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故里再探讨

大禹故里问题可以从夏文化分布范围、鲧禹活动区域以及大禹治水区域三个方面进行考察。嵩山地区是夏文化的起源地,考古发现的"新砦期"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址在嵩山南北分布广泛,且有先后发展关系,聚落分布密集;文献记载鲧、大禹在嵩山周围活动,"禹都阳城"与王城岗龙山文化城址具有很高的关联性;大禹首先在嵩山地区治理洪水,河济地区是大禹治理洪水的重要区域,但不是夏族的兴起地,综合以上分析,大禹故里在嵩山地区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     

中原夏文化研究新探索的思考

中原夏文化研究历经百年,经历萌芽、发展、高潮、沉寂、振兴五个阶段,在夏文化定义、夏文化区域、二里头遗址考古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面临理论瓶颈、信心危机、周边挑战等诸多问题。应该排除困扰,回归考古材料与文献结合的正道,做好夏文化遗址考古,加大夏文化考古与研究的宣传力度,进行夏文化公众考古工作。     

夏文化地望在东南地区说

五十年代末考古学界在中原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和考古发掘,试图用考古手段证实夏文化的存在,这一努力虽然收到了不少成果,发现了重要的考古遗址,但在夏文化的探索方面,似乎进展甚微.其因何在?本文认为,将文献中记载的夏文化活动中心区域认定在豫西、晋南一带,理由并不充分,而据此在豫西、晋南一带作重点考察,就限制了考古学界对夏文化认识的视野.欲打开探索夏文化的新途,唯有跳出豫西、晋南这一框框,重新探讨夏文化的活动区域.一、夏文化的内涵夏文化的内涵,大致有广、狭两种涵义.狭义的夏文化,当指从夏禹至夏桀这一历史阶段,也就是指夏代的文化.据《竹书纪年》说夏代"有王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三统历》说夏代"四百三十二年",     

小双桥遗址与商代庇都地望新论

小双桥遗址是近年来考古发掘所见的较为重要的一处商代遗址,小双桥遗址的地理位置应与文献中记载的早商晚期庇都相符合,同时古代的邲城也由此演变而来,小双桥遗址的发现解决了商史中无法解决的庇都地望问题.     

“五代柴窑在新密”初探

五代柴窑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其位置却成为千古之谜。2006年在河南省新密市境内发现的规模宏大的月台瓷窑遗址,从考古发现与文物遗存、文献记载、地名与历史传说、柴姓渊源等方面考察,可能就是中国陶瓷界苦苦寻觅多年的五代柴窑遗址。     

综述夏商四都之年代和性质——为参加1987年9月在安阳召开的“中国殷商文化国际讨论会”而作

一 引言 夏商四都指的是安阳殷墟、郑州商城、偃师尸乡沟商城和偃师二里头遗址;后者为夏都,余皆商都,全在河南省境内。毫不夸张地说,由于此四都的发现,中国上古史的面貌已为之改观,因此,此四大发现是中国史学史和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四件大事。 近十年来,围绕此四都的一些问题已展开广泛讨论,引起了学术界普遍重视。据不完全统计,现所发表的有关论文已不下二百余篇,对某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和讨论,并已取得较快的进展,意见已渐趋一致。例如:“夏文化是否存在?目前有无条件讨论夏文化?”“夏文化的下限是否为商汤灭夏?”“夏人活动的中心地区是否为豫西和晋南?”“夏商分界应划在哪里?二里头文化是否应以二、三期间为界分成夏商两     

“碣石宫”质疑——兼与苏秉琦先生商榷

近年来,在辽宁绥中县境内和河北秦皇岛市北戴河海滨,相继发掘出了两座秦代行宫遗址.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都建在有着壮美景观的渤海岸边,两者之间相距也不为远,约有40公里.然而,颇有意趣的是,国内某些考古学家不知何故,先后确认这两座秦代行宫遗址,均为文献上记载的“碣石宫”.据1984年12月16日《辽宁日报》报道:“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考古学家苏秉琦教授看了大瓦当拓片,肯定姜女坟遗址(即石碑地秦代行宫遗址——笔者注),就是文献上记载的‘碣石宫’.其发现意义可与万里长城相比.”另据1986年10月25日《秦皇     

