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高速增长:解释与展望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导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因素包括资本要素和劳动要素的不断增加,改革开放使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普遍提高等。但中国经济仍存在许多弱点,银行体系相当脆弱,国企改革任务艰巨,环境恶化与社会矛盾尖锐化并存。综合来看,推动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因素仍将长期发挥作用,在未来10年里中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仍将在6%~8%之间。     

政府转型: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从俄罗斯转轨看中国经济增长

文章旨在解读转轨国家政府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在对比中国的改革开放和分析俄罗斯转轨过程的基础上,认为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经济恶化的原因在于经济转轨过程中没有恰当地完成政府转型,没有在经济改革前预先构建完善的法制基础。对转轨国家而言,在强势政府护航下进行经济转轨才能避免因体制真空所造成的暂时失败,之后的政府转型方能确保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目前,我国在强势政府主导下,实现了转轨初始阶段的经济高速增长,然而要实现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则需要进行政府转型——明晰政府职能,实现由全能型政府向公共服务型政府的转变。     

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波动

实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的目标,必须明了中国经济未来的变动趋势,厘清中国经济长期增长趋势与短期波动背后的决定因素。从长期看,劳动力供给数量、资本形成以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都处于下降趋势中,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正趋于下降,而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正在上升,因此,中国经济如何面对转型将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就短期来说,2012年,中国经济受到外部和内部各方面的冲击很大,不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政府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和操作空间正在萎缩,使得中国经济增长在短期内面临较大的挑战。由于中国经济目前缺乏可持续的增长动力,必须实行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以政府职能转变为前提条件,以要素市场化改革为主线,增强市场活力,促进资产的资本化进程,提高市场运行效率,尤其是应以土地资产的资本化为切入点、以金融市场利率市场化为条件,进一步加快劳动力要素流动,促进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开发的制约因素

新常态背景下中国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不仅引起原有比较优势和增长红利的衰减,还制约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开发。新常态背景下自然资源、人口、技术以及资本等要素禀赋结构发生了变化,对此,需要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作出判断。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由于增长速度的换挡,实际经济增长率会下降,但是潜在经济增长率依然有较大的空间,短期经济增长不可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但从长期看经济增长依然具有可供开发的经济增长潜力。新常态背景下要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通过经济结构重构、增长动力重塑,来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制度、人力资本、技术和结构等方面制约新常态背景下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开发。因此,新常态背景下宏观政策的基调是在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相结合的基础上,发挥供给政策和长期政策的作用,通过振兴实体经济开发经济增长的潜力。     

中国金融抑制、金融漏损与经济增长

理论研究和经验表明,金融抑制会阻碍经济增长,这与中国在长期处于金融抑制条件下的高速经济增长颇为相悖,中国金融抑制下的金融漏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经济增长。处于转轨经济中的中国金融改革,必须加快金融深化的步伐。     

我国转型时期经济增长的收入分配效应分析

“转型”一词具有多方面的含义,文章所使用的转型,特指“经济转型”,即从传统的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也即通常所说的市场化改革。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经济高速增长为增加各阶层收入和改善收入分配状况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经济增长带来收入分配的实际效应和最终结果看,转型时期中国经济增长产生的恶化收入分配状况的效应要强于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效应。     

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与劳动力质量的均衡分析

本文以劳动力供给和"人口红利"开始发生变化为基础,阐述与分析资本、劳动、全要素生产率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并指出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存在边际效率逐步递减的趋势,劳动与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最具发展空间。本文还指出,在我国高速的经济社会进程中,三次产业产值与劳动者结构存在着"非均衡",以及呈现经济增长率高、劳动弹性低的反向变化,构成我国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基础条件。为此,我国需要像资本投入导致技术水平层次的变化一样,提高对人力资本的投入,提高劳动力质量,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下的经济增长展望——基于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测算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经济增长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在附加人力资本的增长核算框架内,考察人口老龄化加速、新冠疫情冲击与中美技术脱钩“三大新因素”对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影响,并评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改革红利”,结果显示：基准情景下,中国“十四五”时期年均增速在5%以上,2035年人均GDP为2.43万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人均GDP 2.42万美元的水平;考虑“三大新因素”后,“十四五”时期潜在增长率相较基准情景年均下降1个百分点,2035年中国人均GDP为2.28万美元,比基准情景减少0.15万美元,低于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加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未来30年潜在经济增长率每年提升1个百分点左右,有效对冲“三大新因素”的不利影响,中国稳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     

