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维新思想——简介

梁启超(1873—1929)出生于广东新会,十岁中秀才,十七岁中举人,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曾担任过上海《时务报》的主笔。梁启超以他犀利的笔锋直刺清朝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先后在《时务报》发表了多部宣传维新思想的文章,从而成为当时全国闻名的维新思想宣传家。 梁启超主张变法图强。他在《变法通论》一文里写道:“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上下千岁,无时不变。”他说从税制到军制,各种制度都在不断变化,既使清朝入关后的历法、文字、刑法等都有所变化,尤其到了今天“大地既道,万国蒸蒸”的情况下,要争取变法的主动权,只有积极变法图强,才能保国保种,否则就会亡国灭种。他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他反对洋务派只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的荒谬做法。     

戊戌维新派“腹地自立”维新方略初探

所谓“维新方略”,是指以康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戊戌时期为推动维新变法运动而采取的政治手段及策略。从1895年发动“公车上书”,到1898年“戊戌政变”爆发,短短的3年间,维新派先后采取了:上书皇帝,打动圣衷而变法;开学会,“合大群”以挽世变;办报刊以“开绅智”、“开官智”、“开民智”;兴学堂以培养变法人才等“维新方略”。对此,史学界已作详尽的阐释。而笔者则认为:除了上述方略之外,戊戌时期维新派还曾经模仿日本明治维新,以湖南为中心,设计实行过“腹地自立”,建立变法基地的维新方略。这一计划虽然没有最后成功,却对维新运动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 1897年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划山东为其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新狂潮。其他列强也相继效尤,瓜分中国,亡国灭种的惨祸再一次降临华夏大地,为救亡图存,变法自强,维新志士心怀“胶东之耻”,加快了维新变法的政治步伐。1897年冬,康有为赶赴北京,递“上清帝第四书”,北京城内再度出现维新变法的热潮。但令人疑惑的是,在此前后,维新派的核心人物却没有奔赴北京,而是纷纷云集湖南。1897年11月梁启超应时务学堂之邀,离沪抵湘。1898年2月,谭嗣同也离开官场,由鄂返湘。梁、谭二人,再加上在湘的康才常、皮锡瑞、樊锥等维新志士,形成了一个强大的     

梁启超的演讲特色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人物,他与其师康有为共同发动了中国历史上震惊宇内的戊戌维新变法运动,成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又以其学识之博、著述之丰、讲学之多和影响之大成为近代中国公认的著名学者和演讲家。 梁启超(1873-1929)广东新会人。他自幼聪敏过人,11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1890年就学于康有为,几年中不仅打下了雄厚的旧学基础,而且也完全接受了康有为的改良主义思想,走上了维新之路。1895年他随康有为赴京参加会试,与康一起发动了“公车上书、创办了维新刊物《中外纪闻》,组织了维新团体强学会,表现了他优秀的文笔、过人的口才和杰出的才干,成为康有为维新变法的得力助手。1896年,梁启超又赴沪办《时务报》,任主笔,他以条理明晰、平易畅达,极富感情和鼓动性的“新文体”大声疾呼变法,文名蜚声海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近代思想解放运动和维新改良运动。1897年赴湖南,任时务学堂总教习,参与组织南学会,创办《湘报》,推动了湖南的维新事业,培养了一批维新事业的人才。1898年初春,应康有为之召赴京,以满腔热忱倡办维新团体保国会,演说变法救国之路。“百日维新”开始后,梁启超屡上书奏事,又被光绪帝召见,受命办大学堂、译书局。变法失败后,梁启超逃亡日本,先后创办《清议报》     

荜路开山 功在其后──梁启超戊戌评议述略

作者文章就戊戌维新的改革起源、变法实情、失败缘由及成败论等进行了述评。关于改革起源问题,作者着重引述了梁启超的观点,将戊戌变法前60年间中国社会改革分为“四界”；关于变法实情,则着重论述了变法的时代背景,康有为与维新运动的关系及所起的重要作用；关于失败缘由,不主张用后世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和框架去套以往的历史事件,并作为评价准则,否则,那是苛求古人。文章最后引用梁启超的话：然则戊戌之役,为败乎？为成乎？君子曰成也。     

论中国近代的妇女解放

1 近代意义的中国妇女解放,应该从十九世纪末叶的维新变法运动说起。 十九世纪末期的维新变法是一个爱国的、进步的政治运动。康有为、梁启超、严复、谭嗣同等维新志士,相当自觉地把妇女解放看作维新变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对待妇女问题,大大超过了前人止于同情,反对男尊女卑的程度,而是运用新的理论,把这一问题和整个社会联系起来考察。他们把西方资产阶级所提倡的“天赋人权”和进化论学说引到中国来培育其维新事业,包括妇女解放这一重要组成部分。这     

