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罪量刑程序关系模式及其影响因素

域外定罪量刑程序可分为定罪量刑程序分离和定罪量刑程序合一两种模式.鉴于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模式在维护辩护权行使、彰显诉讼民主、体现人文观念、实现实体公正等方面的优势,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模式应当成为我国的改革方向.定罪量刑程序关系模式的形成主要受诉讼理念、人权保障方式、陪审制形式以及审判前程序设置等因素的影响.我国在借鉴定罪量刑程序分离模式时,应当充分考虑本土因素,即在量刑程序中的人权保障上,应当注意国家、被告人、被害人、社区四方利益的兼顾与均衡;在定罪量刑主体的选择上,是否引入陪审团制需要具体分析;在对待罪状认否程序的态度上,没有必要单独设置罪状认否程序;在量刑程序的独立程度上,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也许更具有现实可接受性.     

量刑监督的途径与方式

量刑程序作为刑事诉讼中的重要环节,在整个刑事诉讼活动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我国现行刑法设置的法定刑量刑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幅度较为宽泛,而刑法适用原则又比较抽象,从而导致在刑事诉讼中法官自由裁量权较大,在现实的诉讼活动中会存在案件量刑标准不统一、量刑结果不平衡现象,势必会影响司法的公正和权威。检察机关应该在审查起诉阶段、庭审活动阶段以及庭审后对裁判结果的审查阶段充分加强量刑监督职能。     

论我国量刑调查制度的构建

量刑调查制度是以刑罚个别化原则为理论基础。其最初设立的目的是为法院提供被告人个人的历史和犯罪行为的信息,以便实现量刑的个别化。虽然该制度自创设以来就在理论和实务界产生了强大的争论,但其却体现出了司法公正、程序正义和诉讼经济的诉讼价值和精神。因此,我国应从量刑调查的主体、内容等方面来考虑量刑调查制度的构建。     

量刑听证制度研究

重大疑难案件、缓刑案件和未成年人案件的量刑的最高境界,莫过于进行量刑听证.量刑听证是法官以听证会的形式邀请量刑关联人发表对具体个罪的量刑意见,并进行充分辩论的一种特别程序.目的在于强化量刑的社会效果,实现刑罚的个别化.反观现实,中国目前量刑听证的实践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需要进行相应的制度建构.其中,规范量刑听证的原则、明确量刑听证的适用范围和建构量刑听证的程序规则,是量刑听证制度选择中的重中之重.     

论量刑建议制度

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作为量刑程序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存在有利于实现刑事诉讼的程序正义。但是,我国现在的量刑建议制度存在立法规定的缺失和不完善、量刑信息的不完整性和不准确性、量刑建议的高采纳率等问题。应当从检察机关自身方面、律师的量刑辩护和法官的量刑裁判方面对我国的量刑建议制度予以完善和构建,使我国的量刑程序改革达到应有的效果,实现刑事诉讼的程序正义。     

构建相对隔离式的量刑程序初探——以许霆案和量刑试点为背景

广州许霆案带给法学界的思考有许多。其中,定罪与量刑“合二为一”的弊端尤为突出,直接影响到了控辩双方有关量刑的抗辩,也使人们对庭审程序的正当性产生了质疑。参考正在试点的量刑程序改革,从明确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保障被害人量刑程序参与权和增强法院裁判说理性等方面,建立“相对隔离式”的量刑程序,已经成为规范司法行为和推进司法改革的必然选择。     

宪政视野下的刑事审判检察监督及其实现

刑事审判检察监督既具有诉讼意义上的诉讼监督和宪政制度意义上的权力制约性的法律监督双重属性。现行刑事审判检察监督制度改革的基本路径是:公诉人行使控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以诉权监督审判权,监督的方式限于刑事审判程序内不正确的定罪、量刑以及严重的程序违法的抗诉;检察机关反渎职侵权部门派员参与刑事审判,行使宪政价值的检察监督权。     

