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与“同治中兴”──倭仁与曾国藩比较观察

倭仁与曾国藩同历嘉道咸同四朝，完全是同时代的人。道光年间，他们同从唐鉴问学，相交为师友，是倡导理学的中坚；同治时期，又同居高位，一立于朝，一主于外，成为“中兴”贤辅名臣。然而，他们又是两种不同类型的代表人物，一为顽固保守的象征，一为洋务运动的首领。因此，从倭仁与曾国藩比较的角度观察理学与“同治中兴”，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     

从师友关系看曾国藩理学信仰的形成

本文从家学渊源,与桐城派文人的交往,唐鉴、吴廷栋、倭仁的启发等角度,分析了曾国藩在“师友夹持”下接受理学并最终成为晚清理学领军人物的心路历程。     

曾国藩对传统理学的反思

曾国藩对传统理学的反思有如下特色：一、注重功利实效。传统理学家只注重道德践履，不注意事功，反对以功利思想看待理学，而曾国藩却注重功利实效。二、融合百家。曾突破义理独尊地位，融合诸子百家之学问。三、嫁接西学。曾对西学的认识从根本上没有超出中体西用之原则，但他有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认为学习西万应坚持不懈，不能急功近利；认为学习西方，应该从根本的科学学起。     

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探渊

本文认为，在中国近代特定的文化背景下，曾国藩凿通了“空疏虚鹜”的程朱理学与“务实求朴”的经世之学的铁幕，并将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建了独具特色的理学经世思想。他的这种思想的形成分为三个时期：入京前，他究心“先儒语录”，功于“翰林词赋”，在湖湘学风薰陶下萌发了理学经世的宏志；入京后，他遍结名师，精研“义理”，切磋“经济”，进一步明确了理学经世的取向；离京后，他兴办团练，剿杀义军，举办洋务，在实践中丰富和发展了理学经世思想。其理学经世思想的突出特点是抉发仁学与礼学的新意，以仁学与礼学为纽带，将理学与经世联结在一起，重释义理、辞章、考据、经济之关系，再现了传统儒学“内圣外王”的本质精义。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是传统儒学在中国近代史上的特殊发展，堪称传统儒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曾国藩礼学观念及其思想史意义

曾国藩的礼学既是经世之术,又是其调和汉宋的理论尝试.曾氏礼学以理为体,以礼为用,以经世为旨归.这一学术形态的出现是清代理学在与汉学的冲突对立中吸取汉学之长以摆脱困境的结果.曾国藩学宗宋儒,亦不废汉学,目的是汲取汉学家礼学经世的主张,以挽救理学的日益没落.曾氏礼学观念不囿于汉学家的三礼学,举凡军政、洋务、国计民生都入其视野.这种做法是对清初以来陷入颓势的理学振衰救弊的一个理论试验.作为成同年间引领学术风尚的人物,曾国藩调合汉宋,一方面使理学出现了短暂的复兴,另一方面也为理学终结埋下伏笔;而曾氏学术的开放性、功利性,又为洋务运动的开展和西学的传播开启了大门,为"中体西用"治国观念奠定了理论基础;随着西学的大举进入,理学作为显学被终结.这一切的源头都可以上溯到曾国藩礼学观念.     

评武道房《曾国藩学术传论》

曾国藩是晚清同治中兴的首功之臣。如何从思想史的角度,来认识曾国藩理学之产生、主要内容和特色以及它的历史作用,学术界未能获得统一的见解。武道房的《曾国藩学术传论》正是围绕着这三个基本问题,阐明了个人的观点。武书认为:面对官场严重腐败而引发的激烈的社会矛盾,清汉学改其支离饾饤之弊、宋学弃其空谈之风,双双转向经世致用;湘籍官员和学者乘此风之先而为曾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曾国藩将陶冶人生、治世与学术探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以理学为核心,吸纳汉学,在用字上采集西学的体系,礼理相通,治心与致用结合。武书还对曾学与晚清桐城派的关系作出探讨,指出:曾吸桐城之文,增经世之实,使其理学特具风采。曾学具有守旧与开新二重性。本文在评析武书内容的同时,亦阐明了个人对理学及曾学的看法。     