梁启超的人口思想

梁启超(公元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別号饮冰室主人。广东省新会人。早年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中过举人。1890年拜康有为为师,接受变法维新思想。他曾和康有为一起,向皇帝奏章(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要求朝廷迁都、变法、拒和。此间,梁启超曾参加康有为在北京办的“强学会”,并被委以书记员。后又在上海任《时务报》的主笔,大力宣传变法维新思想。他说:“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故夫     

浅议孙中山早期反帝精神

19世纪末期,清王朝正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大潮中颠簸着。中国处在生与死、兴与毁的十字路口上,走入近代中国变革激流中的孙中山,誓以革命的暴风雨洗刷祖国身上的耻辱和污泥,再以合众政府之模式,营建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国大厦。1892年从香港雅丽西医学院毕业不久的孙中山,带着生物进化论的思想,同一个少年时代就志趣相投的老同乡陆皓东,从广州北上天津,企望找到救国救民之路。那时中国在封建主义清王统治下贫穷落后、任人宰割,外边面对的世界则是一些富强先进,又到处侵略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孙中山力图冲破封建体制,但又难以摆脱改良主义的羁绊。在天津他上书李鸿章,要求变法,提出“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他说:“此四事者,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也”。(《孙中山选集》上集第8页)他认为如果光绪皇帝,励精图治,抓住变法的主动权,通过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照着俄日之楷模去作,中国就可以经维新而走向富强了。孙中山在日本时候,正值戊戌变法之后的1898年10月,康有为、梁启超先后也逃到日本。政治的流亡,忧国悯时的心绪,加之对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势突飞猛进的好感,便兴致极浓地阅读了日本欧美之书,理解和吸收了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为求改良,他同陈少白急于会见康有为,欲同其“商谈合作”,与梁启     

张謇的人才观及其对南通经济社会发展的启示

张謇所处的时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近代中国,也是中国社会正处于急剧变化动荡的岁月。一方面,西方列强为开拓更广阔的贸易市场和扩大侵略权益,连续不断地制造中国边疆危机,发动赤裸裸的侵略战争,使中国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国内清政府中的一部分开明官僚搞起了旨在"求强"、"求富"的洋务活动,一批军工民用工业和使用新式武器的海陆军相继建立,近代民营企业也在夹缝中破土而出,蹒跚前行;另一方面,面对严重窒息人才生长的僵死的封建秩序和沉闷的政治局面,不少封建士大夫、进步思想家对此极为不满。如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了戊戌变法运动,大力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培养维新人才,提出"有非常之事变,即有非常之才应之","今变法之道万千,而莫急于得人才","夫人士之才否,国命之所寄托电"。     

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的“民权”观

十九世纪末叶,在甲午战后民族危机急剧加深,亡国大祸劈头袭来的紧急形势下,中国出现了一次以发展资本主义、挽救民族危机为主要目的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戊戌变法.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创办报刊、组织学会、设立学堂,到处作文演说,并接二连三地向光绪皇帝上书.他们大声疾呼地陈述民族危机的深重,要求立即实行全面的变法,并具体地提出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个领域的改革建议,所提建议之多、之快,使“举世都为之震惊”.     

爱国、救国──梁启超矛盾生涯的主线

梁启超（1837—1929），广东新会人。他作为晚清和民国两个历史时期的杰出人物，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较大影响。学术界对其评价亦颇有分歧：或认为他是近代思想解放潮流的勇士，是“言论界的骄子”，是近代史上的“王安石”、“张居正”，或认为他是戊戍变法后步步下滑于堕落道路的革命绊脚石，是声名狼籍、反复无常的政客和小人；等等。如果我们从表面上粗略一看，梁启超确实充满着矛盾和反复：师从康有为后又反康；支持孙中山而又泼孙冷水；拥护袁世凯却又倒袁……。但一旦透过现象从深一层次去考察，就不难发现，有一根主线自始至终地贯串…     

“现代”中国文学史——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与后来的文学史以建构科学客观的知识学为目的不同,钱基博以传统子、史精神“撰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将王阁运、章太炎、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并置一起,讨论他们如何以各自的理论见解和创作实践共同参与和见证“现代”这一“事件”。梁启超、胡适倡导“革命”,追求文学日新叉新的“现代”;章太炎则代表着第二种“现代”人物类型,身预追新求变的“现代”潮流,却自始即长虑却顾,意识到必将随新变而来的种种流弊;《现代中国文学史》着墨最多也是人数最多的是第三类人物,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章士钊等人包括著者钱基博自己,他们始则舍旧谋新惟恐不力,晚则痛加追悔。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堪称三类“现代”文人之“忏悔录”。     

何启、胡礼垣对康有为的批评

考察、分析康有为在保国会第一次集会上的演说以及何启、胡礼垣对其演说内容所作的批评可以发现,同属维新思想家,何启、胡礼垣所以会对康有为在演说中提出的经义之论、义愤之说进行尖锐的批评,原因有二:他们认为康有为的主张妨碍中国向西方学习,阻碍中国变法图强;他们认为康有为的说法对救亡图存不但无益反而有害,且有可能招致中国速亡。     