新旧常态转换与政府行为调整——兼论供给侧改革

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是一把双刃剑，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所积累起来的深层次问题，大多与政府过度干预相关。 当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政府干预经济的行为也应做出相应调整。认识新常态、顺应新常态是政府行为调整的出发点。那种引领新常态的说法有违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那些根据政治决策倒算出来的或者依据旧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推算出来的未来潜在增长率，缺乏科学依据。政府应逐步减少采用供给管理和需求管理的经济过程政策对经济的干预，而应通过强化供给侧改革的制度性政策，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更加良好的体制框架，让市场在经济增长中真正发挥决定性作用。     

改革开放后北京市经济增长若干问题研究

本文分析了改革开放后北京市经济增长周期、增长源泉和增长质量等问题。结果表明,自1978年以来,北京市经济增长大致经历四个周期,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的增加,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有待于进一步提高。本文还分析了储蓄—投入转化、产业结构调整、财政支出和制度变化等因素的"典型事实"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论中国经济增长与波动的新态势

本文指出 ,近年来 ,在亚洲金融危机和国际金融动荡的大背景下 ,“软着陆”之后的中国经济仍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但经济增长率已连续几年呈下滑之势。究其原因 ,是因为当前中国经济运行正处在体制转轨的深化期、长时间高速增长后的调整期和由全面短缺到阶段性买方市场的转变期 ,三大转换的交叠重合使经济回升的难度明显加大。作者认为 ,经过这一轮重大调整 ,中国经济未来增长与波动将可能出现“缓起缓落”与“长起短落”的新态势     

“中国式增长”的减速与转型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时代是否已经结束,这是一个备受世人关注的问题。经济增长理论和高速增长经济体减速的国际经验能够为我们认识这一问题提供有益的参考。基于PWT8.0数据的核算结果显示,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本投入增长率的下降使得中国在未来10年内难以实现8%以上的增长;参照日本和韩国经济减速的经验,在未来5年之内,中国经济增长率有可能下降到6%左右。在当前背景下,如果强行维持高速增长反而可能付出更大的代价。中国应该主动适应中速增长时代,并从关注经济增长速度转向更加关注增长的质量。     

中国经济增长三大要素拉力弱化探因

改革以来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令世人瞩目,其增长原因也一直是诸多中外学者探究的理论热点之一。在我们看来,支撑十几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要素可归结为三大力量:市场拉动力、投资推动力和企业改革力。无疑,这三大要素仍是决定今后中国经济增长和改革的主导力量。但发展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任何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都是可变的。每种要素在不同时期对经济增长的拉力也不是恒定的。如今,虽说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三大要素“名称”未变,但每一要素的内部状况却发生了质态变化,并因这种变化而程度不同地减弱了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个别要素甚至出现了拉力衰竭之疲态。为此,我们必须探明这一经济增长新态势中的内在成因,采取相应的调整改革措施,强化各要素对经济增长的拉力。     

中国的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1981-2003)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往往伴随着较高的通货膨胀率,因此,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本文利用年度和季度数据,采用协整与误差纠正模型研究了中国经济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两者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关系,无论是从年度还是季度数据来看,GDP增长率都是CPI变化率的Granger原因.而季度数据的分析进一步表明,GDP增长率对于CPI变化率的影响要滞后三个季度左右.可见,过快的经济增长会诱发通货膨胀的危险.而如果要控制CPI的变化幅度,或者说要控制通货膨胀,那么对于GDP增长率的适当控制也就成为必然.由此,根据中国经济增长以投资和出口作为核心动力的现实情况,改变以投资扩张为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也势必成为今后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理解中国经济增长

