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谬误理论及其方法论蕴思

亚里士多德关于谬误的理论主要载于《工具论》的《辩谬篇》和《前分析篇》中,另外在《修辞学》一书中也有阐述。在《辩谬篇》中,亚里士多德从分析反驳入手对谬误做了定义和界分。《前分析篇》中所体现的特点正是要以明确谬误研究中的逻辑因素。作为逻辑应用理论的现代谬误理论,它的产生和发展表明它不是来和现代形式逻辑竞争的,更不是用来反形式逻辑的,而是作为形式逻辑的一个补充,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发挥不同的作用。     

《说苑》引《诗》特点及其修辞作用

西汉经史文献学家刘向《说苑》一书旁征博引典籍之多可谓引人注目，其中引《诗》又独具特色。如对史料原有引《诗》进行录、增、删、改，且绝大多数为直接引用，以全书多达91处，这反映了《诗经》在先秦的至尊地位。也体现了刘向个人的《诗》学观。从修辞角度对《说苑》引《诗》的修辞作用进行分析，认为刘向大量引《诗》是为了以《诗》证事、以《诗》为喻、以《诗》作评，目的是为了达到较好的进言效果。     

《墨子》的修辞特点及其英译

《墨子》是先秦时期重要的思想典籍。在文学史上，《墨子》以其突出的逻辑性和语言质朴著称。拟对《墨子》的修辞特点及其英译进行初步比较分析，以期丰富《墨子》的翻译研究。     

关于《辩谬篇》若干谬误的解释

本文依据苗力田教授主编的《工具论》汉译全本较详尽地分析了《辩谬篇》中8种谬误的原初意义,评析了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对它们的误解,并用现代逻辑工具剖析了这些谬误的性质。     

儒家思想与《文心雕龙》修辞观

《文心雕龙》在论述文学创作中必然涉及对语言运用技巧方面即修辞学方面的论述。崇尚实用、文质并重,以“质”为主,以“文”为辅,就是刘勰修辞观的集中体现。不管是创作论,还是修辞论,《文心雕龙》主要是以儒家思想为准则的。     

曹宪生平及其《文选》学考述

曹宪是隋唐之际重要的《文选》学家,他和他所培育的弟子李善等人共同把《文选》学推向了高峰.由现存于日藏《文选集注》中的曹宪《文选音》条目,可以看出曹宪为《文选》注音喜好标新立异,而《文选音》佚失的原因在于注音依据的是扬州音而不是以《切韵》为代表的洛阳音,加上其注音本身多有谬误之处.     

《红楼梦》的最高评价:“宇宙之大著述”──评王国维《红楼梦评论》

本文针对当前红学研究中不少人误入歧途的现状，重评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深入地讨论了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高度肯定了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第一次用文学、美学和哲学的观点系统地研究《红楼梦》的态度、方法和方向，并着重指出，王国维从文学、美学的视角切入，排除掉种种“红外线”式的谬误，抓住了它的根本性特征，在今天来说，依然是高屋建瓴、胜人一筹的。     

正误之辨宜慎重——与周中明教授商榷《红楼梦》校勘问题

周中明《关于1996年人文版（红楼梦）校勘问题的商榷（一）》一文，所举出的“人文本未予校正的谬误之处的例证”中，有不少是否真属于底本“庚辰本”的谬误似尚可进一步商榷。本文主要就周文中断为“因音近而误”和“因形似而误”的一些字词提出不同看法。     

《马氏文通》的修辞意识

《马氏文通》有着自觉的修辞意识，不但在论述汉语语法现象时往往结合修辞进行，而且在句法修辞、语音修辞、辞格和语体风格诸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     

由“隐喻”到“布道”——弗莱的《圣经》修辞诠释理路

弗莱一直因原型批评而受学界瞩目，但同时，弗莱的《圣经》批评实则也是一种《圣经》诠释，甚至是一种“《圣经》诠释学”。弗莱通过分析语言发展所经历的阶段，发现《圣经》所用之修辞实质是一种基于隐喻的布道。其中，隐喻是关联词语结构与其隐喻意义的单元，布道是进行《圣经》写作与解释所用的修辞；隐喻是诠释的“先在结构”，布道是诠释的“解释”活动。由隐喻到布道的修辞诠释理路，将《圣经》的释义引入字面意义与第二位的社会文化意义双重语境之中，弗莱的“《圣经》诠释学”实则是以修辞为视角、以文本为基点进行的《圣经》文化诠释。     

