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与中药外传:宋代中药海道外传路线考述

<正> 古代国粹外传,以丝绸、瓷器最为中外学者瞩目,研究论述者亦多.然同为国粹之中国药物外传,都几乎无人问津.中国学者在讨论古代中外贸易和物质文化交流时,很少提到它,而个别国外学者,甚至将中药西传定在公元16世纪的明中期,与事实相距甚远.可见,对中药外传实有进行深入系统研究的必要.这也是古代中国对世界文明发展的贡献,不应忽视.今撰此文,拟对宋代中国药物经海道外传的路线作一考述.宋代中国与国外的交往,以海路为主.同样,中药外传也主要是通过海上航路,大致有以下几条路线.     

宋代中国与东南亚药物交流縷述

宋代,中国与东南亚各古国间有着广泛而密切的药物交流。各种东南亚药物,通过贡奉、进献、贸易等方式输入到中国,许多中国药物,也以赠送、贸易的方式外销到东南亚各国。同时,东南亚又是当时中国与印度、阿垃伯地区进行药物交流牟中转站,因此宋代中国与东南亚的药物交流,也是宋代中西药物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宋朝海商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

论宋朝海商在中外关系中的作用黄纯艳宋代把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人称为海商或舶商。宋代海外贸易是我国海外贸易史中的一个高潮。其中的推波助澜之功主要归之于那些航行于东西大洋的海商。由于两宋特殊的历史条件，海商空前地兴盛和活跃，并在当时中外政治、经济、文化交往中...     

南宋海外贸易中的外销瓷、钱币、金属制品及其他问题——基于“南海Ⅰ号”沉船出水遗物的初步考察

宋代是中国对外贸易的繁荣时期,进出口商品种类繁多。"南海Ⅰ号"宋代沉船出水遗物中瓷器数量很大,一方面说明这些中国产品在海外有销路,另一方面则显示实用性产品在宋代海外贸易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发现的大量宋钱,是海外贸易发展的必然结果,也说明宋朝"钱禁"的努力是不成功的,甚至是徒劳的。有宋一代,由于对外贸易频繁,铜钱外流始终禁而不绝。沟通东西方的"丝绸之路"沿途国家和地区,甚至形成使用国际货币的流通区,中国钱币在东南亚乃至印度洋一些国家和地区大行其道,充当了国际通用货币的角色,某种意义上说,海上丝绸之路可以称为"铜钱之路"。新发现不少属于生活用品的遗物,可以了解南宋异彩纷呈的海洋社会生活。宋代沉船出水与研究,不仅可以精彩呈现那个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深刻变迁的某些面相,而且能够再现古代东西方"大航海时代"海上交往的波澜壮阔的经典场景。由此可见,沉船考古不仅展示一个以古代东方为中心的"大航海时代",而且将形成一个新的海洋史研究领域。     

郑和下西洋与明代香料朝贡贸易

在宗教祭祀、医药薰香、饮食调味过程中,香料必不可缺。明代是继宋代之后又一域外香料朝贡的高峰期,对当时的国家政治、经济影响深远,意义重大。郑和出使西洋,在明代香料朝贡贸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中西政治、文化与经济交流史上不可忽略。宫廷和民间对香料的旺盛需求,以及朝廷"四海归顺"的政治目的和寻找海外香料,是促成郑和下西洋的根本原因。它使海外国家认识到中国的强盛,促进了中外香料贸易的积极发展。香料朝贡贸易带来的民间香料贸易,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关于“海上丝绸之路”概念及其历史下限的思考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以丝绸贸易为象征的、曾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中外之间的海上交通线及与之相伴随的经济贸易关系。明清时期 ,是其发生演变并最后终结的时期。虽然从形式上看 ,中外海上交通的道路并未如古代陆上的“丝绸之路”那样因阻断而荒废 ,反而借着西人的东来殖民而更趋畅达和兴盛 ,然而中西之间贸易关系的性质却在发生急剧的变化 ,传统模式的“海上丝绸之路”正日渐让位于隶属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近代中西贸易关系。     

论元代市舶制度与海外贸易

元代沿袭宋代制度,在东南沿海各主要港口设置了市舶机构,履行对海外贸易监管的职责.市舶机构对海外贸易的监管主要体现在对出海贸易的监管、征收进口税、违禁品检查、优待中外客商等方面.元代的市舶制度在规范海外贸易的同时,其封建本质也限制和削弱了海外贸易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明朝中后期海外白银输入的三条主要渠道