死刑复核程序的模式选择——以指定辩护写入《法律援助法(草案)》为契机

从我国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法律规定和实践样态来看,该程序具有启动的主动性、审理的封闭性、裁定生成的效率性等特点,可称为行政性审批模式。随着《法律援助法(草案)》将指定辩护扩大到死刑复核程序中,一直有人主张的死刑复核程序以实行控辩双方积极参与、审判中立、庭审实质化为特点的诉讼审理模式似乎将顺理成章地取代行政性审批模式。实则不然,诉讼审理模式不仅与司法现状抵牾,更面临改革成效与成本方面的质疑。鉴于这两种模式都未能协调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之间、诉讼公正与诉讼效率之间的关系,应通过渐进式改革思路,形成听证程序与准诉讼审理程序相结合的死刑复核程序新模式。该模式的核心在于死刑复核坚持全面审理、重点审查的原则,形成对被告人不上诉或仅就法律问题提出上诉而展开的听证程序与被告人就事实问题或重大量刑情节提出上诉而启动的准诉讼程序。该模式的稳妥推进需要诉讼观念扭转、法律制度微调、机构改革等多重支持。     

正当期望与程序选择——当事人运行程序的两个基础性要素解读

当事人运行程序的目的在于实现自身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其对于诉讼程序结果的期望值以及对诉讼程序品性的判断,直接决定了他所采取的诉讼行为方式,而诉讼行为的选择必须建立在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基础之上。当事人对于诉讼程序的正当期望以及当事人据此所作出的程序选择行为,共同构成了当事人运行程序的的两个基础性要素。     

清代的叩阍与京控

许多论著在叙述清代直诉制度时,往往以"叩阍,又称京控,俗称告御状"来表述,显然没有明白清代的诉讼程序,其误解也是明显的。《清史稿·刑法志三》将京控与叩阍分别定义,而且京控与叩阍的审理程序也不相同。京控是律例规定的上诉程序,叩阍则是特别直诉程序,二者本质不同,审理程序及量刑定罪也不同。     

完善我国刑事简易程序的思考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确立了统一的简易程序,这对于促进案件繁简分流,提高诉讼效率,节约司法成本有重大意义。然而,简易程序在被告人自愿性保障、量刑优惠、程序的转化、公诉人出庭的规定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足,应当进一步完善被告人自愿性的保障机制,明确选择简易程序的量刑标准,具体规定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的情形,充分发挥庭前会议的作用,有效衔接简易案件的开庭审理。     

论虚假诉讼的刑法规制

近年来,虚假诉讼案件有明显蔓延之势。民事或行政制裁方式无法有效预防和控制虚假诉讼,对严重的虚假诉讼行为进行刑事法律规制具有现实必要性。但是,司法实践中,由于立法规定、司法意见、刑法理论、实践障碍等方面的原因,不同法院对虚假诉讼行为的定性及法律责任的承担却大相径庭,在罪与非罪、此罪彼罪的认定上没有统一的标准。在现行刑法框架内,可以将虚假诉讼行为区分为侵财性与非侵财性虚假诉讼两种类型分别予以定罪量刑。当然,为有效预防和控制虚假诉讼行为,应当及时修订刑法,在妨害司法罪中单独规定虚假诉讼罪,对虚假诉讼行为予以规制。     

量刑建议规范化之法理分析

随着新刑诉法的实施,更加注重保障人权开始体现在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其中,为合理限制自由裁量权,科学确立基准刑实现刑罚个别化,我国刑事司法实践正在积极探索量刑工作的创新和改革,目前最为突出的成果是规范裁量权,将量刑建议纳入法庭审理程序。量刑建议的规范化之路是让在庭审环节控辩双方针对量刑建议问题展开充分辩论,合议庭在判决时对量刑建议采纳与否的说理,对个案的量刑进行全方位的考查,一方面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另一方面还有利于准确、及时惩罚犯罪,进一步推进我国量刑规范化改革向纵深处发展。     

