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台山与尼泊尔佛教

尼泊尔,位于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面积147,181平方公里,人口1,713万(1985年),首都加德满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尼泊尔南部地区古名迦毗罗卫,是佛祖释迦牟尼的故乡。因此,它就成了我国历代僧人崇敬向往的佛教圣地。早在公元405年,就有我国山西省僧人法显到达佛陀故乡迦毗罗卫城和他的出生地论民(洛明达)园,瞻礼佛陀遗迹,从而开创了中尼人民的友好往来和佛教文化的相互交流,使尼泊尔佛教与山西佛教结下了友好情谊。     

东渡日本的宋元僧侣及其在日本文学史上的贡献

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中国的佛教僧侣作为传播汉文化的使者,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早在唐玄宗天宝十三年(754),著名高僧鉴真师徒二十四人就抵达了日本。他们一行不仅对日本佛教的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且对日本汉文学的发展也产生过一些影响.其后宋元两代,又有不少中国僧人踏着鉴真一行的足迹飘洋过海,东渡扶桑。他们对日本佛教的繁荣所做出的贡献并不亚于鉴真一行,而对日本汉文学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则更远在鉴真一行之上。     

论唐代艺僧

唐代是一个佛教发达的社会,出现了“寺塔遍于九州,僧尼溢于三辅”(《法琳别传》上)的盛况。在数以万千计的僧侣中,不乏潜心于佛学禅理的名德高僧,也有往来于宫廷府门间的政治和尚,甚至还有不少具备一技之长的僧人,或精通书画,或长于诗文,他们虽不注重诵经坐禅,却名闻社会,影响甚大,笔者姑且将这些僧人统称之为“艺僧”。     

鸠摩罗什译经时期的长安僧团

后秦时期长安僧团的情况是比较复杂的,以鸠摩罗什译经为界,可以分三个阶段来了解当时长安僧团的整体状况.在鸠摩罗什到达长安之前,那种由国家规范管理的僧官制度还没有形成,但是以寺院讲经和译经为中心,已经形成了核心僧团.譬如以竺佛念为首的译经僧人团体和以道安为首的讲经、译经僧人团体,就是当时长安的核心僧团.     

盛唐诗人与僧侣交游的特征及贡献

盛唐是佛教与诗歌相结合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在这个时期,诗人们不仅频繁地与僧侣相交往,而且在潜移默化中更新和丰富了传统的山水意识,由泛神主义过渡到情趣主义,完成了山水诗由谢灵运尚巧模式向浑成模式的转变;僧侣们的文学意识加强,在与诗人的交往中,传佛习诗、以诗会友,文学也成为他们悟禅明性的常用手段.慧远时代以神僧崇拜为主的诗人与佛界交往的模式被打破,佛界领袖和一般僧人都成了诗人们交游的对象,形成了诗人游佛与僧侣习诗的诗佛互补模式,为中晚唐诗僧的大量涌现创造了气氛,奠定了基础.因此,从诗歌与佛教相结合的角度来说,盛唐依然是一个不容忽略的特殊时期.     

尼泊尔佛教的传入问题

尼泊尔佛教起源甚早,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诞生在尼泊尔卡皮尔瓦斯图县(古迦毗罗卫)的蓝毗尼园。释迦牟尼本姓乔答摩,名悉达多,相传为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公元前565年出生(这是北传佛教的说法,南传佛教认为他在公元前624年出生),29岁出家,35岁时在印度菩提伽耶成佛,创立佛教。释迦牟尼虽是尼泊尔人,但他在印度创立佛教,因此,佛教何时从印度传入尼泊尔,则是个疑问,尼泊尔佛教界和学者们一直关心与研讨着这个问题。一在尼泊尔,人们为了说明尼泊尔佛教起源之古老,常引用尼泊尔往世书《苏瓦扬普史》     

试论一山一宁赴日在中日关系发展史中的作用和意义

纵观中日关系发展史 ,佛教文化的东渐对发展两国关系、增进两国人民的友谊起着重要作用。虽然 ,中日两国古籍都记载 ,日本的佛教最早于公元 552年 (一说公元 53 8年 )由朝鲜半岛的百济传入的。可之后的一个半世纪的 ,佛教文化的交流主要是通过中日两国僧侣的互访互学而不断发展起来的。在中国 ,自隋唐以来 ,有一大批僧人 ,扬帆蹈海 ,历尽艰辛东渡日本 ,如唐朝的道旋、鉴真 ,宋元的道隆、普宁、正念、祖元、清代的心越等。他们大多是受日本僧人或之前寓居日本的中国僧人的邀请 ,去日本讲经说法。唯独元初赴日的一山一宁 ,是受元朝皇帝派遣 ,…     