一部视角独特的新作──读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

美籍学者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一书,在利用康有为大量未刊稿的基础上,从中国现代化进程和社会发展趋势的角度,对康有为的变法维新思想和大同思想进行了剖析,得出的结论是：康氏变法“方法是渐进的,但目标却是激进的,即实现中国的民主与富强。”康氏大同思想对中国传统专制思想及近代西方种族歧视具有批判性,因而具有进步意义,视角独特,不失为一部“中心而论之作。”     

四川保路运动前的罗纶

罗纶在保路运动前深受康有为、梁启超思想影响,以立宪派人物的面目出现。“戊戌变法”失败后,他不改初衷,仍大讲变法自强之道,兴学救国之理,并实践之。1909年10月,四川咨议局成立后,他在副议长的位置上弹劾官吏,使“议会始敢言,民隐毕达”,并领衔提出了《四川咨议局整理川汉铁路公司案》。     

梁启超新民思想初探

中国的现代化要经过怎样的途径达到,梁启超与康有为的认识有所不同。康有为认为,中国应向西方学习,实行民主政治,但不可断然抛弃君主专制。而梁启超则更重视平民的作用,特别当他总结了戊戍变法失败的教训之后,深切地认识到,只有集合起自下而上的改革力量,才有可能战胜腐朽但却强大的封建统治者,取得改革的成功。而欲动员民众,则不能不有以民众为主体的自我觉悟。因此,梁启超的新民思想注重对民德民智民力的开启。     

关于《祝福》中“新党”的几种意见

关于《祝福》中的“新党”,归纳有三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戊戌变法前后,人们称主张维新和倾向维新的人为新党,以区别于旧式官僚,因而“新党”就是指康有为、梁启超的维新党; 另一种意见认为,清末一般人对于主张革新的人物都称新党,它包括康有为、梁启超的主张君主立宪的改良主义维新派,也包括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派,同是资产阶级政党;     

康有为早期大同思想的形成及其与第一次上书的关系(续完)

康有为信奉的是“治国平天下”的圣人之道,以实现“治国平天下”作为圣人的事业,因此他对世界的看法不是近代的国家民族观念,而是中国传统的“天下观”。这一观念是康有为认识西学,接受西学的一个思想基础。康有为的天下观即世界的观念正象梁启超批评的那样:“中国儒者动日平天下,治天下,其尤高尚者如江都繁露之篇、横渠西铭之作,视国家为渺小一物不屑措意。”     

梁启超走向小说创作的路程

梁启超处在洋务运动的反省之上,在日清战争失败后的翌年,依据光绪22年7月1日创刊的《时务报》开始,他为自强救国而展开了所谓变法论这样一种变革论。他以此为开端,接连创刊了十多种杂志作为变法的言论活动,继续在中国近代化的各个方面完成了作为先导者的任务。其一是创刊了《新小说》,而且,由于发表了以“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为题的一种文学论,一跃成为近代文学的先导者。他究竟是怎样考虑这一问题的?对此我想作一点浅见之谈。 梁启超在他最初的学术论文——“变法通议”中的“论动学”里有一歌诀书,他在这一歌诀书里就从孔子立教歌、群经传记名目篇等数歌开始,列举了变法自全歌、戒鸦片歌以至戒(?)足歌等35种歌词,并且说,造这样的歌词让儿童去歌诵将能使人心更新、振兴人才”。“致伍秩庸星使书”中也说:“从前,王文成在军中作了俗语的歌词让士兵去口传,使其掀起了敌忾心。最近,曾文正也又用这方法教敌前或城镇中的人们。用这种方法来教育无教养的士兵或民众是再好不过的了。”但问题是如何教育民众,使更多的民众被自己的想法所吸引并得以保证。“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谈到:“古,身为太师诵     

论戊戌时期梁启超的民权思想——兼论梁启超与康有为思想的歧异

康、梁、谭、严是戊戌时期思想界的四员大将。可是多年来,治思想史的人们,大多倚重康、谭、严而鄙薄梁启超。对于梁启超在戊戌时期的宣传功绩,人们交口称誉,对于其思想尤其是民权思想的特色,则少有论及。在人们的印象中,梁启超颇有点象康有为思想的一台录音机,录啥放啥,音响确实不错,创见绝对没有。造成这种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得意门生和主要助手,思想受康有为影响最大;治史者对梁启超思想剖析不深,特别是与康有为思想比较研究不够。于是,讲变法则康梁并提,论思想又以康盖梁。     

论黄遵宪的教育改革思想及其影响

变革封建传统教育是以戊戌变法为高潮的清末改革运动的重要内容之一。甲午战败后,康有为等人提出了以日本为模式的改革方针。值此改革高潮来临之际,黄遵宪以写日本政治、教育近代化的历史来阐发其改革主张,用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来指点中国改革变法的道路,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教育及洋务教育展开了反思与批判。他的教育改革思想对康有为、梁启超及戊戌变法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