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情境下的乡村治理——理解村庄二重内卷化的一个分析框架

本文在总结多年田野调查经验资料的基础上,围绕我国农业税费改革后乡村治理领域的内卷化问题,对“内卷化”理论进行了反思与澄清。在此基础上,针对治理实践中的类似内卷化现象,结合既有研究进一步提出“二重内卷化”概念,并强调其积极的价值取向。为解释这一概念所意指的具体命题,我们从诺斯有关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为切入点,立足于“权利”视角,尝试建构一个权利情境分析框架。本文的中心命题是：农业税费改革后,内卷化问题在乡村治理实践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特性的差异化样态。这种持续性差异使得重构乡村社会秩序具备了现代性的前提条件,而人的因素在其中发挥了至为关键的作用。以权利情境框架阐释“二重内卷化”现象,旨在强调基层治理形态的权利转向,即乡村社会的治理转型取决于个体能动性在制度变迁过程中权利意识的觉醒,同时需要厘清关系产权和经济产权两者所处的制度环境及影响差异,完成由自然国家向权利开放秩序的转变。     

乡村治理成长与农民组织化再调适

＂三农＂问题在政治层面上的反映就是乡村治理问题。要实现良好的乡村治理,必须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从中国农村政治体制历史变迁视角看,＂国家—社会＂分析范式提供了探究农村社会与国家权力互动的分析理路与方法论导向,是研究我国乡村治理的方法论指导。当前,我国农民组织化程度较低,要逐步形成＂强政府一强社会＂的良性互动关系,应根据我国农村社会现有的发展水平,探索治理视野中政府主导的农民组织化参与的长效机制。     

大都市郊区乡村治理的生活转向及其实践机制——以上海市为例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如何回应广大农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成为一个重要议题,由此乡村治理的实践呈现出明显的生活转向。本文将这一转向置于乡村治理转型的学术脉络下,以上海郊区乡村治理经验为典型案例,构建三重结构转型的分析框架,以解释其背后的实践机制。研究发现,无论是乡村治理任务的设置、村干部精力的分配,还是城乡居民对乡村治理的期待,都传递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国家与农民关系的调整、村级组织发展权与治权的分离以及乡村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动,这三大机制共同形塑了乡村治理的生活转向。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必须正视乡村治理生活转向的趋势,在后续实践中完善乡村生活治理需要激发城乡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平衡好治理与发展的关系。     

阶级划分的政治功能——一项关于"土改"的政治社会学分析

本文从政治社会学视角出发,以华北"土改"运动为中心,探讨了中国新民主义革命进程中阶级划分的政治功能.这种功能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乡村社会关系进行了实质性重构,即以阶级关系统摄各种社会关系,将其纳入国家权力的意识形态框架;二是通过对乡村社会成员的重新命名和归类,确立了一种新型的政治等级秩序;三是治理和被治理技术的发明,既借助阶级隔离术和阶级融合术实现了乡村社会的治理目标,又通过阶级身份和阶级意识的建构促使农民自觉融入了党和国家的治理轨道.     

国家-社会分析框架在社区治理结构变迁研究中的应用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政权建设理论、公民社会理论、治理理论是社区治理结构转型研究的主导分析框架.但从国内众多实证经验来看,社区治理活动不是单纯的国家行为,也不是理想的自治行为集合,更不是国家和社会组织依靠美好的合作意愿建构起来的多中心管理实践的组合.真实的社区治理过程发生在国家与社会组织彼此权力和利益的选择关系之中.因此,国家-社会分析框架有利于从"实然"的角度对社区治理及其结构变革研究提供更完整,更真实的解释.     

国家与社会：当代中国研究的主流分析框架

国家与社会是建构在市民社会理论基础上的一种分析框架 ,其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研究的一个主流分析框架。从两种路径来阐述这种分析框架 :一是把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作为认识和批判我国社会的分析概念 ;二是从制度分析视角和策略性行动分析视角来揭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最后得出 ,国家与社会框架是典型的从西方经验中引申出来的分析范畴 ,因此 ,在使用时必须保持反思的自觉。     

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逻辑理路——基于“势能—效能—动能”框架的分析

新时代以来,面对农民增收的应然需要与实然状况之间的张力,基于“政治势能—治理效能—内生动能”的分析框架,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是国家在场、外源嵌入、组织振兴的综合过程。其中,以国家在场凝聚政治势能是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起点,以外部资源要素嵌入乡土社会释放乡村增收治理效能是实现农民增收的关键,以组织振兴培育农民增收的内生动能则是农民增收的保障。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的最优行动策略就是通过构建国家政策链、完善乡村产业链、优化村社组织利益链,形成“三链同构”的合力推动。     

