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孟氏古文说与汉代经学今古文问题

许慎《说文序》提到：“其偁《易》孟氏、《书》孔氏、《诗》毛氏、《礼》周官、《春秋》左氏、《论语》、《孝经》,皆古文也。”这是交代《说文》称引经传的文本属性,不料宋明以来疑窦丛生,形成中国经学史上一桩公案。清儒及民国学者对“皆古文”句相继作解,异说纷纭;段玉裁、王国维指“古文”为书体或学派,均有谬误;洪颐煊、宋翔凤、马宗霍专从孟氏易学内容论其古文属性,同为臆测;杨树达径从文本索得真解,但许慎称孟氏今文为古文的疑惑仍未尽释。宋翔凤又分辨汉《易》经为古文、传(注)为今文,意外揭开《易》孟氏今古文之谜。参照《易》孟氏“古文本/今文说”的组合模式,从今古文经本、经说的组配入手,分析汉代七经传承情状,观察两汉经学进程,豁然发现汉代经学并非今古文分立互争的两极化世界,而是今古文交错共存的多样化生态。《易》孟氏今古文真相一旦大白,汉代经学今古文纠纷也就迎刃而解。     

《说文解字》古文“省”考析

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将不同于小篆形体的古文、籀文作为重文列在各字之下。在《说文解字》中标明"古文"的有479个,其中用"省"加以说解的有32个,主要术语有"古文省""古文某省""古文从某省""古文省某"等。参以甲骨金文等出土文字对《说文》古文言"省"条目进行考察分析,对《说文解字》的体例研究、许慎文字学思想研究、相关汉字字形研究等方面应该有所裨益。     

“朱熹疑伪《古文尚书》”一说考辨

当前不少学者认为朱熹有怀疑<古文尚书>为伪的思想,本论文在对朱熹<尚书>学文献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后,对这一看法提出了质疑,并认为:朱熹不仅疑<古文尚书>,而且也怀疑<今文尚书>;虽然朱熹看到了古文和今文两者的盖距.但他并不认为古文和今文有优劣之分,更从来没有从文本的真实性角度怀疑过古文或者今文;朱熹虽然提出了"<书>有两体"之说,但不是为了维护<古文尚书>,而是为了要求读(或解)<书>时有疑则阙,重在意迭而不是字字有解.     

《西游记》为“证道书”之说再认识

<西游记>是一部借叙述故事阐扬道教内丹学的"证道书",这是明清时期<西游记>研究的主流观点,但这种观点却长期受到近现代不少学者的否定.其实,近现代学者们否定"证道书"说的理由并不成立,多是由于对道教内丹学缺乏足够认识而造成的不同程度的误解所致.     

汉代《孟子》“传记博士”考论——兼论孟子其人其书在两汉的学术地位

关于汉文帝时《孟子》立传记博士之事,《史》、《汉》无明文,前人争论颇多。汉初之博士制度沿袭秦制,广立诸子而不限于五经,故《孟子》以诸子书而得立博士当在情理之中,且《孟子》尊立博士亦有汉代相关著述及记载作为佐证。《孟子》传记博士之罢黜,史籍无载,当在董仲舒对策,提出罢黜百家之后。《孟子》“传记博士”之名未必是文帝时的称号,可能是后人追称。《孟子》被称为传在西汉文献中难以见到,基本只见于东汉乃至魏晋六朝时期的著作。较之西汉,东汉《孟子》的学术地位和受重视程度有所提升,孔孟并称已成为一些学者的共识。     

明清小说中的“通书”与“祟书”——以《玉匣记》为例

通书是旧时民间通行的一种历书,其中载有吉凶宜忌、祛祟镇邪等方面的知识,为古人从事择吉、祛祟等民俗事象提供指南,是当时民间常备常用之工具书。明清小说中多有关于通书的描写。这一方面反映了相关民俗事象在当时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同时又与作者的艺术构思有关,承担着一定的叙事功能。其中,《玉匣记》是比较突出的一种。     

历史美学中的“类”与“典型”——兼析《后汉书》“类传法”

以历史美学的规定性为视角,“类”与“典型”相通。中国传统史学的“类传法”表现出“类”与“典型”的诸多面相。《后汉书》继承了《史记》《汉书》的类传法体制又有所创新,其以“类”传人,旨趣落在以“多”见“一”,通过“类”的集中让读者识别“善类”与“恶类”,具有历史美学规定性之诸多特点,值得当今史学界在鉴赏的同时深思再深思。     

“和”之声——汤亭亭作品《第五和平书》分析

同美国华裔作家汤亭亭的前期作品中相比, <第五和平书>的主题中蕴合的倡导世界和平的理念已经超越了其对文化身份的建构和分析,从而使该部作品中所蕴合的"和"思想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本文试图从汤亭亭作品中"和平"主题的存在意义入手,结合其写作历程和创作方法,分析<第五和平书>中体现的中国"和"文化,并对"和"文化思想在当今世界存在和发展的重要意义进行深入探讨.     