明中后期由海外输入的白银,主要是南美洲白银和日本白银。有三条渠道:中国与欧洲海上贸易航线、中国与美洲的海上贸易航线和中日海上贸易航线。明朝中后期海上贸易造成的经济和金融后果是,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与匹敌的竞争力,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海外白银输入为明代银本位制的稳定奠定了基础,由此带来了16—18世纪中国商品经济的繁荣。本文的考察表明,虽然明政府推行闭关政策,但实际上明代中国的经济已经融入全球化的网络之中了。     

宋代海上丝绸之路香料贸易的合伙制经营考察

宋代海商在从事海上丝绸之路香料贸易过程中,出于抵御和分担海外贸易风险、筹集贸易资本或合作经营的需要,实行贸易合伙制经营,大体上分为合本经营、委托经营、结伴经营等经营方式。其中,合本经营可以实现贸易资本合作,激发民间资本活力,筹集巨额贸易资本,促进贸易规模不断壮大;委托经营使贸易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实现分离,经营者自主决策经营,参与利润分配,从而形成对经营者的激励机制,极大提高贸易效益;结伴经营即诸多小海商租赁舱位,结伴同行经营,但作为一个庞大商人群体,也极大拓展了贸易规模。合伙制经营这一有效的制度安排,成为宋代海上丝绸之路香料贸易能够繁荣发展的关键性内在制度因素之一。宋代海商在合伙制经营上虽与阿拉伯商人有着相似性,但并非是受其影响,主要还是自身发展逻辑所致。     

论宋代厚奁的原因

宋代是中国古代教育、科学和文化高速发展的时代。区别于其他时代的一种特殊社会现象是婚姻论财现象的出现,而女子出嫁盛行丰厚的嫁妆也就成了宋代独具特色的现象。宋代厚奁的原因主要有父母爱女之心、宋代的商品经济的繁荣、海外贸易的发展、科举取士的发展、士人之间攀比心理以及女子财产权利在法律上的保障等。     

中外史学交流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史学交流是人类文化的一种特质,也是史学生命力之所在。中外史学交流史源远流长,不过迄至近代,特别是到了19世纪末中外史学直接碰撞以来,才以其恢弘之势,写在人类史学交流的史册上。中外史学交流研究内容宏富,它将为史学史研究开辟新天地,即从它与汉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后现代主义思潮之关联就可略见一斑。中外史学交流多途贯通,其主要有译书、教学、著述和讲学等。中外史学交流对于正在迈步走向世界的中国史学意义重大,也将给未来的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学术影响。     

明清时期中朝贸易的发展与演变

明清时期是历史上中朝传统贸易规模较大、贸易关系发展比较稳定的一个时期.朝贡、使行、边市、海上四种贸易形态,构成了明清时期中朝贸易的基本结构.其中朝贡贸易是主导的贸易形态,边市贸易和海上民间贸易自由度较高,海上民间贸易在晚清时期取代朝贡贸易成为中朝贸易的主要形态.明清时期中朝贸易的发展,有政治上求稳定与经济上求利益的双重动力因素,推动着中朝贸易在宗藩封贡体制下缓慢发展.明清时期的中朝贸易虽然表现出明显的保守倾向,但它维护了双方各自的政治地位和领土安全,有利于中朝关系的和谐稳定,在推动两国经贸交流良性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中国东北和朝鲜北部地区的经济开发.     

宋朝与海外国家的贡赐贸易

宋朝与海外国家的贡赐贸易章深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为维护政治上居高临下的地位，总是以较高的经济代价保持着与其它国家的贡赐关系。这在表面上是一种政治外交关系，而实际上也是一种贸易关系。只不过贡赐贸易的政治意义远远高于其经济意义。宋代中国与海外国家的关系日...     