农村老龄化的西方探索及中国方案——基于研究、实践与政策的三维分析

农村老龄化,事关亿万农村老年人福祉,事关农村社会和谐发展,事关党的执政根基稳固。西方国家通常将农村老龄化视为社会问题,这种基本定位既是相关领域勃兴的原动力,却也是领域逐渐固化的根源。在人口统计学、生态环境学和现象学社会学的解释范畴下,农村老龄化分别演化出针对老年人口、农村空间以及两者交互作用的三类研究框架。西方农村老龄化围绕健康服务、关系模式、终身学习和老年参与呈现出明显的议题边界,并推动理论框架的修正。从社会问题转向社会治理,展现了西方农村老龄化政策探索路径,表现出治理层级多元化、治理单元实体化和治理规制工具化的鲜明特征。中国农村老龄化理论与实践既有来自西方的借鉴,亦有乡村本土的摸索。在乡村振兴与积极老龄化双重国家战略的共举下,以研究—实践—政策的三维分析构建出一套中国方案,可为全球农村老龄化治理提供中国智慧。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乡村社会秩序的变迁及其解释框架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权力全面渗入乡村,传统乡村政治秩序重置;改革开放后,村民注重个体与家庭利益,集体合作意识消退,难以进行动员,乡村秩序建构出现困境;现阶段,在重拾乡村文化价值、传承乡村文化传统上,乡村秩序出现了一些新的时代特征。文章在社会记忆视角下,从社会—文化、政治—权力层面进行分析,认为前者指向“乡村文化传承”、后者批判“乡村文化风险”,看似矛盾,实则从不同层面探求乡村文化重建的路径。由此,厘清社会体制、文化习性和基层社会之间的复杂关系,对中国乡村社会秩序变迁及其内在逻辑持有清醒认识,有助于中国乡村政策的合理制定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精准实施。     

新时代中国边疆经济治理的理论基础与政策框架

长期以来,边疆发展研究是经济学研究的边缘领域。然而,在国际与国内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边疆经济治理已经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边疆地区经济发展涉及全局稳定与安全,边疆经济问题应当被重新审视。面对新时期中国边疆地区经济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和新形势,经济学研究应立足中国实际,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边疆经济治理理论基础与政策框架。基于此,可首先从经济学学科视角出发,将边疆地区特殊性纳入经济学理论框架,构建基础数理模型来阐释边疆经济治理的理论依据。然后在总结新时期中国边疆经济治理的政策框架的基础上,对边疆经济治理政策完善方向进行展望。     

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范式探析

传统中国乡村政治研究现有两种范式,“乡村自治论”和“乡村统治论”的理论根基都来自学界“国家—社会”严格二分的方法论。而无论是前者的自下而上视角,还是后者的自上而下视角,都遮蔽了中国乡村历史的本相。西方治理理论代表了一种新的“国家—社会”观,为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提供了反思的路径,由此引申而来的“乡村精英治理”,不仅在中国传统乡村政治研究上演绎着一种新的解释范式,而且在当下实践中存在着创造性转化的可能。     

个体认同的意义框架及其作用机制分析

个体认同问题是现代社会凸现出来的重要议题,很多社会问题的产生均与此密切关联。个体认同总是在一定的意义框架下进行的,国家话语、市场话语和地方性话语这三种意义框架分别在中国社会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对个体认同发挥着主导性作用。分析各种意义框架对个体认同的作用机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思考如何建构更完善的文化系统来引导社会个体的自我认同,以期实现更佳的社会控制与社会整合。     

乡村政治研究及其路径选择

本文在早期中国农村和农民研究综述的基础上,针对当前有关中国乡村政治的研究现状,从跨学科的角度提出乡村政治研究需要政治学、社会学甚至人类学方法与视角的综合,注重本土契合性实证研究方法的采用,并在"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下,通过对乡村政治中具体事件过程的分析,来揭示其中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及其内在逻辑。     

"差序格局"的拓展性理解——行动单位的视角

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已经成为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经典表述,成为描述"乡土本色"的关键词。但是,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差序格局所表述的对象已经发生了改变,由此,对差序格局进行再解释,也就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一大关注点。学界所希望的理想结果在于,通过对差序格局的再解释,重新认识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并在此过程中,使之成为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概念。在这一努力过程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关系等视角,在对差序格局的重新理解上,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毋庸置疑,这些理解,未能在理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与力图使差序格局概念的"普世化"之间,形成一个有效的研究路径,远没有达到把握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目的,差序格局的内涵还可以进一步挖掘,从而使之成为具有足够强的解释力的普世性的概念。这三篇论文在领会差序格局概念的内涵基础上,结合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深度理解,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这个研究路径出发,对差序格局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理解。以行动单位的视角来理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区域差异,不仅继承了差序格局所内含的中西社会结构比较的视野,而且,更进一步,从"乡土中国"时代的中西比较进入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区域差异比较;行动单位的视角,不仅打破了对差序格局概念下的乡土中国的想像,而且,还在村庄研究的论域中,结合了村庄结构与村庄关系的分析;而对于鲁西南小亲族主导型村庄的个案素描,则是对行动单位这一分析框架的具体展示,并揭示出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复杂面相。     

