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权利限制之限制

限制基本权利不仅必然也是必须,但对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行为应实行更为严格的"限制",即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法律保留原则、限制条件明确化原则和比例原则等。法律保留原则旨在规制限制基本权利的行为主体,限制条件明确化原则是对宪法和法律限制基本权利内容方面的要求,比例原则是国家机关特别是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实施具体的限制基本权利行为时应当遵循的原则。三者构成有机统一的规则予以制约相应的国家行为。除此三原则外,限制基本权利还应包括宪法保留原则、利益衡量原则和救济原则等。但宪法保留原则在目前中国不切实际,利益衡量原则可以成为比例原则中的内容,救济原则在时下我国更多是部门法的课题。     

基本权利宪法保留的规范与价值

基本权利的宪法保留规范是通过限制立法权来保障人权的立宪技术,它不同于宪法对基本权利的概括限制规范、基本权利限制的宪法界限规范和基本权利的修宪限制规范。各国宪法设置宪法保留较多的是生命权、拒绝人体试验的权利、新闻出版自由、财产权、刑事被告人权利等。其价值诉求在于权利神圣、权利先在、宪政民主以及宪法是法。宪法保留作为一种事前保障,比单纯法律保留和加重法律保留更有利于人权保障,但它只是基本权利保障的开端。     

论公民基本权利限制的基本原则

公民基本权利是宪法所规定的公民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最主要的权利.公民基本权利进入行为领域,都应受到限制,但对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国家行为应实行更为严格的"限制".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应遵循下述原则:(1)不损害基本权利本身原则.不能只见限制,不见权利;(2)法律保留原则.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应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进行;(3)明确化原则.限制公民基本权利的法律条文的文意,应具体明确;(4)司法审查原则.对限制公民基本权利具体行为,公民相对人可提起司法审查.     

高等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分析与制度构建

通过对大学自治理论,特别权力关系学说,处理私人纷争并非基本权利本质属性等阻却高等教育权可诉性的理论学说和制度障碍进行剖析;指出在人权保障及法治的理念下,应坚持法律优先与法律保留、基础性与重要性关系原则,从法律权利与宪法权利不同层面、不同程度,通过违宪审查、民事、刑事、行政等不同进路,赋予公民高等教育权可诉性,以期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     

民生至上:紧急状态下的宪法视角

法治国家在面临突发的紧急的危险状态下,遮蔽民生,限制和克减基本人权应当遵从一定的法律和准则。从紧急状态下的宪法视角来看,国民基本人权保障与受限,限制国民基本权利和相关人权保护的理据,应遵循紧急状态下公益性条款对基本权利的限制原则、紧急状态下基本权利的法律保留原则、紧急状态下基本权利受限的比例原则。     

民法典中居住权规范的宪法意涵

《民法典》中的“居住权”规范蕴含着浓厚的宪法元素。宪法社会主义原则和基本权利条款是民法居住权保护的价值基础,也构成民法居住权解释的背景规范。遵循基本权利处分、基本权利限制、基本权利冲突等宪法原理,居住权的处分受到除当事人约定之外的一定限制和宪法“济弱性”的保护。法院在处理公民居住权与其他公民权利冲突的民事案件和国家基于公共利益对财产实行征收征用的行政案件中,应从宏观层面上培育宪法意识,并在微观层面上区分宪法在“裁判依据”和“裁判说理”中的不同效力定位,准确地以宪法基本权利原理解释和指导民法居住权规范的适用。      

论基本权利的宪法保留

基本权利的宪法保留是指对于基本权利之确认及限制,直接由宪法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以防立法侵害,从而使基本权利直接受到宪法保障.这种制度的产生依赖于防范立法权的观念.基本权利的宪法保留分为绝对保留与相对保留两类,前者又有日常状态下保留与非常状态下保留之分.     

论权利冲突及其配置

本文在对传统的权利承认→保护→实现理论进行反思后认为：权利具有冲突性，因此其能否真正为其主体所实现并不在于法律的承认和保护，而在于行政、司法机关的配置。文章指出，对冲突权利进行配置时应遵循基本权利优先于非基本权利原则、利益衡量原则、衡平原则和公平限制原则。最后，文章就对冲突权利有权配置的主体问题做了探讨     

宪法调控民法的路径与意义——以中德相关案例为基础

德国宪法法院用案例法的形式规定了宪法进入民事领域的四种情形:即当民事案件涉及民法一般条款;涉及普通法律无法规范的基本权利;现行民法无法适应现实生活;私主体权利实现需要国家积极作为等。这不仅从规范层面上解决了宪法第三人效力问题,更从实践层面上解决了宪法诉讼与民事诉讼的衔接问题,同时也约束了民事法院法官的法律解释权。在我国,宪法与民法关系问题的讨论也分为规范和实践两个层面:在规范层面上,探讨宪法基本权利效力、宪法与民法在法律体系上的关系;在实践层面上,探讨民事立法中的宪法标准问题、民事司法中的宪法适用问题。宪法与民法在法律体系上的关系指导民事立法中宪法问题的解决,宪法基本权利效力指导民事司法中的宪法适用。以案例为基础,更能了解中国与德国在民事司法中宪法适用的差别,更能理解为何我国宪法并没有能真正调控民法,但在现实中,相关案件的审理却又呼唤宪法对民法的引导。     

