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辨与唐宋诗之争的发轫

唐宋诗之争,在宋代呈现出第一段曲折繁富的轨迹。从魏泰、叶梦得到张戒,开启了唐宋诗之争的大门;朱熹对唐宋诗的论析,丰富了唐宋诗之争的内涵;叶适与“四灵”的倡“唐音”,促进了对唐宋诗的更深层次的比照分析;戴复古、刘克庄的唐诗之论,则将对唐宋诗彼此消长、转替的观照及其意义进一步予以了深化。     

同光体与唐宋诗之争

唐宋诗之争是中国诗史上一大公案。近代“同光体”诗人“二陈一沈”,对贯穿清代诗学的唐宋诗之争进行总结、整合和创新,分别提出“三元说”、“三关说”、“格韵说”,目的不在于比较唐宋诗之优劣,而在探讨诗歌的终极关怀,其终点是将诗艺、诗道关系,融入到人文精神与民族文化精神之中,旨在探讨诗学的未来出路和价值取向。     

何日愈与晚清初期唐宋诗之争

何日愈是晚清初期著名的诗论家,其<退庵诗话>也为此时诗话著作之翘楚.在唐宋诗之争演变史上,何日愈见识独到,主张性情、学问、识理三者统一,相互关联,但反对堆砌使气.他赞同诗歌应有议论说理的成分,对李杜优劣比较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这些都体现出他闳通开阔的批评视野.尽管他论诗主蕴籍,有唐优宋劣的片面倾向,但宽和雍容,并不激烈,代表了晚清初期部分士人的诗学态度.     

“唐宋之争”与朱彝尊、查慎行宋诗观探赜

明清文学流派纷呈,各流派或宗唐,或崇宋,围绕尊唐尊宋、唐诗宋诗孰优孰劣等问题产生诸多争议,唐宋之争成为明清文学史上一大公案。朱彝尊的诗学观主要是尊唐黜宋,以唐诗为源为正为盛,以宋诗为流为变为衰,呈现出的是一种传统的源流正变的文学史观,强调伸正黜变。晚年其对宋诗态度虽有所缓解,但仍认为宋诗不能成为诗坛主流。查慎行与朱彝尊有表亲关系,两人经常诗文唱和,在对待宋诗问题上,查慎行不同于朱彝尊,朱彝尊认为唐宋诗是继承关系,查慎行对唐宋诗的认识则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变化过程。最初,查慎行认为唐宋诗是继承关系,后来逐渐认识到宋唐诗是并列关系。查慎行改变了长期以来所流行的以唐论宋模式,提出唐宋互参的模式,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此外,与朱彝尊排斥宋诗不同,查慎行以宋诗为尊,诗学苏轼、陆游,尊宋而不废唐,兼法唐宋,以高超的创作成就使浙诗派呈现出独特的宋诗特质。     

杨慎论唐宋诗之争

诗歌分为唐诗和宋诗,主要是由于风格的差异。后代诗歌的发展,大体上也未能超越此二者之风格范围。由于时代风气、个人喜好和诗学主张的不同,在中国诗学批评史上形成了尊唐派和宗宋派的长期论争。杨慎也对此一论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反映了明代中期的文学风气和杨慎自己的文学主张,并对后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与西方意译、直译之争的对比研究

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是我国翻译思想的第一次争论,历时长久,影响深远.由于年代久远,文质之争常被一些学者比附为西方的意译、直译之争.事实果真如此吗？对比研究显示: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与西方意译、直译之争的出处不同,内涵不同,争论过程也不同,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渊源于我国传统文化,内涵是译文语言的文丽或质朴,需要解决译文是否需要文饰的问题,属于语言风格的争论;而意译、直译之争渊源于西方传统文化,内涵是按意翻译还是按词翻译的问题,讨论如何传达原文的问题,属于翻译方法的争论.这些不同说明文质问题不等于意译、直译问题,二者虽有关联,但侧重点截然不同,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佛典汉译的文质之争比附于西方的意译和直译之争.     

中西之争与古今之争——近代中国宪政史研究的一个视角

中国近现代宪政转型史犹如一片茂密的森林，本文仅仅着眼于其间的一根枝节，即时人如何应时突如其采的中西之争；于此．古今之争如何作为一种解决时症的药方浮出历史的浩瀚水面；两条本不相干的路径，如何在宪政之镜像、理念、制度等三个屡面发生奇异的汇合，并可能生成一种值得发扬的政治经验乃至传统，以度它对今日中国的宪政建设具有什么启示意义，作者不奢求全部回答这些问题，而在于将问题敞开，呈现思想之张力，同时将答案留给未来。     

文质之争与汉魏社会转型

“文质”是中国古代思想理论中一对比较特殊的范畴,多被后世的思想家用来描述社会的发展阶段,并据之来批判社会的弊端,提出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案.在汉魏之际的社会转型中,不少人就利用这一理论来批判现实,提出改良社会的主张,他们将“礼情”、“奢俭”、“繁简”、“名实”、“淳朴”与“浇薄”等一系列问题都归为“文”与“质”的范畴,并提出了“以质救文”的口号.“文质”理论在汉魏之际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皇位之争中的唐太宗与史臣