“国政枢密，皆委中书”——《唐六典》描述中书门下体制的方式与态度

《唐六典》的重要编纂体例,是依托当时行用的职员令设置篇目,同时对官员职掌另作概括。在重新概括官员职能时,其借用《周礼》的记载方式,以“掌政令”为线索,建立中书令与诸多机构长官之间的统属关系,凸显了中书令的首脑身份。而这种编纂体例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用旧制度解释开元时期出现的新体制,如中书门下和使职机构,皆可使用中书令与相关机构长官之间的上下级关系予以描述。     

晚清《古文尚书》“辨真”学兴盛原因探微

晚清时期,卫护晚出《古文尚书》之风大盛,涌现出了一批有代表性的学者和著作。这一现象的出现,既有学者出于自身学术立场的考虑,也与特定的时代背景关系甚巨。理学的复兴无疑对此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而今文经学则从反面刺激了辨真学的兴盛。王懿荣上疏请复古本《尚书》,更是引起了辨真派的极大不满,多部著作因此而问世。此外,阎、惠等人辨伪之书的广为流布,以及毛奇龄等人辨真学的不成熟,都与这一现象直接相关。     

《世经》帝德谱的形成过程及相关问题——再析“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世经》帝德谱关系到传统主流社会对于古代帝王世系的权威设定,同时又与两汉之际的政治、文化和学术颇多关联,历来受人重视。对于其形成过程,东汉以来都认为是"刘向父子"的共同创制,但晚清开始的疑古思潮对之发表了颠覆性意见,其中以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最具影响,其核心观点认为:刘歆在五德相生的理论基础上,通过设置闰统和加入少昊,创作了《世经》帝德谱,使该谱同时符合"汉为尧后"与"汉为火德"两个命题,以为王莽篡权服务,为了弥缝这一学说与其他文献的矛盾,刘歆不惜遍伪群经。顾颉刚的这一说法代表了疑古派的高峰,但是也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钱穆就力辩刘歆遍伪群经之说为虚妄,指出《世经》帝德谱的材料皆有来源,但他没有对该谱的成因和过程给予明确的论断;最近出版的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重拾旧题,在承认刘歆没有遍伪群经的基础上,却依然得出了该谱是刘歆创制并用来为王莽服务的结论,甚至还构拟了一个不同于该谱的所谓"刘向版"帝德谱。其实,《世经》帝德谱本质上即是为汉代寻找合法性依据,刘向很可能为汉室皇族编制了一套从春秋战国以来的家族迁徙路线图,以与《左传》记录相衔接。在这个过程中,刘向父子之间并没有原则分歧,只是由于所谓"新五德理论"先天具有的轮转特性,这些苦心经营后来被野心家王莽利用来作为篡汉的舆论工具罢了。     

“风教”观的文化内涵论略——以唐甄《潜书》为例

风教是传统儒学所提倡的治化之道,强调德行操持以醇厚世风,彰行教化。唐甄纵观天下历史,对时风之蔽进行了深入批判,主张以富民为先,从尧舜风教之治;以勤俭为守,兴布衣德政之教;以谨省为要,尚君子为学之风。风教观是唐甄对儒学精神的具体实践,体现了唐甄为政以德的治国理念,表达了唐甄贵实致用的文化精神,描绘了唐甄对于理想政治的美好憧憬。     

王筠《说文释例》存疑之“蜜博士”考释

王筠治《说文》,善于"以俗证雅",形成了自己鲜明的特色。其于《说文释例》中所存疑之"蜜博士",古籍之中不但确有其名,而且有"将蜂"、"相蜂"、"蜜妇"、"黑蜂"、"乌蜂"、"游蜂"等诸多别名,皆是指今人所言之"雄蜂"。     

黄帝战胜末代炎帝及蚩尤的纪功之辞——《仓颉书》试释

先对“仓颉作书”进行史料勾稽,并通过文字考释及有关文献的印证,认为《仓颉书》为黄帝史官仓颉所作,其内容为黄帝战胜末代炎帝及蚩尤的纪功之辞.     

