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日美同盟的强化对亚太地区的影响

随国际形势的变化,战后初期日美所建立的日关安保体制逐步发生了嬗变,至冷战格局瓦解后,质变为以日美军事联盟为核心的新日美安保体制,昔日的日美同盟得以重新定义.此文拟从亚太地区安全与发展的视角,对其产生的深远影响做以进一步的探讨和分析.     

从日美安全保障体制演变过程看日本的大国战略

日美安保体制是冷战时代的产物,日美安全保障体制从50年代确立、60年代调整、90年代再度确认,到今年2月,美日在华盛顿举行美日安全磋商会议,日本利用日美这一战略同盟关系,从一个被控制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在亚太地区谋求主导权,妄图控制亚太事务的政治大国。从日美关系发展变化的过程,可以看到日本的大国战略。     

安倍内阁对美外交的两面政策

对美关系一直以来被视为日本外交的基轴,但民主党执政时期一系列追求与美对等关系的举动极大的影响了日美关系。安倍晋三再次上台后外交上的主要着力点就在于修复并加深业已受损的日美关系。然而,安倍并不满足于促使日美关系重回美主日从的老路,而是希冀通过与中国的紧张关系利用美国突破战后体制与国际法的相关限制,最终夺回日本政治大国地位。     

冷战后的日美安保体制军国主义性质论析

军国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前日本政府制定对外政策的基本出发点。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二战中遭到彻底的失败 ,其长期执行的军国主义政策也理应被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但是 ,由于战后对日本实行单独占领的美国的庇护 ,使军国主义能够在日本得以长时期存留 ,以至今日。冷战结束后 ,国际形势趋于缓和 ,军国主义本应在日本受到应有的限制和削弱。但事实却与之相反 ,还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强化 ,日美两国重新定义日美安保体制 ,或者说日美两国对日美安保体制进行的修改和调整 ,即是其主要表现之一。我们认为 :冷战后的日美安保体制是军国主义性质的…     

1972年前美日同盟“涉台”政策研究

从20世纪50年代初开始,直至1972年美、日两国分别与中国全面改善双边关系前,美国和日本在东亚结成同盟共同遏制中国。宝岛台湾成为美日两国政府实施反华战略的砝码。这段时期美日两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阻挠海峡两岸走向统一,成为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巨大障碍。     

从结构协调到结构冲突——由日美制度结构演变看日本经济危机的形成

本文以日本高速增长的结束 ,80年代日美经济关系 ,泡沫经济的产生与破灭的原因等历史事件为主要线索 ,以实证分析的手法证明 ,战后日美制度结构的演变经历了协调型、利用型和冲突型三个阶段 ,由于冷战的结束 ,美日经济力量对比的消长 ,受美国国家利益导向的、由美国主导的外生制度发生变化以后 ,日美制度结构由协调型变异为冲突型 ,而日本的宏观政策当局并没有对此采取积极主动的制度调整 ,而只是被动采取“对美协调”政策 ,由此导致了日本经济危机的形成。     

战后初期日本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媾和后美军驻日”问题

二战后,对美协调外交政策重新主导日本对外政策舞台,日本政府在美国对目的单独占领体制下的外交上表现出很强的倾美性。随着美苏冷战的兴起,日本政府采取现实主义外交策略,权衡利弊,利用国际冷战对抗资源,主动提出了依靠媾和后美军继续驻目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1947年9月13日《芦田备忘录》的出台,标志着日本政府的以“媾和后美军驻日”为核心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正式形成。     

日本构筑面向21世纪的安全战略

冷战结束后,日本政府即开始构筑面向21世纪的安全战略。其主要内容包括,不仅努力加强自身防务,而且,增加军费,转变防务模式和战略思想,使日本军事战略具有了危险的进攻倾向;并努力通过日美安保体制的法制化、加强日美军事合作来巩固日美安保体制;重视安全外交,既把它作为维护本国、地区和世界安全的重要手段,又想借助美国争夺亚太地区安全的主导权。这些活动促进了日本国内政治的右倾化和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令日本周边国家和地区忧虑不安,牵制了它们的经济发展。     

论日美同盟与日本的海外派兵

日美同盟的强化,是冷战后日本政府实施海外派兵的重要动力：以向海湾地区派遣扫雷艇编队为发端,日本自卫队的海外派兵任务开始从参加联合国维和领域扩展至介入“周边事态”领域;为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日本自卫队的海外派兵法制“日趋完善且渐成体系”;日美联合军演,则进一步提升了日本自卫队的境外实战能力。     

美日同盟与东盟:亚太秩序大较量

在亚太地区,存在着以美日同盟与东盟主导地区进程、地区秩序主张和未来秩序形态,并在经济、文化与安全领域展开密切互动与激烈竞争。在经济领域,存在美国主导的TPP和东盟主推的RCEP;在政治文化领域,存在美日同盟所倡导的美式民主与价值观念和以东亚共同文化传统;在安全领域,则存在着以美日同盟为基轴的同盟模式和以东盟通过权力均衡与多边机制确保安全的集体安全模式。两种模式并驾齐驱,相互竞胜,使东亚出现了两种差异化的地区进程,其互动模式必将对未来亚太地区秩序造成重大影响。     