宪法基本权利有效实现的路径

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是重要的宪法问题。由于众多因素的影响,我国的权利观念比较薄弱,宪法文本规定的基本权利在现实中尚未完全实现。宪法基本权利的有效实现,关键在于在坚持正确理念的基础上,进行制度改革和创新。通过健全宪法实施和监督制度、完备基本权利立法、积极创新社会治理、依宪依法行使行政权力、对弱势群体权利进行倾斜性保护等路径使宪法基本权利得到有效实现。     

论比例原则对行政强制权的规制

被誉为行政法"皇冠原则"的比例原则,在行政强制领域的适用具有深厚的法学理论基础,是宪政哲学、控权思想和法治理念在公权力运行中的具体表现。我国《行政强制法》对比例原则的引入和适用体现了立法机关对公私权益平衡的考虑和对个体权利免受非法侵害保护的关注。由于引入时间较短以及具体国情的特殊复杂性,加之原则固有的抽象性、辅助性特点,比例原则在我国法域内的适用程度不够彻底充分,在规制行政强制权行使范围和行使方式方面尚存在一定局限性。现阶段应将比例原则作为基本原则在立法上做出明确表述并加以细化规定,强化该原则在紧急强制执行和救济途径选择上的适用,将妥当性原则、必要性原则作为司法审查的考量因素,通过案例指导规范比例原则的准确适用,充分发挥其规制行政强制权滥用、保障相对人权益的功能作用。     

政府应急处理中的人权保障——以比例原则为视角

作为我国行政应急管理的基本法,《突发事件应对法》通过构建紧急状态下国家和公民活动规则的基本原则与框架,尊重和保持非常时期下的宪法民主制度和公民权利,从而维系宪法保障人权的基本价值。有效处理突发事件要求政府在紧急状态中享有应急特权,而应急权的行使当然应以比例原则来加以规制。我国的《突发事件应对法》对比例原则进行了明确规定,通过其合理适用,比例原则将有力促进政府应急处置权与公民权利之间的平衡,实现法治国家在紧急状态下的人权保障。     

宪法基本权利之第三人效力

宪法基本权利在私法领域能否直接适用,在西方先后出现了几种不同的学说,从传统的"无效力说"到德国的"直接效力说"和"间接效力说"以及美国的"国家类似行为说",它反映了立宪主义的发展过程.借鉴各种学说,我国宪法基本权利应可适用于私法领域.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宪法原则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 ,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推行民主政治、发展资本主义和实行社会改革的法令。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本文论述了《临时约法》的宪法原则 ,即人民主权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法治原则、权力制约原则 ;文章还论述了《临时约法》在中国近现代法制建设史上的重要意义     

宪政维度下公民的公正审判权

宪政是以人权保障为核心、以权力制约为原则的政治形态,公正审判权正体现了作为公民获得公正司法的权利,具有权利维护和权力制约价值。中国要建设宪政国家,就必须切实保护好公民的公正审判权。     

权利与权力的规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之宪政理念

辛亥革命不但结束了清朝统治,随之倒下的还有存在了两千年之久的帝国制度。《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诞生,标志着近代中国开始了自己的宪政试验田。《临时约法》确立的主权在民原则、基本人权原则、权力分立与制衡原则、法治原则及正当程序原则,为近代中国第一次开创了依法治国的先河。     

比例原则在国家秘密认定中的适用

比例原则是约束行政裁量权,保障公民权利最有效的手段之一。国家秘密的认定要求定密主体依照保密范围进行判断与裁量,因而存在大量的自由裁量空间,引入比例原则能有效规范定密权的行使,协调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为政府信息公开与公民知情权提供必要的保障。本文通过阐述在国家秘密认定过程中适用比例原则的重要性,重点分析了比例原则在国家秘密认定中的具体适用以及适用的局限性和存在的问题,并就此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人权视野中的罪犯权利保护

从人权角度来看,罪犯的权利本质上是一种少数人的权利、一种弱势群体的权利和一种宪法性的基本权利。罪犯权利保护要遵循权利推定原则、义务法定原则、克减明示原则和特别保护原则。在宪政意义上,罪犯权利的保护程度不仅是一个国家人权保护状况的衡量标尺,而且还是一个国家是否达至法治状态的重要标志。     

论法治与有限政府

有限政府是政府权力受到社会和公民限制的政府,法治下的政府才能成为有限政府.法治的要义就在于调解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矛盾,遏制政府权力的专横和腐败,从而维护社会的民主自由和正当利益.法治的本质是权力的较量,没有高度的民主,社会就缺乏足够的力量来制衡政府权力,也就无法真正建立有限政府.法治是建立有限政府的基础,它的实现程度取决于政府力量与社会力量的势力均衡,其实现的基本途径是通过有效的政治监督机制对政府权力进行监督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