钱钟书“如出两手”说辨析——嵇康《家诫》与《绝交》二书的文风差异与思想矛盾问题

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提出嵇康《家诚》与《绝交》二书“如出两手”之说。诚然,《家诫》与《绝交》二书在创作机缘、文体风貌与思想义涵等方面宛然有别,但其道德立场、人伦理念与玄学态度则并无二致,“如出两手”与“同出一手”并不矛盾。《绝交》二书中的清高简傲是嵇康本真性情的自然流露,《家诫》中的世故圆融则是其人伦理想的高调追求。清高简傲与世故圆融体现了嵇康性格的多面性,性情流露与人伦追求则展现了嵇康思想的复杂性。这些多面性和复杂性辩证统一地展示了嵇康的丰富心灵。     

美国华裔文学“荒原叙事”的当代发展——以《第五和平书》和《拯救溺水鱼》为例

在文学全球化进程中,当代美国华裔文学逐渐打破了族裔写作的局限性,呈现出多元文化发展的态势,并以积极姿态审视和剖析西方文明给当代人带来的精神创伤.华裔作家以中关双重文化视角,继承并发展了T.S.艾略特开创的“荒原叙事”模式,以中国传统文化哲思与智慧来诊断西方当代精神荒原形成的原因,并以主人翁精神为拯救当代美国社会的精神荒原开列良方.汤婷婷《第五和平书》和谭恩关《拯救溺水鱼》是当代美国华裔文学中“荒原叙事”的代表性作品.两作立足于美国社会,以中国文化智慧来解析美国当代社会精神荒原产生的原因,揭示了由此而产生的当代美国人精神创伤的实质,以普世态度为西方精神荒原尝试寻找救赎道路.     

论上古“待甄别文献”的特殊史料价值——以《尚书》《春秋》等文献为例

上古时期的特殊物质条件、文献流传环境及特有文化传统和心理,决定了以《尚书》为代表的“待甄别文献”的源流相当复杂。对“伪书”概念最好重新定义。从“史料”这一角度入手,有助于解决“待甄别文献”的价值问题。对它们应该区别对待,不应简单化处理或以偏概全。今本“古文《尚书》”可视为古人学习《尚书》讲章的汇编或相关材料的辑佚。如从此角度出发,则今本古文《尚书》的主要思想和基本事实亦可作为论证依据。这种文献利用方式尤其适用于针对这些文献的思想整体而非某个细节。     

帛书《要》与《墨子》称说“尚书”意旨新探——兼与郭沂、廖名春诸学者商榷

帛书《要》篇中出现的“尚书”二字对已有的《尚书》学史的基本观点并未构成本质性的冲击,最多只能说是细微的修正而已:出土文献中称说的“尚书”与传世文献中称说的《尚书》并不是一回事,今天所谓的经学意义上的《尚书》在先秦时期只称《书》;《要》篇中的“尚书”既不是指《连山》、《归藏》,也不是指《尚书》;《墨子·明鬼下》篇中的“尚书”也不是指《虞书》。“尚书”在先秦时期泛指“上古之书”,《墨子·明鬼下》子墨子称说“尚书”二字有可能来源于《要》篇孔子称说上古典籍的习惯称谓。曾一度被学术界公认的清人王念孙改《墨子》中的“尚书”为“尚者”的观点值得怀疑,王氏之说虽然在文本上下语气上讲得通,但并没有实据,甚至可以说是属于据己意臆改,其说在出土文献的确证下显然已不能成立。     

《周易》中的“日”及相关问题

＂日＂是《周易》哲学中的重要概念。《周易》卦象中乾、离、震、艮为日。＂日＂、＂实＂同义,乾、坤、艮为实。＂实＂、＂是＂同义,＂是＂象征＂帝＂与＂王命＂。     

明清社会劝善书及功过格的历史作用及价值——以《太上感应篇》《太微仙君功过格》《文昌帝君阴骘文》为例

在我国传统社会,尤其是明清以来,一种有效规范民间道德生活秩序的方式是致力于用宝卷、劝善书、功过格等形式将道德伦理观念向社会各阶层渗透,开展各种形式的民间劝善活动。通过劝善书与功过格对各种道德德目的细致规定,人们可以更确切地了解当时社会的道德秩序及状况,同时,劝善书与功过格也为当今社会的道德建设、资源整合提供有益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