《孔乙己》作为修辞的叙事

《孔乙己》包含三个层面的叙事,即孔乙己的故事、小伙计的故事和鲁迅的故事,在分析该小说的叙事技巧时,我们不仅要注意这三个不同层面的区别,还要注意到鲁迅的表现技巧是如何模糊了这些层面之间的界限。本文通过分析鲁迅的表现技巧,探寻其中叙事的修辞性痕迹,体验鲁迅在叙事的更高层面上创造的修辞意义上的效果。     

《水浒传》成书时间“新说”

《水浒传》成书时间多有争议。文章从书中作者在史地知识方面出现的谬误入手,分别分析以山东为主体的北方水浒故事系统与以杭州为主体的南方水浒故事系统中出现这种谬误的原因,认为北方水浒故事系统出现早于南方水浒故事系统。通过梳理水浒故事系统的流变,认为《水浒传》当迟于元末明初所产生的杂剧《征方腊》;通过朱有燉水浒戏创作情况验证了这一观点的可能性,并进而证明宣德八年说是可靠的。     

《文心雕龙》的言语行为思想

《文心雕龙》蕴含着深刻的言语行为思想。该书的文体论部分表明言语行为是其语言研究的一个核心范畴,并具有独特的言语行为研究模式,即"原始以表末,释名以章义,选文以定篇,敷理以举统"。从《文心雕龙》的"六义观"可以分析出其言语行为原则,将这一原则与格莱斯的合作原则相比,能清晰展现传统语言学思想的价值。     

《福乐智慧》中关于知识和智慧的论述

《福乐智慧》中对于“知识”的论述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是这部作品中的精华所在。《福乐智慧》中的知识观主要表现在知识后天观、知识价值观、知识美德观、知识治国观、知识幸福观五个方面。受时代、实践的制约和文化的影响,《福乐智慧》中对知识、智慧的论述也有不足甚至谬误之处。     

再论孔子作《左传》蓝本--驳牛鸿恩先生之"驳议"

牛鸿恩先生大作《厌弃〈春秋〉尊〈左传〉》见《聊城大学学报》2002年1期),对笔者的“《左传》蓝本作于孔子”说,进行批驳。牛文不仅对笔者扣了“主观”、“轻率地相信”等帽子,而且给孟子及千古良史司马迁加上“圣化”“作伪”等罪名。事关学术之大是大非,笔者不能不辩。本文首先论列牛文的论点、论据及论证方法之谬误;其次,以史实为据,指出汉代名家硕儒所共同称道的孔子《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是孔子作《左传》蓝本的不可否定的铁证之一。     

试论郑珍《说文逸字》的贡献

《说文逸字》是一部逸字研究专书,共考证逸字165个,结论大多可信。但长期以来,学界对其研究甚少,其价值未得到充分肯定。《说文逸字》有博观约取、自行增补、创发条例、匡正谬误等特点,对《说文》的校勘和传承有着积极的意义。     

《少郎和岱夫》与《嘎达梅林》口头程式比较研究

本文以口头程式理论为基础,选取达斡尔族叙事诗《少郎和岱夫》、蒙古族叙事诗《嘎达梅林》为分析对象,从平行式结构和修辞两方面比较分析上述对象的口头程式特征。通过比较分析可以更深层次地反映出两个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表述模式。     

《聊斋志异》借鉴《世说新语》四题

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转益多师,作者善于从古代典籍乃至前人诗文中取资,借鉴有关语词、句式、典故并有意点缀于情节展开或人物对话乃至"异史氏曰"的相关评论中,这对于烘托小说情韵、营造某种意境不可或缺,并增加了小说文言修辞、叙事的典雅之趣。南朝宋刘义庆的志人小说《世说新语》,凸显魏晋风流诸多韵致,其文学书写为蒲松龄所喜好并效法,无论略貌取神、借意相发,还是使事用典、炼字取词,都体现了《聊斋志异》借鉴《世说新语》的独到之处。将之略加分类并条分缕析,对于今人探讨蒲松龄小说创作方法与构思过程皆大有助益。     

《围城》的比喻艺术

本论文浅谈《围城》的比喻艺术 ,内容分三部分 :第一部分从《围城》喻体的广泛性和奇特性展开研究 ,第二部分从比喻方式的多样性谈比喻 ,第三部分谈比喻的特佳效果     

《论语》的语义配置修辞举隅

文章探析语义配置修辞在《论语》中的具体运用与作用,主要涉及语义配置修辞方法中同义配置修辞、反义配置修辞、类义配置修辞、异类语义配置修辞在《论语》里的分布与使用情况。探析发现,虽然各类方法的侧重点不同,但总体上都突出了互补、强调、对照、附加等表意功能。同义配置修辞、反义配置修辞、类义配置修辞从消极修辞方面使其语言达到了内容上明确、通顺,形式上平匀、稳密的效果;异类语义配置修辞则从消极修辞方面实现了辞格与辞趣的和谐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