胡适笔下的曾国藩形象

从1906年的日记到1960年致友人的书信,胡适在多处对曾国藩进行了评述。在胡适笔下,曾国藩是修身之模范人物,是桐城派古文的“中兴大将”,亦是带来清王朝短暂“中兴”的著名将相。胡适视曾国藩为修身之模范,是基于一般意义上的修身角度。实际上,他从早年起即不甚在意曾氏那些理学意味极浓的修身名言,对其理学成就更是忽略不提。关于曾国藩的古文,胡适肯定其具有一定的“应用”功能,对曾氏在古文上的具体造诣却论述不多。胡适固然认为曾国藩是使清王朝“中兴”的关键人物,但明确指出曾氏的中兴事业并未长久,并加以批评。总之,胡适以他自己的标准描摹了一个他心目中的曾国藩形象。     

曾国藩的理学经世思想与洋务运动

曾国藩作为封建社会末期最后一尊精神偶像,其理学经世思想对洋务运动的兴起曾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分析曾国藩理学经世思想的形成特点及其与洋务运动的关系,有助于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洋务运动发生的思想背景。清朝道光年间,曾经为“康乾盛世”起过点缀粉饰作用而盛行一时的乾嘉汉学,一 在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危机面前,显露出它的陈腐和无用。埋头于故纸堆中,不问国计民生的治学之道,受到人们的猛烈抨击,以龚自珍、魏源、林则徐等有识之     

曾国藩理学思想发微

本文从曾国藩书信、日记、家书、诗文等文献中梳理出一个包括本体论、认识论、修养论在内的较为完整的理学思想体系,回答了学术界长期存在的曾国藩是否有自己的理学体系、是否算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理学家的疑问。通过条分缕析曾氏理学与程朱理学的区别与联系,文章认为曾国藩理学的主体内容是继承宋学而来,但也有他自己的发明与创造。具体表现在:在性命理论上,反对空谈性理,更重视理学观念的实践,实用色彩鲜明;在认识论上,以“实事求是”的观点改造程朱关于“格物”的认知;在修养论上,调和了理学内部关于主静与主敬的分歧,提出敬中致静、动中求静、在理学义理的践履中追求心灵安静的观点。     

关于曾国藩哲学思想的质疑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曾宪森所写《曾国藩的实事求是观及其渊源》（娄底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一文，说“实事求是是曾国藩理学思想及其实践的基本特征”，“是一种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准则”，“其理论和实践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对此类说法，我疑难颇多。（一）关于曾国藩哲学思想的渊源曾文的题目表明作者重视曾国藩哲学思想的渊源，但文章所说的渊源，只是作者的看法而不是曾国藩及许多学者的看法。曾国藩哲学思想渊源之一，是以姚鼐为首的桐城派。其“为学渊源盖得之于桐城姚氏”。（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曾国藩从早年起就“…     

曾国藩的“理治”思想探论

曾国藩作为晚清名臣和理学中兴的代表人物,其理治思想是在继承和发扬程朱＂理学治国＂思想的基础上,融合德治、礼治和法治的合理因素,结合晚清经世致用思想而形成的,是对中国传统治国方略的总结。其主要内容包括理学执政、理学治军、理学持家三个方面,体现出保守性、中庸性和集成性三个显著特点。为实现理学治国的梦想和挽救清王朝的覆亡,曾国藩进行了一生的实践和努力。但由于自身的阶级局限性,这种理想最终走向了破灭。曾国藩理治思想的合理内核也为后人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     

曾国藩哲学思想初探

曾国藩的哲学思想渊源于程朱理学,具有一定的守旧性与落后性,然而由于曾国藩长期治政,治军的实践,和受到经世致用之学的影响,他的哲学思想又带有注重实际的理性特点,其中不无值得重视的内容。今不揣谫陋,就曾氏哲学思想的几个主要方面谈点个人看法。一、关于“天命”问题。曾国藩哲学思想的核心是“理”。     

试论曾国藩理学思想中的朴素唯物主义倾向

<正> 曾国藩的理学思想本诸程朱理学,因此,以往论者认为,曾国藩理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完全是主观和客观唯心主义的.这几乎已成定论.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大有可商榷之处.曾国藩的理学思想确实本诸程朱,但却非此一源.如张载、王夫之的理论就对他的理学思想有很大影响.特别是他在同治四年(1865年)刊刻王夫之的《船山遗书》前后,由于他接受了张载、王夫之哲学思想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并加以消化、吸收和阐发,从而使他的理学思想具有了一定的朴素唯物主义倾向.这一倾向,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清嘉道间湖湘经世学考论