唐太宗一生经历两次皇位之争,先是作为争夺者和李建成竞争皇位;贞观后期,又亲眼目睹了儿子李承乾、李泰之间为皇位展开的激烈斗争。这两次皇位之争引起的政治风暴,将以房玄龄、魏征为首的诸多史臣纷纷卷入其中,史臣从维护李唐政权稳定的长远利益出发,积极为唐太宗献言献策。唐太宗和史臣君臣关系情深义厚,然而,这也不足以使皇帝完全放弃对他们的猜忌,不足以保护他们及其家族免受政治风波的冲击。     

新莽时期的汉匈之争

王莽废汉立新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民族政策是其改制内容之一而在众民族当中,与匈奴的关系是莽之民族政策的一个重点。新莽时期的汉匈关系是以战为主的,但由于新莽时期的作战条件受到一些因素的限制,故战争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另外,汉匈之争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唐德宗朝的朋党之争

唐德宗朝七次主要的朋党之争,是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派别间的权力斗争,其间的联合与分裂、利用与打击,无不表明这一点。斗争双方既不是什么士庶之争,也无本质上的是非之别。     

杨万里与洪迈的配享之争

洪迈选用高宗配享功臣,希旨迎合,被杨万里痛斥为欺、私、专,但杨万里所荐张浚功勋亦与史实多有出入,且思虑不周.他们的配享之争,导致各自被遣外任,且不相往来.杨万里与洪迈的争端.代表了当时主流文化人物人格的两个极端.     

李太后与“国本之争”

论及明朝万历政局演变,"国本之争"是非常重要的事件。但明神宗之母李太后在国本之争中究竟起到何种作用和影响,史界就缺乏系统深入的阐述。本文拟对此问题做一初步解析,有不妥之处,务请方家指正。     

论民国初年的玉树之争

川甘玉树之争,是民初青藏事务中的一件大事,它的发生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其结果直接影响到其后青海地区政治格局的形成和西部边疆的稳定。川甘之争,虽有地方势力争夺地盘的因素,但其实质在于以何种方式维护边疆稳定,促进民族地区发展。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一事件过程及各方立场的分析,比较川甘所采态度及方式的异同得失,探究玉树部族在这一事件中所处的地位和作用,从一个侧面探究中国近代国家建立过程中处理边疆民族事务问题的复杂性。     

"唐文三变"新论

关于唐代散文的发展道路,初唐时期,陈子昂主张复古,张说倡导创新,中唐古文运动将两条道路合二而一,把复古与创新融为一体,以复古为旗号,以创新为动力,在理论和创作上都取得了辉煌成就.我们应当重新审视自中唐时期开始流行的"唐文三变"说,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修正20世纪后期流行的"古文运动先驱"说,充分肯定张说在唐代散文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和对古文运动的重大影响.     

竹林七贤优劣之争的文化意蕴

自东晋谢玄等人挑起竹林七贤优劣之争的话题后,竹林七贤优劣遂成为后世文人墨客争议不停的话题。评论者基于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视角观照竹林七贤,论长短,评优劣,见解有同有异,言辞有委婉宽容,有犀利尖刻。梳理分析有关争议,不论是基于政治评价和道德评价,还是基于人格评价与美学评价,都有其深刻的时代意义和文化意蕴,折射出不同的政治立场、道德观念和美学思想,都能给人们某种启示和借鉴。     

试析清末部院司法权限之争

晚清最后十年是中国传统法制走向近代化的关键时期,也是司法审判制度转型的重要阶段。迫于内外压力而举起“预备立宪”旗帜的清朝统治者,在知识、人员、体制都准备不足的情形下,面对引进“司法独立”原则和制度所出现的矛盾,依然采取蛮横专断、为己所用的方法处之,使司法近代化过程中新旧冲突不断,道路愈显艰难。清末部院司法权限之争就是这一进程的典型缩影。     

抗战后期的择都之争

"择都之争"是抗战后期社会各界主要是学者广泛参与的一场关于建都与国家未来发展问题的学术争论活动。争论焦点集中在北京、南京、武汉、西安、长春、兰州、济南、重庆等城市,论者各依自己的建都理论提出了不同的建都主张,争论不仅仅是一个首都位置的选择问题,更重要的是它反映了人们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代表了那个时代人们对建都问题认识的高度。     

熙丰时期宋夏横山之争的三份重要文献

本文详细介绍了三份关于熙丰时期宋夏横山之争的文献 ,这三份文献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希望能够引起史学界的重视     

“约法”之争与蒋介石软禁胡汉民事件

孙中山早年主张法治 ,晚年倾向于党治。 1 92 8年 ,国民党统一全国 ,宣布训政开始 ,由此产生党治和法治之争。蒋介石受中原大战刺激 ,接受胡适等人权派的要求 ,主张制定约法 ,进行“政治刷新” ,而胡汉民则以孙中山“遗教”为依据 ,反对在当时制定约法 ,并在许多问题上批评和牵制蒋介石。其结果是 ,蒋介石以暴力压制不同意见 ,一场有关民主和法治的论争转化为反民主、反法治的演示 ,国民党由一党专政进一步发展为个人独裁 ,陷入规模更大、时间更长的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