为什么中国经济在 2 0世纪 90年代以来持续出现“宏观好 ,微观不好”的局面 ,即在企业效益低下的情况下GDP高速增长 ?本文有以下分析研究结论 :第一 ,国有企业的行为方式是费用最大化 ,导致经济流量 (GDP)高速增长、个人收入超分配、资源向非国有部门漏出、而国有企业利润低等后果。因此 ,国有企业的利润低下并不妨碍GDP的高速增长。但这种增长模式成本极高 ,其直接后果是形成巨大的银行不良资产。第二 ,以毛利润率相比较 ,国有工业企业要明显好于非国有工业企业 ;但是 ,如果以剔除了相关费用的净利润率相比较 ,非国有工业企业反而要好于国有工业企业。第三 ,在 1 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警醒下 ,中国在 1 998年开始严格银行贷款标准 ,它启动了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表现在宏观上就是中国的GDP增长率略低和增长质量的提高。在此期间 ,非国有企业日益壮大 ,为平稳进行产权改革提供了经济基础。第四 ,积极的财政政策 ,作为短期至多是中期的对策 ,是弥补GDP增长缺口的次优选择。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靠改革 ,其重点一是明晰产权 ;二是完善税收制度 ,适当降低税率并加强征管。如果做到这两点 ,中国经济将会出现“宏观好 ,微观也好”的和谐局面。     

地方政府竞争与中国的经济转轨

中国的经济改革是从分权化而非民营化开始的,地方政府及其控制的企业的巨大活力,是中国经济转轨与俄罗斯、东欧经济转轨的主要差异,这是中国经济转轨相对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深度发育,一度是中国经济发动机的地方政府,在继续推进中国的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这决定了中国经济的深层结构和增长的基本态势,并且还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综述--兼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角度的解读

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是一个理论上争论不休的问题,而试图检验进出口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的实证研究,在逻辑推理上存在明显的缺陷。从短期角度利用需求方法分析净出口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做法并不可取,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必须从长期供给的角度来分析。从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出发,外贸与经济增长并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如何,完全取决于它能否促进要素(尤其是特别短缺的要素)投入的增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经济转轨度的比较研究——兼论中俄经济转轨度

目前,研究领域通常采用"市场化程度"或"经济自由化程度"来描述一个国家经济转轨实现市场经济的程度。事实上,经济转轨既同市场化或自由化程度有一定联系,更有较大的差别,因此应该用转轨度来衡量国家的经济转轨。转轨度目标体系由三个基本维度组成,即契约主导的制度、行政主导的制度和国民权利与自由。转轨度的起点和终值的确定更需要根据不同国家的历史进程来具体确定,这里以德国为参照国进行分析。比较中俄两国的经济转轨,从转轨度的三个维度来看,中国转轨度远高于俄罗斯,表明了渐进型转轨优于激进式的改革。     

经济增长中的全要素生产率研究——以山东省经验数据为例

基于索洛余值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显示,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也是衡量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新旧动能转换的本质是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们以具有代表性的区域经验数据为例,期望得出具有一般意义的结论。1979-2014年,山东全要素生产率不仅年平均增速较低,而且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也较小。尤其过去10多年,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呈下降趋势,经济结构优化的效果并不明显,长期来看,如果不能扭转这一趋势,可能面临经济衰退的困境。这意味着在经济新常态下,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地区唯一可持续的增长动力。因此,着力推进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为核心内容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尤为重要。深化体制性改革、推进技术创新和完善金融体系建设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新旧动能转换的有效途径。     

出口与行业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的检验

文章采用弹性系数可变生产函数计算了中国制造业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出口增长率、出口规模、出口产出比和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通过对28个大类行业的规模经济效应特征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情况的考察,并对比这些行业的出口增长率,发现分行业出口增长与全要素生产率以及出口增长与规模经济效应值之间都不存在相关关系。因此,为实现出口增长由量的增加向质的提升转变以获出口效率利益,需制定行业出口导向政策,限制生产效率低的行业出口增长率以提高出口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