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特对“命令说”的反驳及其法律规则说

哈特是当代西方最著名的法理学家之一和新分析实证主义法学的创始人。他从分析奥斯丁等早期分析法学派的主要法律思想入手，对法律的概念以及其它相关概念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剖析。他指出，法律不是以威胁为后盾的强制性命令并从法律的内容、法律适用的范围、以及法律产生的方式三个方面论证了“命令说”的荒谬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关于法律概念的重要学——法即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的结合。     

规则的困惑——评哈特的法律规则说

作为新分析法学的代表,H.L.A.哈特教授在1961年出版了《法律的概念》一书。在这本传世之作中,他从批判奥斯丁的法律命令论开始,代之以法律规则论,并提出初级规则与次级规则相结合的理论。法律规则理论具有全新的价值,对后来的分析法学家有重大影响。然而哈特的理论中也有一些解不开的情节,比如作为他的法哲学起点的规则本身应当如何理解,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具体应该如何结合,承认规则的效力从何而来。     

哈特法律概念分析

哈特是当代西方著名法理学家,他把法律定义为:第一性规则与第二性规则的结合。遗憾的是,哈特的定义中蕴涵着致命的缺陷,这就是:他的定义仅仅说明了法律的规则性,却未说明法律的法律性。而这个被哈特遗漏掉的法律性特征,恰恰是法律之所以成为法律的根本要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哈特的法律定义丧失掉了它作为一个有效定义的资格。     

论哈特承认规则与裁判规则的关系

为补救初级规则,哈特的"法律规则"理论引入作为次级规则的承认规则和裁判规则。两大规则的核心基础均为官员,尤其是法官接受的"内在观点",这决定了两大规则间必然存在密切联系。在法律空缺与不确定条件下,承认规则对裁判规则的内在鉴别,裁判规则对承认规则的不确定性规制。     

哈特对法律概念命令说的批判——兼谈法律的强制性特征

法律概念的命令说在西方源于阿奎那 ,经霍布斯至奥斯丁趋于成熟 ,强调法律的强制性是命令说的基本特征。 2 0世纪西方著名法学家哈特对法律概念的命令说进行了系统的批判 ,其中对授权性规范的强制性予以否认。笔者认为 ,将强制性作为法律的基本特征是可以质疑的 ,这种观点是专制主义的义务本位法文化的表现 ,应予革除。     

法律授权模态的规范分析

在当下正在进行的中国自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急剧转价值,但我们对公民法律权利的理解并不一致,这极大地影响了权利的实现.为了求得对法律权利的合理而具确定性的理解,本文通过对法律权利的规范表述形式"可以P"与"可以不P"的意义及其逻辑关系的分析,阐明了不同法律权利的基本界限,澄清了对法律权利理解中的一系列误区.权利之于人的生命与尊严的构成性意义,决定了我们必须努力追求权利并善干分析和把握权利.     

美国银行卡交易授权规则:评析与借鉴

银行卡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个人支付手段之一。美国制定了较为完善的银行卡交易法律体系,探析美国银行卡交易授权规则,其突出特点是对银行卡消费者的权益给予了充分和适当的保护。银行卡业务近年在中国得到了较迅速的发展,但到目前为止,中国一直没有正式出台规范银行卡业务的法律。借鉴美国相关规则制订中国银行卡交易法律,需注重银行卡交易授权规则、风险分担原则和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的建设,这对于维护社会经济活动的稳定有序、促进银行卡产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哈特的诠释学方法及其限度——阅读《大师学述：哈特》

哈特在方法上完成了法哲学发展的诠释学转向。哈特所主张的诠释性方法一方面把实践的内在面相引入法律理论的分析中,另一方面内在面向中的批判反思态度并不必然包括道德理由。在《大师学述：哈特》中,麦考密克围绕着诠释方法通过发展批判反思态度这一概念对哈特的理论进行了辩护。但这个辩护和分析却有其缺陷和不足,因此尚有进一步向前推进的必要。     

试论授权立法的法律冲突及其解决途径

因为《立法法》存在缺陷 ,所以远不足以解决授权立法所引起的法律冲突。冲突成因在于授权主体的广泛性、授权期限、范围、授权标准不明确、超越授权立法以及监督不力。为解决这些冲突 ,应当限制授权主体范围、实行更严格的法律保留、坚持授权必要性原则 ,不同类型的授权立法应当确定不同的位阶 ,应当完善立法机关监督和裁决的机构、程序和标准 ,还应当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和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     

交往认同与法律规则效力的生成

法律规则效力的生成问题是法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从西方和我国的法哲学研究来看,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在理论或经验两个层面都有一定的研究成果。从马克思主义人的实践理论出发,人的实践活动是社会规则效力产生的基础,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人们通过交往形成了对一定规则的认同,这一认同成为法律规则最终形成的直接动因,这种认同包括自主性认同以及强迫性认同,这种交往认同也是法律规则产生效力的前提。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法律规则及其应然效力都是作为主体的人在社会实践过程中通过交往而形成认同的结果。     