尼泊尔印度教的历史与现状

尼泊尔主要流行印度教和佛教。此外还有耆那教、藏传佛教(喇嘛教)、笨教、伊斯兰教、锡克教等。但后几种宗教在尼泊尔从未占过主导地位,其信徒也较少。目前,在尼泊尔全国人口中,印度教徒占89.5％、佛教徒占5.3％、伊斯兰教徒占2.6％、其他宗教信徒共占2.6％。印度教是主导性宗教,在尼泊尔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等领域起着巨大的作用。     

明代上川南地区的佛教与地方社会

明代上川南地区毗邻乌思藏,是西番朝贡贸易的必经之地,藏传佛教与汉传佛教在这一地区并行不悖,汉藏社会由此得以整合。佛教在“善”与“义”方面调和儒家思想,僧人社会接触之广,地方适应方式之多,令儒家士大夫普遍接受佛教信仰和寺院生活,地方政府的庆贺礼仪也在佛教寺院中完成。佛教仪式帮助乡民解决“死亡”问题,地方大族依赖佛教仪式祭祀祖先、维系家族组织,通过捐献茶园田土供养寺庵僧人来树立地方权威。在明末清初动乱的武装自保中,佛教为地方社会的稳定与延续做出重要贡献。     

国家规制与宗教组织的发展: 中国佛教的政教关系史的制度分析

政教关系是中国宗教的重要议题。本文基于佛教史的内容,从历史比较的角度梳理了围绕着佛教僧团制度建设与组织发展的有关问题,藉由僧团戒律与度牒制度之间的某种对立与比较,认为戒律作为一种组织和认同机制,体现了僧团自治的努力;通过对中华帝国的传统的宗教治理策略之一的度牒制的原由、作用及本质的分析,认为这一规制措施在本质上体现了政治凌驾于宗教之上的权威地位,但却在实施过程中成为寻租和逐利的工具。通过历史经验的比较,认为宗教组织的纪律、原则等有可能成为社会组织化的机制,指出政教关系的基点在于宗教组织的自治特性与能力,这应当成为国家的宗教治理的前提。     

尼泊尔印度教和佛教的相互融合及其因素

宗教在尼泊尔有着悠久的历史。印度教和佛教是该国传统的宗教。在长期的宗教发展历史过程中,印度教和佛教一直具有互尊互容的特点。这一特点对尼泊尔各族人民之间的和睦与社会的稳定一直起着积极的作用。 通观尼泊尔宗教的发展史,印度教和佛教自古代梨查维王朝时期即并行不悖地发展。即使在社会发生变迁,改朝换代的历史时期,两教之间仍然和睦相处。中世纪马拉人进入尼泊尔谷地(现称加德满都谷地)占据了梨查维人的祖居地,建立了马拉王朝。马拉人信仰密宗,从而使印度教密宗、佛     

桂馥及其《后四声猿》

1 桂馥(1736—1805),字冬卉,号未谷,山东曲阜人。桂馥生活的时代, 清帝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处于鼎盛时期,是所谓“乾嘉盛世”。桂馥既以经学家闻名于世,又精通汉隶、篆刻、花鸟,于诗、文及戏曲等方面亦颇有成就。桂馥的一生,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乃其而立之年以前。桂馥祖居贵溪,其先人以明初从征功,世袭尼山百户,遂定居曲阜。其曾祖、祖父和父亲均做过庠生或贡生。桂馥自束发以师,“于书无不窥”、弱冠之年既补诸生,在故乡曲阜过着读书、事亲的生活。 从三十岁出游到1796年除官永平县,是桂馥生活的第二个时期。“三十后与…     

唐代福建佛教的几点观察——刘轲《福州东山圣泉法华院记》佚文释证

唐代刘轲《福州法华院记》全本今已不可得见,从《释氏通鉴》辑佚的文本保存了碑记的基本内容,通过释证碑文内容,可作如下推论:一、晋隋之寺院局限于闽江流域,特别是入闽交通要线上,唐代福建佛教有了初步发展,这与区域普遍开发有关;二、在唐初天台中衰的背景下,福州法华院成为东南地区弘传天台法门的重要道场,刘轲碑记为迄今发现的天台宗传闽最早文献;三、早期闽籍僧人大都驻锡外地,不归闽中,然从唐代中期开始大量僧人回闽弘法,而闽中三大师是第一批,这促使了福建佛教重镇地位的形成。     