墨子思想渊源

任何一种学说的形成都有其独特的思想渊源，这是人所共知的。墨学的形成，也有其深刻的思想渊源与历史背景。寻找墨子思想的发源地，对于把握其思想实质与精华，无疑具有重要意义。一、墨学源于夏文化（大禹）对于夏朝的存在，仍有一些学者持怀疑的态度，国外有的学者认为“至今仍无一个遗址可以断定是夏朝的。”①然而，考古学发现已证实了“夏朝”的存在。河南“二里头文化”的“碳——14测定”证实：“其中三个数据成系列，包括二里头文化的一期至四期年代，约自公元前1900年至1600年。这一年代与依据历史文献记载所推算出来的夏王朝的年…     

小双桥商文化遗存分析

本世纪８０年代末，在河南省郑州市西北郊区小双桥发现了一处规模宏大的商文化遗址。学术界立即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发表了不同意见。本文通过对有关材料的分析，将小双桥商文化陶器群按时代相对早晚关系分为三个组，据此推断有关遗迹、遗物属于不同阶段形成的遗存现象。结合有关文献记载判断小双桥商文化遗址很可能就是商王仲丁所迁之阝敖都     

夏文化探索中的方法问题——"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题后的反思(二)

目前,学术界公认中国历史上有个夏代。但由于文献记载太过简略,使后人对当时的社会历史状况知之甚少。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寄希望于考古工作者从地下找到夏代遗存。然而,在夏文化探索中,由于研究者的思路与所用方法不同,故而得出的结论也明显有异。由此,出现争论与分歧。于是,如何鉴别相关结论是否合理可信就成为学术界同人思索的问题。本文在对夏文化探索的现状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围绕文化因素分析法与都城分析法,对分歧及其缘由作了详细探讨。文中还就坚持正确思路,采用科学方法。按科学规程操作对夏文化探索工作的重要性,谈了自己的看法。     

夏后氏同姓国族考论

据《史记》记载,夏后氏有11个同姓国族,其存亡断续及地理分布,历来聚讼不已。考古和文献证实,夏后氏大部分同姓国族都曾迁徙,而多迁往黄河下游所谓“东夷”一带。同姓国族的东迁,使文献中夏代同名国族在不同地域出现．为后世研究带来混乱,这同时也显示夏代政治活动中心的变迁,为夏文化的内涵提供新的诠释。     

说“夏族”——兼及夏文化研究中一些亟待解决的认识问题

作为夏文化创造者的“夏族”,是构成夏代国家主体的夏的“内服”氏族成员的统称,它包括与夏后氏同姓的诸姒姓氏族及其姻亲氏族。它们一开始都围绕在夏王所由产生的夏后氏周围,分布在古河济之间及其附近。今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第三期文化层具有都邑性质,只是表明夏王朝在其发展后期一度将势力伸展至河洛地区并在此建立一个新的政治中心。目前考古界一些学者在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之间划上等号的做法是难于理解的,因为一个已经进入文明的王朝的居民绝不会由一个单纯的族系组成。     

安徽汉代城市的分布与建设

西汉安徽地区设有73个县治,分属于汝南、庐江、九江、沛、临淮、丹阳、六安、楚、梁等郡国,东汉安徽地区设有67个县治,分属于汝南、沛、梁、彭城、下邳、九江、丹阳、庐江等郡国.这些县治城市中,有15个沿用了战国以前的城邑,15个沿用了秦代的,43个为西汉新建,3个为东汉新建.安徽地区在两汉时期共有76座治城市。在安徽近来的文物普查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大量的汉代城邑遗址,经过初步研究,有50处得到确认(参见附表,下引该表材料,不另注明),还有若干处,从规模和遗迹、遗物的内容上看,也应是汉代县城遗址,只是无法确指它们为哪些县城。已发现的汉城遗址多数未经正式发掘,这是一种缺憾。下面,我们根据已掌握的有限的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对安徽地区汉城的地理分布和建设做概括的分析。。     

由墓葬制度看二里头文化的性质

偃师二里头遗址是1959年发现的,自那时以来,已进行了多次发掘,目前,发掘工作尚在进行中。在该遗址约四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发现了宫殿建筑基址、铸铜遗址、各类墓葬及青铜器、精致的玉器、象牙雕刻、石器和大量的陶容器等。特别是两座规模宏大的宫殿建筑基址的发现、表明这一遗址的某一阶段是一个已进入阶级社会的都邑废墟。 由二里头的层位关系及其文化内含知,它是晚于河南龙山文化和早于二里岗期商文化的一支具有独特风格的文化遗存,故命其为二里头文化。二里头遗址可分为四个文化期,文化遗迹和遗物较多的是第二期和第三期,宫殿基址和较大的墓葬都在第三期,表明第三期是这一遗址最繁荣发达的阶段。像二里头遗址一样的文化遗存,主要分布在以洛阳为中心的伊洛地区,这一地区,正是古籍中记载的夏族活动地域。     