计算理性与道义理性——中国乡村纠纷研究的一个理论框架

乡村纠纷研究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中法治研究以及中国社会秩序与变迁研究的一个主要内容,鉴于以往研究成果的“应然性”与“宏观性”成分较重,文章指出中国乡村纠纷研究不能忽视对“实然性”与“微观性”较浓的个体行为理性之研究。而农民学中的著名“波普金一斯科特之争”所提供的“计算理性一道义理性”分析框架无疑为深入展开该类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工具。,在这个分析框架下所进行的工作有利于成为我国转型期法秩序变革和形成的一个重要切入点,并有助于进一步探索法治在基层社会中的微观基础及其生长条件。     

差序格局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

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已经成为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经典表述,成为描述"乡土本色"的关键词。但是,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差序格局所表述的对象已经发生了改变,由此,对差序格局进行再解释,也就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一大关注点。学界所希望的理想结果在于,通过对差序格局的再解释,重新认识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并在此过程中,使之成为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概念。在这一努力过程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关系等视角,在对差序格局的重新理解上,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毋庸置疑,这些理解,未能在理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与力图使差序格局概念的"普世化"之间,形成一个有效的研究路径,远没有达到把握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目的,差序格局的内涵还可以进一步挖掘,从而使之成为具有足够强的解释力的普世性的概念。这三篇论文在领会差序格局概念的内涵基础上,结合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深度理解,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这个研究路径出发,对差序格局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理解。以行动单位的视角来理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区域差异,不仅继承了差序格局所内含的中西社会结构比较的视野,而且,更进一步,从"乡土中国"时代的中西比较进入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区域差异比较;行动单位的视角,不仅打破了对差序格局概念下的乡土中国的想像,而且,还在村庄研究的论域中,结合了村庄结构与村庄关系的分析;而对于鲁西南小亲族主导型村庄的个案素描,则是对行动单位这一分析框架的具体展示,并揭示出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复杂面相。     

农民行动单位视域中的小亲族——以鲁西南S村为表述对象的个案呈现与理论阐释

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差序格局"概念,已经成为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经典表述,成为描述"乡土本色"的关键词。但是,随着中国乡村社会的转型,差序格局所表述的对象已经发生了改变,由此,对差序格局进行再解释,也就成为中国社会学界的一大关注点。学界所希望的理想结果在于,通过对差序格局的再解释,重新认识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并在此过程中,使之成为一个具有普世意义的概念。在这一努力过程中,差序格局的理性化、关系等视角,在对差序格局的重新理解上,取得了很大进展。然而,毋庸置疑,这些理解,未能在理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与力图使差序格局概念的"普世化"之间,形成一个有效的研究路径,远没有达到把握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性质的目的,差序格局的内涵还可以进一步挖掘,从而使之成为具有足够强的解释力的普世性的概念。这三篇论文在领会差序格局概念的内涵基础上,结合对当下中国乡村社会的深度理解,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这个研究路径出发,对差序格局这一概念进行了重新理解。以行动单位的视角来理解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区域差异,不仅继承了差序格局所内含的中西社会结构比较的视野,而且,更进一步,从"乡土中国"时代的中西比较进入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区域差异比较;行动单位的视角,不仅打破了对差序格局概念下的乡土中国的想像,而且,还在村庄研究的论域中,结合了村庄结构与村庄关系的分析;而对于鲁西南小亲族主导型村庄的个案素描,则是对行动单位这一分析框架的具体展示,并揭示出当下的中国乡村社会的复杂面相。     

国家-农民关系变迁中农村垃圾治理的实践转型与框架建构

农村垃圾问题与垃圾成分和处理方式密切相关,而农村垃圾问题的解决和国家与农民关系的密切相关。农民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和国家道德倡导的"合意",使得农村生产生活废弃物得以在自然环境与乡村社会之间得到均衡处置。农民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与国家道德约束在农村撤出,导致村民随意丢弃垃圾和垃圾围村等环境问题。而国家介入农村垃圾治理和城乡环卫一体化实践,却悬置了农民垃圾处理的积极性,带来农民环境责任感消失、农村垃圾治理不彻底等问题。新时代农村垃圾问题的解决,需要重构国家与农民的合意性合作关系,建构基于"五个基点"的垃圾治理框架。     

网络语言治理：功能、问题、框架与任务

网络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语言问题是网络社会治理的基础性问题,语言治理是网络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和手段。网络语言既有适应社会治理的功能,也存在不少需治理的问题。网络语言治理,要在社会语言学和语言规划学的基础上,建构“三生治理系统”的理论框架,从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展开研究,并明确政府机构、社会组织和网民个体等不同层面多元主体的具体治理任务。     

行动情境：IAD框架下女村官治村的治理情境分析

从1982年起IAD框架就一直是奥斯特罗姆的研究重点之一。它致力于解释包括应用规则在内的外生变量（exogenousvariable）如何影响公共池塘资源自主治理中的政策结果,为资源使用者提供一套能够增强信任与合作的制度设计方案及标准,并用来评估、改善现行的制度安排。如何在IAD框架下对当地农村妇女参与村务管理的治理情境进行分析？文章着重依托H村实践和个案访谈,在IAD框架的行动情境核心分析要素构架下对治理情境的治理政策、治理者特质、治理内容、治理困境等四个维度进行了深入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