明代天主教传教士斥佛原因探析——以利玛窦为例

明代天主教传教士在传教的过程中,面对佛教的竞争,以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采取了批评佛教的传教策略。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明代末年发起对的理学清算浪潮,为传教士的斥佛提供了学术背景;二是佛教管理混乱,时有僧人行不法之事;三是天主教与佛教的教义相悖,无法调和。以上三点,为传教士抨击佛教提供了事实和理论上的依据。     

当代中国佛教音乐的创新与跨文化传播——基于红安天台寺的田野研究

21世纪初,国内音乐理论界曾有过一起围绕音乐是否具备教化功能的小规模学术争论。纵观当代中国佛教音乐的理念与实践,其中通常都包含着比较明确的道德教育思想。由此,基于对红安天台寺这座汉传佛教寺院发展禅乐文化的田野调查,以那起争论的核心——音乐是否承载道德担保——为逻辑起点,从田野个案中僧人的"他者"眼光出发,将"天台禅乐"这一有所创新的佛教音乐样式同世俗音乐进行再比较,发现社会现代性语境下的当代中国佛教音乐表现出区别于世俗音乐的教化观念。禅乐在僧人自身修行和寺院对外弘法两个维度上同时发挥着重要作用,进而在释、俗两种社会文化语境之间架设起一座独特的交流之桥。     

北朝的寺院经济和反佛浪潮

佛教自东汉时传入中国后,即受到统治阶级的崇信,成为他们锢蔽人民思想,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武器。到北朝时,更是广为流播,寺院之兴盛,僧侣之众多,“自中国之有佛法,未之有也”。寺院不仅是蒙骗人民的宗教场所,而且直接占有土地和劳动力,成为封建经济组织。随着寺院经济的发展,形成了一个僧侣大地主阶层,他们兼并土地,放高利贷,收纳逃户,残酷地剥削寺内下层僧侣和寺外农民,成为社会危机深刻的根源。因此,随着寺院经济膨胀,反佛浪潮高涨。北朝时,僧侣起义接连不断;北魏、北周时二度灭佛。崇佛与反佛成为北朝历史的一个显著特点。过去,学术界多从思想史的角度论述佛     

孟浩然诗中的鹿门山寺与山僧

孟浩然一生与鹿门山、鹿门寺及诸多寺庙、僧人结下了不解之缘。孟浩然对隐逸生活的选择,直接影响到他对佛理禅意的理解和认同,这种认同感的强化,又促使他与僧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对寺庙僧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孟浩然这种佛教情节与现实交杂互叠后,则又影响了他的诗歌创作,促进了孟浩然对隐逸生活的真正选择。孟浩然诗中的鹿门山寺与山僧情结,暗示着其人生旅途轨迹。     

唐代法相唯识宗衰败原因新探

在玄奘弟子中,窥基、普光无疑占据着中心位置,特别是窥基完成《成唯识论》正式确立核心地位,也由此成为唯识宗的实际领袖,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自武则天执政起,因玄奘僧团前朝色彩浓重等原因,而与以窥基为首的慈恩寺系关系紧张,佛教的中心也偏移至西明寺.正因为此,窥基在最应发展唯识宗的时期被逼离开长安,赴各地行化,唯识宗也逐渐脱离佛教的中心舞台.玄宗之时,唯识三祖慧沼因犯金刀之谶及坚持弥勒信仰等因素,正犯玄宗禁忌.这无疑促使唯识宗彻底走向衰败.     

鸡足山佛教与浙江佛教

云南鸡足山佛教与浙江佛教的联系 ,主要反映在学习的阶段 ,属于请进来的情况。明代万历年间 ,佛教复兴 ,浙江成为中国佛教复兴的重镇 ,许多鸡足山的僧人纷纷到江浙一带参学 ,他们在浙江亲近禅门大老 ,大机大用 ,受益终身 ,并把浙江的禅风引入云南。浙江天目系和天童系的佛教对云南的禅宗发展和禅风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这种活动到当代仍未停止。浙江佛教对云南佛教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许(岂页)生平事迹考述

许(岂页)是宋代重要的诗论家,生于1089至1091年间,卒于1150年之后.其祖上三代多长于诗文,学有根底,尤倾向于元祐之学.宣和间任宣教郎一职,绍兴间又迁儒林郎永州军事判官.许(岂页)与佛教有着深厚的因缘,精通佛理,与慧洪等僧人交往尤切,但他并不曾剃度出家,仅为家居士而已.所著有《彦周诗话》一种,诗文则多散佚无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