论量刑证明

在定罪量刑一体化的程序模式下,证明围绕定罪进行,量刑活动缺少司法证明的有效规制,既不利于控辩双方诉权的行使,也不利于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量刑证明应建立在定罪证明的基础上,确立被告人与被害人的平等主体地位并注重保障量刑证据的相关性要求。量刑证明的对象为量刑事实与量刑请求;依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分配证明责任;量刑证明达到优势证据标准即可,对于法定量刑情节应达到清楚可信的标准;量刑证明应依自由证明的方法进行。目前,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不能满足量刑证明的内在需要,对被告人不认罪的案件,应确立定罪与量刑完全分离的程序,实现量刑程序的独立化。     

诉讼欺诈行为分析：以刑法为切入点——由两则案例展开

诉讼欺诈行为不仅干扰了正常的诉讼程序,而且有可能使法院做出错误判决,其社会危害性较大.诉讼欺诈行为涉及到民事和刑事等诸多方面,本文以刑法为切入点,对诉讼欺诈行为和诈骗罪进行分析,认为那些危害较大的诉讼欺诈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本质特征,但是与普通诈骗罪相比,又有其自己的特点,立法上宜单独设立"诉讼诈骗罪".     

死刑量刑程序的现状反思与模式重塑——基于实证的分析

我国未对死刑案件与普通刑事案件作有效切割,死刑裁判长期存在着"重定罪而轻量刑"的不良倾向,整个庭审活动主要围绕定罪进行,量刑无法成为庭审的实质内容。死刑量刑附属于定罪程序,存在着干扰法官量刑心证、合议庭量刑虚置、陪审量刑适用率低、控辩双方参与量刑受限等一系列量刑非实质化问题。定罪量刑程序彻底分离才能保证死刑量刑的适当与公正,符合死刑量刑程序的国际趋势。死刑案件量刑程序的改革应以实现死刑量刑实质化、控制死刑适用、保证死刑量刑公正为目标,严格遵循"先定罪、后量刑"的两阶段庭审结构,重塑具有本土特色的完全独立的死刑量刑程序模式。     

“普通程序简化审”被告人诉讼权利保障探讨

作为“被告人认罪”后的案件快速处理程序,“普通程序简化审”限制了被告人的很多权利,如无罪推定权和沉默权等,充分保障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尤为重要。应从建立庭前证据开示制度,保障被告人知悉权;明确协议主体只限于检察官与被告人,确保被告人认罪选择权;确立公诉方的量刑建议制度,确保被告人程序选择权;完善我国法律援助制度,保障被告人律师帮助权四个方面,加强对普通程序简化审被告人诉讼权利的保障。     

我国量刑的合理性与规范性

长期以来,我国量刑活动中存在以下三大问题：量刑偏差、量刑失衡、量刑程序与定罪程序的混淆。通过借鉴美国量刑改革的一些做法,提出保障我国量刑活动实现合理性与规范性要求的建议：修改和完善我国的刑事法律法规;制定中国式的规范量刑指导意见;改善法官传统的报应主义刑罚观;提高审判人员的综合素质;正确处理好＂严打＂刑事政策与法律规范之间的关系,为保障我国司法审判人员作到量刑公正,最终实现刑事正义的价值追求。     

登记离婚瑕疵补正的理论检视

我国离婚登记制度存在诸多瑕疵,这主要是因为客观考量标准的缺失、审查职责不明确、责任归责虚化以及法律程序的缺位等。我国未来立法应当在明确登记离婚的民法属性和行政登记行为的公示公证功能的前提下,设置具体的证明体系和审查体系,以保障离婚登记的合法有效;引入人事诉讼程序、严格规范行政诉讼程序,明确过错当事人的民事责任和过错行政行为的行政责任,赋予瑕疵离婚登记以法律救济。     

小额诉讼程序制度比较研究与思考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各国面对小额纠纷的骤然增加,纷纷致力于诉讼程序的改革:简化诉讼程序.建立小额诉讼程序.目前,各国的小额诉讼程序已日渐完善.本文拟对各国小额诉讼程序进行系统阐述与比较研究,分析各国小额诉讼程序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指出在我国建构小额诉讼程序时需要充分考虑的因素,以期对于我国建构小额诉讼程序、解决小额民事纠纷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