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忿”解

李端《闺情》诗:“不忿朝来鹊喜声”句,《唐诗选》把“不忿”解为“恼恨,嫌恶”,并说这句诗开辟了一个“‘不忿’得要把喜鹊弹死”的“新的写法”。我以为此解未必确切,“不忿”解为“不恼恨,不嫌恶”似更有韵味。因为如若把“不忿”解释为“恼恨,嫌恶”,那就不是写闺情,而是写闺怨了。据《说文解字》:“忿者,悁也”。忿就是恨、怒。《札记·坊记》:“从命不忿”。这里的“不忿”就是“不恼恨”。诗中明是“不忿”,怎么能解作“恼恨,嫌恶”呢?从全诗来看,这位思妇对远人的思念已非一日,她彻夜不眠     

李端《闺情》误解疏理

月落星稀天欲明,孤灯挑尽梦难成。披衣更向门前望,不忿朝来喜鹊声。李端此诗,妙在“不忿朝来喜鹊声”一句,可是近来注家,往往误解,遂令佳作失色。如张文勋释云:“她懊恼,她沮丧,连喜鹊的叫声也恼恨起来。”(见《唐诗鉴赏集》),又周锡(韦复)(见《唐诗鉴赏辞典》)与张的解说也大同小异。他们都把“不忿朝来喜鹊声”一句中“不忿”一词解释为“懊恼”、“不满”、“沮丧”等意思。这个错误,或许由张相的解说引出,因为在《诗词曲语辞汇释》“分(二)”中云:“李端《闺情》:‘……不忿朝来喜鹊声’。意言门前伫望,不见夫归,埋怨鹊声之空报喜也。”这里,似乎把“不忿”理解为“埋怨”之意。     

“不分”解

《二刻拍案惊奇》卷二有句话:“妙观见说到对局。肚子里又怯将起来;想着说到这话,又有些气不分。”章培恒先生《校点说明》云。“‘气不分’不可解。联系上文来看,‘分’当为‘忿’之误。‘气不忿’即气忿,通俗小说中常见。”在卷二正文中,他又把“气不分”改作“气不忿”。(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按:“气不分”并非不可解。“不分”之语,古人常用。《南史·王僧虔》传:“庾镇西翼书,少时与王右军齐名,右军后进,庾犹不分。”“张不分”,意为“不服气”。     

《文心雕龙》创作论新探(上)

客观的“物”主观的“情”,和抒情状物的“辞”,是文学创作的三个基本要素。文学创作论所要研究的,主要就是如何处理这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物怎样制约情,情怎样来自物,情与物怎样结合而构成艺术形象,如何用语言文辞来抒情状物,以及如何处理文与质的关系等。这些问题在我国古代最早出现的一些有关文艺理论中就接触到了。如《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歌永言”;《论语》中的“文质彬彬”;《乐记》中的“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     

“鲜规”榷义

本刊1989年,第1期《“鲜规”考》一文,为《庄子·天运》“鲜规之兽”一语做了解释,反复论证,读后颇受启发。仔细思考,觉得义仍未安。首先产生了这么一个问题,这句话到底是针对什么说的?为解决这个同题,还得把原文抄上几句。《天运》的作者在借老聃之日论评三皇之智,以为“其知憯于蛎虿之尾,鲜规之兽,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犹自以为圣人,不可耻乎?”《考》的作者释义说:三皇之智“其为毒甚于蛎虿之尾,是故细小虫兽,皆遭扰伤,不得安其性命。况于黔首,如何得安。”照此说法,则“鲜规之兽,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者”,便不是说三皇之智,而是另外的一回事,“莫得安其性命之情”便也成为“鲜规之兽”的境遇——不能保其生命。可是,这“性命之情”,在《庄子》中并不罕见,决非只见于此篇,如“不失其性命之情”,“决性命之情”,“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骈拇》);“彼何暇安     

以理制情范式的思维锁定──汉代情理美学观阐解

两汉时期的情理美学观主要表现于烁记》的反情和志论、《毛诗序》的发情止礼论和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其主导理论是以理节情论。一、《礼记·乐记》的反情和志论《礼记·乐记》的情理美学观是与物感说密切关联的了，它首先申扬音由心生感物而动的物感说。“人心之感于物”，“感于物而后动”（烁记·乐本》）。烁记》所讲的感物而动的“人。0”是指“情”而非“性”（天赋之性）。所谓“哀。已感”、“乐心感”。“喜心感”、“怒心感”、“敬心感”、“爱心感”这六情，是情不是性。这种喜怒哀乐之常情，应感起物而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再论“诗缘情”说