本文主要探讨清嘉道间湖湘经世学的主要人物构成与学术思想异同,认为大致可分为注重行政实效和崇尚程朱理学两个流派。前者以严如煜为先驱,以陶澍、贺长龄、魏源等为中坚,他们或出任疆臣,或就职幕府,具有实际的行政经验,讲求时务,注重实效;后者以唐鉴为先导,有曾国藩、罗泽南两个中心人物,在京师、湖南两地互通声气,本程朱理学淑身济世之旨,讲求经世济民。两派之间尽管存在这样的差别,但就其学术底蕴而言,则同为程朱理学。     

论颜元教育思想的成因

颜元从崇尚到反对程朱理学,最终创建了独树一帜的以"致用"、"践行"为主要特征的教育思想。颜元教育思想的形成受制于明末清初特定的宏观社会历史环境,更是颜元的家庭环境、执教实践、师友规劝、"丧中悟性"、特殊游历以及个人拼搏等微观因素的合力之作。     

曾国藩的修心工夫

心是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对心的省察涵养是理学工夫论的核心.曾国藩是晚清理学的中坚人物,习理学首重修心.为求己心存而不放、定而勿动、安泰戒馁、守一无贰,曾国藩运用了居敬、主静、慎独、思诚四项功夫.     

曾国藩:近代中国政治与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奠基者

以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百余年的历史过程为坐标,给曾国藩的思想做恰当的定位,是本文的基本特色。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借助船坚炮利将其势力扩张到中国之时,潜心研究理学的曾国藩与魏源、徐继鱥相比,其思想落后了一个时代;太平天国运动给曾国藩信奉的理学以回光反照的机会,而在此反照之中,它增添了经世致用的新内容,于是在曾国藩的影响下,形成了一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与学术结构,这一思想奠定了近代政治和文化保守主义的理论基础。如果联系20世纪中国思想史,凡是走保守主义政治路线的,无不推崇曾国藩;而一度对曾持有强烈批评态度的国民党人,在其执掌政权而面临着巩固统治秩序的任务后,颂扬曾氏的著作便不绝于耳,这是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     

论曾国藩“体用观”的演变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地主阶级名实派转化到洋务派的代表人物,为洋务运动的开创者之一。其洋务思想是从以程朱理学为体,申韩之术为用发展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成为近代“中体西用”的实践者。本文就其转化的历程,剖析他的“体用观”的演变,以窥中国近代地主阶级应变之一斑。     

唐鉴讲学京师与晚清理学群体的形成

清成同年间,曾经衰弱不振的程朱理学一度出现复兴的局面。而这一复兴局面的出现肇始于道光二十年（1840年）唐鉴内召为太常寺卿、讲学京师,以他为核心,从其问学的倭仁、曾国藩、吴廷栋、何桂珍、吕贤基、窦塘等在京士人形成为一个理学群体,开启了晚清程朱理学复兴的风气。     

湘军军纪蜕变析论

本文围绕湘军的军纪问题,从湘军以理学治军与制造三次屠城事件这一矛盾入手,深入解析湘军军纪蜕变的内在原因。除了消灭太平军中坚力量、缺饷、主将泄愤等原因外,湘军屠城的关键在于理学治军难以维系。以理学治军根基在于湘军组建之初以诸生讨训山农的人员结构,但是,随着战争日趋残酷,湘军伤亡惨烈。兵员需求的迫切,迫使湘军的招募更为简化,招募对象则更为拓宽。咸丰七年以后,湘军主要招募老勇,甚至包括绿营兵和太平军的降兵。当老勇成为湘军主干,用诸生讨训山农的人员结构无法维持时,以理学治军的意识形态教化自然成为空论。此时的湘军与其他清军兵勇并无本质区别,缺饷少食时,官长只能以利驱之,以致出现屠城暴行。一支失去基本军纪约束的军队,走向末路实属必然,曾国藩主动将其裁撤反而是最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