试论敦煌学的概念、范围及其特点

地处河西走廊西端的敦煌,在宋代另开海外贸易之前,一直是中西交通的枢纽。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和文化上联结中原与西域、中亚以至欧洲的“咽喉之地”,当时被誉为是“华戎所交一都会”(《续汉书·郡国志》引《耆旧记》语)。敦煌也就成为“北中国保存汉族传统文化最多又是接触西方文化最先的地区”(范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之一。     

两宋海外贸易发展的社会基础

宋代是我国海外贸易大发展的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阻塞 ,手工业的蓬勃发展 ,造船业的迅猛发展 ,指南针的使用和宋王朝对海外贸易的鼓励政策 ,种种良好的社会基础使宋代的海外贸易空前兴盛     

宋代海外贸易的官方经营问题——兼与蔡美彪、朱瑞熙等同志商榷

近年来,在我国海外贸易史的研究工作中,对宋代海外贸易的经营方式,认识颇不一致。有人认为:“在宋代,官府不搞对外贸易,设置市舶司主要是为了对进口物品抽税。海外贸易全属私人经营。”蔡美彪、朱瑞熙等五同志撰著的《中国通史》第五册,则认为:“北宋与海外诸国的贸易往来,一般有两种方式。一是以‘朝贡’、‘回赐’为名,由北宋和外国贡使进行官方交易。所谓‘贡’‘赐’的货物,即可免交商税。另一种方式,是大量的民间来往,北宋在主要港口设市舶司管辖。”此外,尚有一些史学工作者持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如有的说:“当时所谓朝贡,也就是国际贸易。”还有的说:“朝贡的实质是贸易,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凡此种种,和《通史》观点相类似,实质是完全一致的。据此,正确阐明宋代海外贸易中官方经营方式的有关问题,诸如官府搞不搞海外贸易,官方经营和民间经营的关系如何,以及“朝贡”“回赐”是否就是官方交易等等,对研究宋代海外贸易是很有必要的。本文拟就此提出一点敷浅的看法,和蔡、朱等同志商榷。     

战时中国文学呈现的中外文学交流

抗战时期,中国作家的双向迁徙(出国和归国),加强了战时中国文学的对外联系,并开启了战时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新方式。而战时文学翻译活动在不同的政治地区的开展,对外国文学译介质量的提升,反战层面上的中日文学交流等,都拓展着战时中国文学的世界性视野。世界战争所沟通的人类基本情感,使中外文学交流有可能进入一种更宏大也更具体性的空间;交流不仅是了解对方的传统,更在于了解富有活力的当代及其文学,这使得战时中外文学交流成为反侵略战争的一个部分;战时文学交流也是一种自觉的双向行为,中国作家由此有了向世界展示中国新文学的自信和自觉,这些都使得中外文学交流成为战时中国文学最重要的空间之一。     

明代海上丝绸之路与澳门

海上丝绸之路是指古代中国与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以及东非诸国家或地区之间的海上交往和贸易的航线。海上丝绸之路，秦、汉时期是探索阶段，唐、宋时期是发展阶段，元代、特别是明初，由于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使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得到前所未有的延伸和扩展，并使之进入鼎盛辉煌时期———中国商人建立了自太平洋西岸至印度洋北部范围广袤的国际市场网络，显示出海外贸易的巨大优势。然而，随着郑和下西洋的停止，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由极盛转向衰败。１６ 世纪中叶，葡萄牙人由西方到达中国沿海，并于１５５３ 年及其后以行贿、威胁等欺诈手段租取我广东香山县之虫豪镜澳，逐步开行设市，辟为商埠，是为澳门。撇开政治的因素和影响不说，由于葡人对澳门的经营，一是打破了东方传统海上丝绸之路的旧格局，将海上丝绸之路拓展至世界各主要国家，形成由新的内容形式构成的新格局。二是由于葡人的经营和澳门的繁荣，促进了明中后期中国商品的出口和大量白银的流入，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是有益的     

义净时期中国同南海的海上交通

在义净时期，中国同南海的海上交通重心已经实现了南移。昔日的海上帝国——扶南已经没落，室利佛逝正在迅速崛起，为中国同南海海上交通重心的南移奠定了政治基础。中外的航海技术交流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和阿拉伯在航海术上的相互交流、相互吸收，共同进步、共同提高，为中国南海海上交通重心的南移提供了技术保障。     

明清海洋政策对民间海洋事业的阻碍

明清时代的海洋政策,无论是严禁还是开海,无论是四口通商还是一口通商,指导思想上尽量限制民间航海力量与海外的交往。具体措置是,极力控制民间贸易的规模和实力,对于商民出海不但不予鼓励和扶持,反而采取各种措施予以限制。对于东亚海域的庞大市场,始终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不是广开利源大力发展贸易,而是不计经济税收之得失,寓种种限制于对外商品流通之中。中国民间海外贸易势力始终得不到正常的发展,民间海上力量也就难以与有着国家强大支持的西方殖民航海势力相竞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