英雄段赤城的身上,段赤城因此成为兼具各种宗教信仰元素的龙王、龙神、本主和水神,其最突出的身份是大理白族本土的水神——"洱水之神"。本文在对大理洱海流域塑有段赤城神像且一直都有明确祭祀活动的11处庙宇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形成此考察报告,介绍这些庙宇的概况、部分传说等,呈现"洱水之神"在洱海流域的概貌。     

"秀"新产生的用法调查

对近年来"秀"产生的新用法进行了调查.就"秀"在作动词、名词以及形容词的时候,新产生的用例分别作了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在考察用作动词的"秀"时,运用了配价语法理论."秀"新产生的用法主要出现在本世纪初,在互联网及现代传媒中的运用越来越广泛,可以灵活地出现在多种语言环境中.     

洱海地区以[p?~(21)]为通名村落的调查研究

"以[p?⁽²¹⁾]为通名村落"是指将[p蘅21]作为村庄通名而专名不同的村落,本文将云南大理洱海地区以[p?(21)]为通名村落"是指将[p蘅21]作为村庄通名而专名不同的村落,本文将云南大理洱海地区以[p?⁽²¹⁾]为通名的村落作为研究对象,采用民族学田野调查法和文献查阅法,从自然环境、居址变迁、姓氏流源等方面进行探究,分析得出这些村落历史悠久,早在南诏时期便已经形成,具有大理地区早期村落文化的共同特征。这些研究材料不仅丰富和发展了洱海地区的村落文化,还可作为地方文化的补充。     

藏族生殖崇拜文化--浪加"龙舞"发微

本文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对浪加村"龙舞"的起源、内涵及社会功能进行了挖掘和分析,进一步对其中所蕴涵的生殖崇拜这一文化现象进行了论证.     

我国赫哲族"九五"期间实现了历史性的跨越发展--对赫哲族聚居区"九五"期间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的调查分析

本文作者经过深入的调查,认为赫哲族经济与社会在"九五"期间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在总量增长的前提下,收入和生活质量有较大幅度提高,社会事业发展迅速.经过产业调整,完成了由渔猎民族向农业民族的历史性过渡;促进了赫哲族的发展,使赫哲族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     

土族的"班斯纳得那"研究

土族是全国56个民族中人数相对较少的民族之一,"班斯纳得那"是土族民间信仰活动的重要内容.目前,在有些土族聚居地,还保有这一古老的文化遗存.几年来,笔者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和思考,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对"班斯纳得那"的文化蕴含进行了分析、整理,认为现在的"班斯纳得那"中尽管有其他民族文化的成分,但仍保留了大量古老的土族文化成分,对土族历史、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代化背景下的壮族"做社"活动——以广西宜州市刘三姐乡中枧屯为例

本文以田野调查为基础,通过对"做社"活动的描述,讨论现代化进程中壮族社崇拜习俗的保留和变迁,分析现代社会的发展对壮族社崇拜的具体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