西域都护府乌垒城遗址考

西汉于神爵二年(前60)首设西域都护府,府治乌垒城。乌垒城的准确定位,对于正确阐明新疆历史和深入研究环塔里木历史文化有着重要意义。但由于两汉时期西域形势不稳、府治地点多变,加之此后自然与人为的破坏,造成无论是传世文献的记载,抑或是近代以来的考古发现及相关研究,对乌垒城的具体位置都难以形成共识。然而,如果根据当时西汉初设西域都护府的目的、西域当时的具体形势、文献相关记载、目前的考古发现等综合因素,可推断出西域都护府遗址的大致位置。     

从历史传说到历史传奇：重新认识先秦时期成都的都城历史地位

长期以来,由于文献资料的缺乏,人们对于先秦时期成都的都城历史研究,只能依赖《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少数汉代以后的文献。由于这些文献对早期蜀国历史的记载内容较为简略,对有些人和事语焉不详,甚至还带有若干神话传说色彩,因而后世研究者多对这些文献持怀疑态度,甚至有人认为这些文献所载非信史,只是历史传说。随着20世纪中叶以后,以今成都城区为中心半径约30公里的范围内相继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其中三星堆遗址、宝墩遗址、十二桥遗址、船棺遗址和金沙遗址等多个考古新发现,揭开了古蜀文明的迷雾,使灿烂辉煌的古蜀文明重现于世,成都历史由传说变为传奇。成都系列考古新发现印证了《蜀王本纪》《华阳国志》等文献所记载早蜀历史具有可信性。     

唐代邢窑遗址的发现和初步分析

邢窑是我国白瓷生产的发祥地,在我国陶瓷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此,邢窑遗址的发现,不仅解开了为中外学者一直关注的所谓“邢窑之谜”,填补了我国陶瓷史上的一页空白,而且通过对邢窑及其所产白瓷器物的分析研究,对恢复邢窑生产,从而促进我国陶瓷工业的发展,也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一、文献中记载的邢窑白瓷和国内外出土的邢窑白瓷 唐代是我国封建经济文化的昌盛时期,手工业生产获得了空前发展。在陶瓷业中,北方邢州(今河北省邢台地区)所烧造的白瓷,与南方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地区)所烧造的青瓷,相互媲美,同时著称于世,这是有历史文献记载的。比如:     

对黑龙江省汤原县伏兴遗址文化内涵的认识

辽金时期女真人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 ,松花江两岸留下其丰富的文化遗存。伏兴遗址的发现 ,为研究女真历史文化提供了又一实物史料。本文依据历史文献记载和伏兴遗址调查资料 ,对伏兴遗址的文化内涵作以初步探讨     

陕西宝鸡市陈仓区宁王遗址新发现的"郁夷"瓦当的意义

宁王秦汉遗址位于今宝鸡市陈仓区虢镇东约20公里的渭河北的台地上,去年在此发现有"郁夷"有字汉瓦当,在西安坊肆间也间有销售.笔者通过实地踏查,结合文献,对于"郁夷"瓦当的学术含义作了推测第一,郁夷瓦当的发现说明,今宝鸡市陈仓区东部一带,属汉郁夷县的地域;瓦当的出土地宁王遗址,很可能就是汉代郁夷县治之所在,自唐宋以来的关于郁夷县治所在的各种异说,可由此基本澄清.第二,宁王遗址可能不是春秋秦都平阳,而是出子所居的西陵,或与<尔雅>记载的西陵一致.     

秦封泥与中原古史

2 0世纪 90年代下半叶 ,在西安市北郊汉长安城遗址 (亦即秦都咸阳渭南宫区之一部 )内“相家巷南地” ,出土了数以千计、达数百品种的秦封泥。秦封泥上职官的记载 ,远远多于其他出土文献的记载 ;秦封泥的地理资料的记录 ,不仅远远多于其他出土文献的记载 ,而且更为系统 ,在职官与地理上 ,秦封泥都填补了不少空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