国际私法强制性规定研究

国际私法强制性规定是国家直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的基本法律手段,是国家意志直接在涉外关系中的体现,表征了国际私法刚性化和实体化的趋势。国际私法强制性规定已从国际私法其他制度的依附中独立出来,从幕后走向前台。国际私法强制性规定与国内公共秩序法、公共秩序、法律规避、＂直接适用的法＂有联系,也有区别。尽管国际私法强制性规定有立法扩张的趋势,但立法、司法仍应秉持慎重态度。     

法治层次论与法治发展模式

法治层次论主张法治由治理方式、制度形态、秩序状态和价值理念等4个高低不同的层次组成,这4个 层次,从宏观上又可分为制度法治和观念法治两大部分。法治建构论强调的是制度法治的建立方式,进化论针对 的是观念法治的衍生过程,二者不仅不相互排斥,反而是紧密相连的依存关系。     

法治与改革关系的协调——以授权规则运用下的地方试验为进路

法治与改革的冲突并非当前二者关系的主要方面.短期讲,二者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长期看,法治是改革的目标,改革是法治的动力.在此前提下,当前法治与改革间的张力直接反映在如何协调法律本身的稳定性与变动上.在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可以选择运用授权规则规范与引导改革的地方试验,将其纳入法治轨道,从而协调法治与改革的关系.     

通过法律体系最终确定的实体法律规范——准据法内涵探析

准据法是指“具体实体规范”还是仅仅指某国的“法律体系”？对此,理论界意见颇不统一。文章从准据法的特点和国际私法的相关制度入手来界定准据法的内涵,指出准据法与冲突规范是互不隶属的两个独立概念。依据冲突规范指引找到的法律体系（系属）只是寻找准据法的第一步,找到能够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具体的法律才是寻法任务的最终结束。准据法是通过法律体系最终确定的具体的实体法律规范,这样的界定才符合涉外民商事关系当事人对“准据法”的期待。     

刑法中兜底条款的解释规则

当前对兜底条款的主要解释方法为同类解释规则,但该规则在学术理解和司法适用过程中出现了误区和困境.该解释方法不能概括兜底条款的全部适用范围,还存在任意解释的缺陷,不能准确划定兜底条款的解释范围.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一方面,来源于同类解释规则本身的标准尚未统一;另一方面,滥觞于规范保护目的对兜底条款的指导功能被遗漏忽视.立法活动总是围绕规范保护目的进行,例示条文与兜底条款作为法律文义表达的部分内容,均受具体条文的规范保护目的制约,发挥规范保护目的对兜底条款解释的指导作用有助于限定行为入罪范围.此外,相较于模糊、抽象的兜底条款,例示条文具有明确行为类型的作用.因此,就同类解释规则的标准而言,应采用行为类型标准说,更有利于行为刑事违法性的判定,以避免规范保护目的成为兜底条款的唯一解释依据,从而产生将实质违法性作为唯一入罪理由的风险.重视规范保护目的及例示条文对兜底条款解释的双重制约,有助于实现法安定性与灵活性的协调.     

法律的经济分析: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生成逻辑及现实启示

马克思通过对法律进行经济分析 ,寻找到了启开法律奥秘之门的钥匙 ,创造性地形成了经济基础决定法律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回溯马克思当年探求真理的艰辛历程 ,剖析这位探索者的探索道路 ,对于准确把握历史唯物主义法律观的精要 ,并指导我们今天市场经济和知识经济条件下的法治建设 ,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西方法治思想的演进与法治社会的形成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共识。中国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法治?或者说,法治的最终意义是什么?如何克服依法治国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西方价值法学的发展脉络及其对西方法治社会形成的影响应当成为中国法治建设的一面镜子。     

儒家规范伦理的建构及其合理性探析——以家庭伦理规范为例

儒家规范伦理的核心理念是爱有等差,内外有别,血缘亲情具有优先性,亲疏、贤愚不能等同.孔子梳理了三代以来的家庭伦理规范,孟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五伦"理论.他们所建构伦理规范体现出以仁为本源,以礼(伦理规范)为表征,据仁以成礼,非设礼以限仁的宗旨.但是,宋明时期的一些儒家思想家背离了这一宗旨,使某些规范伦理失去仁爱的内核.儒家规范伦理建立在人性本体或天理本体的基础之上,具有特异性伦理规范优先于普适性伦理规范、现实性与超越性寓于一体、逻辑起点(道义论)与运行机制(目的论)悖反等特性.     

论伊斯兰民商法与市场经济规则的交点

伊斯兰教法虽诸法合体，但其本体属于私法，不乏反映市场经济规则的内容。本文通过对市场经济要求与伊斯兰民商法基本原则一致性的探讨，肯定了伊斯兰民商法在市场经济发展中的积极作用。     

“直接适用的法”性质探析

对“直接适用的法”性质的界定作了探讨,认为“直接适用的法”是公法规范,属于实体规范范畴,应将其划归为特殊主义-国家主义理论;其调整国际民商事关系的过程属于直接调解方法,且应将其与公共秩序区分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