拙文《论“诗缘情”说》(见《云南社会科学》85.5期)在谈到我国古代文论中“诗缘情”这一重要学说的形成过程时。曾把这一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不自觉、半自觉和自觉的阶段,论述了前两个阶段中缘情说的酝酿情况。这篇小文讨论第三个阶段:魏晋时期,缘情达于自觉,即缘情说理论产生的阶段。 鲁迅先生曾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的一派”(《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有教无类”广议

《论语·卫灵公》有言:“子曰:‘有教无类’”。历来对此“类”字之义约有两解,实皆于理不合。一曰类即种类,即今日所谓民族。《荀子·礼论》:“先祖者,类之本也。”郑玄《周礼》注:“族,犹类也”。明人高拱《问辨录》谓“类,是族类,言教之所施,不分族。”这种说法在先秦典籍中亦可找出不少根据,如《诗·大雅·既醉》:“孝子不匮,永锡尔类”:《左传·僖公十年》:狐突言“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僖公三十     

“昼寝”乃饰画墙壁

《论语·公冶长》有:“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之句,向之注家皆解“昼寝”为“白天睡觉”,如近人杨伯峻《论语译注》即是。我认为:“昼寝”乃“画寝”之形讹。“画寝”乃“涂画寝室”,“雕木画寝”之典古人多习用。《汉书·杨雄传》即有:“非木摩而不雕,墙涂而不画。”之句,《周书·苏绰传》亦言:“若刀笔之中而得浇伪,是则饰画朽木。”皆暗用“画寝雕木”之典。唐李匡义《资暇集》言:“梁武帝读为寝     

“苍黄”一词应作何解?

杜甫《新婚别》的“誓欲随君去(一作‘往’),形势反苍黄”句中的“苍黄”一词,《杜甫诗选》(浦江清等编)注云:“苍,青色;黄,黄色。可青可黄,形容形势翻覆多变。”(第179页)《杜甫诗选讲》(程云青著)注云:“苍黄:反覆。苍黄本是两种颜色,这里比喻反覆多变。”(第132页)马茂元《唐诗选》注云:“‘苍’,青色;‘黄’,黄色。‘苍黄’,指青黄相问的一种杂乱颜色。”他据此引申为“思想混乱”(上册第324页)。我认为此解盖沿袭汉魏南北朝之义(如《汉书·郊祀志下》、孔稚硅《北山移文》、杨炫之《济阳伽蓝记·敬义里》等等),但用以注释杜甫《新婚别》则是欠妥的。杜涛的“苍黄”应作“匆遽”或“紧急”解,它同“苍     

《易·乾·九三》爻辞辨析

《易·乾·九三》爻辞之于《易》,确有其重要地位。《易传·系辞下》言:“惧于终始,其要无咎,此之谓易之道也.①”是极言此爻之要。一、《乾·九三》爻辞之标点《易·乾·九三》爻辞,即《易经》首卦《乾》(?)卦中第三爻的爻辞。因属阳爻,故称“九”,又为第三爻,故称“九三”。其全文为:“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要想理解这条爻辞,首先涉及到的是标点问题。     

《试论〈蒋兴哥重会珍珠〉思想和艺术成就》

此文见《辽宁大学学报》1987年第23期,张永芳撰写。文章认为蒋兴哥和王三巧的互相挚爱,特别是蒋兴哥对王三巧失节的谅解,表现出现代性爱的特点:第一,这爱是相互的,不仅“兴哥夫妇,本是十二分相     

《文心雕龙·情采》篇旨新释

刘勰《文心雕龙·情采》篇首在阐明“自然之道”为人文本源,是文化本体;其次,他论文叙质,主张“文不灭质、质文相待、文质代变”;第三,他割情析采,倡导为情造文,批判为文造情;第四,他强调为人为文应存“真宰”。     