冷战后的美日同盟与中国:一种博弈论的分析

在东亚“寡头垄断”的安全结构中,美日同盟“再定义”是其在冷战后应对中国崛起的重要内容。本文从当前东亚安全结构出发,以博弈论为视角对冷战后美日同盟与中国可能出现的对局进行了理论分析,从而可以更清晰地看出东亚“寡头垄断”结构对双方政策选择的影响与制约因素,并由此阐述中国的应对举措。     

日美欧电力市场化改革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日美欧各国先后进行了电力工业市场化改革,探索通过电力市场配置电力资源的途径和方法。日美欧各国电源结构、电网规模、负荷特性等均存在一定的差异,从而使日美欧各国电力改革实践各具特色。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共性:从改革的过程看,日美欧各国基本都是对国有电力企业进行私有化,对垂直一体化管理的电力公司进行拆分;在发电环节建立竞争性电力市场,对输、配电企业实行规范、透明的监管,在售电环节逐步允许大用户选择电力供应商。这些改革实践和经验教训可为我国电力体制改革提供必要的借鉴与参考。     

中日美三角关系调整与中日关系

为了适应冷战后国际形势及中日美三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冷战后的中日美三角关系有过多次调整，其中最重要的是1996年4月以日美发表有关安保关系新定义的共同宣言为标志的日美关系的调整，和1997年10月以江泽民主席访美时中美宣布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为标志的的中美关系的调整。冷战时期的日美关系是以美苏争霸为背景的双边关系，美国为了遏制苏联的扩张，在东亚建立起一条新月形防堵圈，日美军事同盟关系是这条防堵圈中最重要的环节。1951年签订、1960年修改的《日美安保条约》，构成了冷战时期日美军事同盟关系的条约基础。为了维持日美…     

试论日美同盟对日本能源安全的双重作用

日本能源严重依赖进口,特别是石油资源,因此,能源因素在日本外交中占据重要地位。作为日本外交的保护者,日美同盟对日本的能源安全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日本会受益于美国对其在寻求海外能源的保护,另一方面日本利益会因与美国海外战略发生矛盾而受到损害。日美的矛盾可以为中国寻求海外能源过程中提供投资机会,以拓展其海外能源市场。     

日美同盟与东亚区域合作

日美同盟是冷战时代的产物。随着冷战的结束,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政治多极化趋势的增强,日美同盟在国际社会的角色转型、性质定位正逐步发生变化。日美同盟作为冷战的衍生物,在国际社会尤其在东亚地区的作用并没有削弱,相反却日益强化,这对于当前方兴未艾的东亚区域合作具有双重性的影响。虽然日美同盟对东亚区域合作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平衡器”的杠杆作用,但从整个东亚区域合作的整体布局来看,日美同盟的消极作用日益明显,严重阻碍东亚区域合作的发展进程。因此,要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必须正确处理好与日美同盟的关系,积极引导日美同盟发挥建设性作用,规避其消极的阻碍作用。     

冷战后日美同盟的强化——以联合军事演习为视角

日美联合军事演习的发展演变,体现出冷战后日美同盟的强化:作用范围扩大化、军事合作一体化、战略地位中心化、地区威慑强势化.     

日本谋求“正常国家”的背景分析

冷战结束后,日本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方面的最大变化就是日美关系出现了重大调整,美国要求日本在安全方面承担部分责任.国内方面的重大变化就是经济高速增长后的回落以及"55体制"的崩溃、社会文化的变迁.正是因为环境的重大变化促使日本积极寻求建设"正常国家".     

二战后韩国采取亲美外交的历史原因分析

1948年8月15日,在朝鲜半岛南部,大韩民国成立。韩国自从成立之日起,其外交政策就是以韩美关系为基石,即亲美的外交政策。而第一共和国时期采取亲美的外交政策主要是冷战体制的产物,即二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结果以及韩国国内当时的国家经济利益决定的,当然李承晚个人的作用也不可忽视。     

转型期的日本新和平主义思潮

冷战结束之后,日本国内出现了妄图突破现有和平宪法的约束,通过向海外派兵以及加强日美军事同盟、甚至是欲图修改和平宪法以显示其作为地区政治和军事强国野心的”新和平主义”政治思潮。这种思潮目前已经进化到了转型时期,即在完成向海外派遣自卫队、加强日美军事同盟的基础上,通过制定《反恐特别措施法》,使其海外派兵行为以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的形式,在联合国主导的框架下变得合法化;同时通过制定《国民投票法》,在立法程序上实现了修改和平宪法的可能性。     

冷战后美国强化美日同盟的动因解析

作为冷战产物的美日同盟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终结而走向衰亡,相反却日益巩固.这一战略态势的形成,主要是美国基于同盟内外状况深思熟虑、运筹帷幄的结果.控制日本“异动”的战略需要,孕育了美日同盟日益巩固的内部动力:而遏制朝鲜“威胁”和制衡中国“崛起”的战略诉求,则构成了美日同盟不断强化的外部推力.在这三重同盟战略目标的导引下,美国对美日同盟的角色定位和功能指向进行了深入调整,使它逐渐适应了冷战后的新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