《诗·周南·麟之趾》新解

《诗经·周南》中的《麟之趾》一诗,因为歌颂的是“麟”,历代封建学者便认为它就是神话中的“仁兽”麒麟,从而对这首诗作出了许多牵强傅会的谬解。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诗经》研究者们仍未对这首诗的传统谬解予以澄清,并对它作出科学的解释。《麟之趾》诗中的“麟”并不是麒麟;即便说到麒麟,它原来也不是个神话般的动物;而《麟之趾》一诗非但不是宣扬神异祥瑞的诗,正相反,它是古人应用于现实生活中的一首婚礼歌曲,或议婚时的贽礼歌曲。这一结论,是我们对《麟之趾》诗逐字逐句重新考证后得出来的。该诗全文是:     

关于通假字

关于“假借”,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下的定义是:“本无其字,依声托事。”这说的只是一种情况,即本来没有正字,一开始就借用某一个字。如本义为燃烧的“然”,假借为代词。《论语·宪问》:“古之人皆然。”本义是竹器的“匪”,假借为否定词。《诗经·卫风·木瓜》:“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关于这类“本无其字”的假借,我不打算多谈。这里所要讨论的是本有其字的假借。这种假借的特点是:本来就有一个正字(或叫本字),书写时却借用另一个与之读音相同或相近的字。下面提到的通假字,指的只是这一种。     

《黄鸟》与人殉

《诗经·秦风·黄鸟》历来被视为反对人殉制度的名篇。《左传》文公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赋《黄鸟》。”这首诗讲殉葬时“临其穴,惴惴其粟”,殉葬的“三良”当是被活埋于秦穆公墓穴的,残忍之状,令人发指。难怪诗人骂天了:“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就连树上交交而鸣的黄鸟似乎也在鸣不平。《黄鸟》的作者对于“三良”之殉,哀之痛之,颇有一点子正义感,可是《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载:“葬殉以人,从死者百七十人。”诗人对这百余人之殉不置一词,而仅仅对“三良”的从死感之慨之,并且说“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由此可见,《黄鸟》不是反对人殉,而是反对以“三良”这样的贵族为殉。“国     

关于“情”与“理”商榷的答复

《学术月刊》1989年第4期刊载了拙文《中国近代史上几个问题的“情”与“理”》(以下简称郑文)。郭世佑先生撰文《也谈中国近代史上的“情”与“理”》①与郑文“商榷”。拜读之下,颇受教益。但对郭文提出的“疑惑和混乱”有必要作出答复。愚以为,郭文对郑文所说的“情”和“理”没有正确理解,是他产生“疑惑和混乱”的根本所在。郭文说:在郑先生看来,所谓“情”是客观的,“理”却不全是客观的(如“理想”之     

六朝文论若干问题之商讨

一、关于《文赋》“诗缘情而绮靡” 周汝昌先生《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说:“按陆机本意,‘缘情’的情,显然是指感情,旧来所谓‘七情’。”他举出陆机《叹逝赋》、《思归赋》中的例子,证明“缘情”的情与“闲情”、“艳情”、“色情”等并无干涉。其说至当。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证明“缘情”一语是当时人常用之语,并非陆机独创。如潘岳《悼亡赋》:“吾闻丧礼之在妻,谓制重而哀轻。既履冰而知寒,吾今信其缘情。”意思是,曾听说为妻子服丧礼,服制虽重而哀情却并不深;如今有了亲身体验,方知其服制之所以重,乃是依据人情而制定的。按儒     

玉札并非地榆

韩愈《进学解》:“玉扎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马勃,败鼓之皮,俱收并蓄,待用无遗者,医师之良也。”其中“玉札”一物,注者纷纭。童第德《韩愈文选》注:“玉札,一名玉屑,又名琼浆。沈钦韩说:‘玉札盖如《北史》李预服玉之法,解为薄片,服时用苦酒消为饴(麦芽糖)耳。’”而十三院校编     

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

晋代陆机的《文賦》,是我国文艺理論批評史上的一篇极为重要的作品,而《文賦》中的重要論点,应当首先数到“緣情綺靡”一說。可是,“緣情綺靡”四个字的确解到底如何?看上去,似乎不复杂;稍一追求,則問題就很多了。大約从唐代开始,人們对这四个字就有了誤会、錯解。这种誤会、錯解,在詩坛上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