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伦理小说《三国演义》

一部《三国演义》,从它的题材来源来看,可称之为历史小说;从它描写的主要事件来看,可称之为战争小说;从它表现的思想观念来看,我们完全可称之为伦理小说.伦理小说,顾名思义,就是用小说的形式,讨论伦理道德问题,宣传某种伦理道德观念.人类社会关系非常复杂,中国传统的伦理学所讨论的社会关系,就是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即所谓“五伦”.作为一部优秀的伦理小说,它不可能囊括所有伦理关系,而往往要受到题材的限制,着重讨论一两种伦理关系问题.《三国演义》也是这样,它主要讨论君臣、朋友关系问题,崇尚仁、忠、义等道德品质.     

朱熹关于封建伦理纲常“形而上学”化思想研究

朱熹所倡扬的"天理"就是儒家伦理纲常中的"五常",亦即"仁义礼智信". "仁"与"理"相结合,成为先验的宇宙最高真理、普遍规律、万物本体,伦理道德的总原则,人们认识与追求的最高境界.所谓"理一分殊",即以伦理"五常"为内容的弥漫宇宙的道德意志与道德律令的绝对理念,由此论证本体世界(理)与现象世界(人、物)、抽象的"形而上学"道德理念与具体人间"形而下"的道德行为、言谈的相互渗透,相互交合,同质异体的互动关系.     

黄宗羲对宋明儒仁学传统的调适与转进

宋明儒仁学传统集中展现为万物一体论仁的学说,黄宗羲在乃师刘宗周的问题意识基础上,采取解说孟子的方式,主要从"以虚实论仁义"、"以情论仁"和"正言仁义功用"等方面对这一仁学传统作了调适与转进。这种颇具思想意义的理论工作,主要是通过突出仁的实践性向度来完成的,它使得宋明儒偏重于广通义、流行义和境界义的仁学传统发生方向性的转变。黄宗羲这些新仁说思想,为儒家仁学传统的更新以及开出新典范提供了可能性。     

中国古典文明政教结构的“原型”——《论语》四科章疏解

《论语》中的"四科"体现了政教能力与学术能力的统一,其首要性质在于政教性,即四科指几种不同类型的政教人才或能力,显示出治理阶层的内在结构。明确四科的性质,有助于澄清四科的含义。其中,德行科具有二义:孝弟爱人之基础性德行,明德领导之统摄性德行,二者体现了"仁"之二义。言语科具有机智谋略、能言善辩的能力,体现在内政尤其是外交出使场合中。政事科指对财物或人力进行一种正义的强力裁断、分配。文学科最初并非指经学或辞章之学,而是熟谙典章、礼仪文饰之政教能力。从结构上看,四科之间两两相对,具有一种奇特的整齐对应关系。四科并非随意的结构分类。在早期儒家的经典世界中,围绕"四科",形成了一个从政教人才、官制、教育、学术到心灵、德性、伦理等方面具有内在同构性的文明谱系。"四科"构成了古典中国文明尤其是其政教结构的一种原型。     

论胡宏与王安石“性与天道”观差别

"性与天道"问题一直是教化、纲纪的理论基础.南宋著名理学家胡宏提出"性立天地之本",并将"性"抽象、诠释为生生不息的动态生成;其"仁体义用"的天道观和"缘情立义"观,是其"立纲纪,平权衡"的理论基础.而王安石先道德后仁义,以天道统贯人道;其"道"为体不迷于一方、用不滞于一体的"自然至极"之理,仁义是从天道中推衍出来的一个逻辑环节.     

董仲舒公羊学对儒家仁义论的创造性阐释

仁与义在《春秋》中是针对天与王、人与我关系的范畴,《公羊传》是沟通孔孟和董仲舒的桥梁,在此之前孔孟发明仁义以论说王者之道和人、我关系及个体立身处世之道德准则、原则和规范,在此之后,董仲舒的今文公羊学将仁、义合论,从范畴内涵、哲学根据、实施对象和方法等方面系统阐述并深化了仁义论,他对儒家仁义论的创造性阐释在于认为：仁是天的本质属性,仁取之于天,具有外在的超越性本源;首次明确提出仁的博爱原则;区分了仁与义,仁指向安人、爱人,义指向正我、修己。董仲舒的仁义论参与塑造和建立了西汉以仁义之道为核心的国家治理观念、教化体系和礼仪制度,对于中国传统主流社会的人伦道德、意识形态、礼法秩序的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宋明儒家责任观中的人己关系论

责任问题汇聚了宋明儒家的道德追求与政治操守,“以天下为己任”是其代表性的观点。宋明儒家讨论责人责己的行为,以及父子君臣的伦理,皆立足于人己关系。“以天下为己任”之“己”是德性之己,德性之己之所以承担天下责任,乃在于人己之间是“民吾同胞”的一体化关系。责人责己的经验论述呈现了责任行为中的一般性人己关系,即经由同情,责人归根于责己,达到感化他人承担责任的效果。责任行为中的具体人己关系样态,体现于宋明儒家最为关注的父子君臣伦理中：父子伦理中,表现为父子一体的同情感通;君臣伦理中,表现为共担天下责任的一体,责善渠道不可或缺。总体而言,不同于西方社会学家通常采用的理论建模方法,宋明儒家责任思想研究需要进入到人己关系的现实具体情境,这也是其经验论述所启示的方法论意义。     

仁义也是孔子思想核心之一

有人说,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孟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义。其实,在《论语》里谈仁的地方很多,谈义的地方也不少,只是不见仁义连用罢了。不仅如此,在《论语》中,孔子总是把“出则事公卿”与“入则事父兄”、“远之事君”与“迩之事父”、“君君臣臣”与“父父子子”并列在一起。从实质上看,这不也是仁义连用吗?所以,孔子在《说卦传》说:“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这是孔子思想在人道,亦即人生观方面以仁义为核心的确凿证明,是不容怀疑的。     

从儒家仁义思想深入理解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亲""清"二字作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核心,在语义内涵上与儒家"仁义"思想有着甚深的关联。从儒家仁义思想角度深入分析,"亲"与"清"分别可看作是"仁"与"义"的体现,"亲"体现着持有正确的价值导向和道德情感,"清"意味着敬畏和遵守道德和法纪的底线,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实际上可看成一种有"仁"有"义"的关系,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商双方应有的亲民博爱之心与道义法理的统一、道德情感与道德理性的统一、亲和力与自制力的统一。     

老子与孔子言下的仁义问题

在先秦政治论题中,仁、义的意义及其相互关系,十分重要。"仁",是本于自然人性的政治原则;"义",是根据自然人性原则制定的引导性原则;"仁"与"义"相合衍生出"礼",为可见的政治制度。因此,对政制品质的考察,需要还原到仁义问题,甚至最终还原到道德问题。     

从郭店楚简看先秦儒家的"仁内义外"说

传统观点认为,"仁内义外"是告子的学说,因而不为儒家研究者所重视.从郭店楚简可以看出,"仁内义外"是先秦儒家的一个重要思想.结合楚简与文献,我们认为先秦儒家关于仁义关系的认识,有一个从内外相分到内外合一,再到内外相分的反复过程.孔子已有了"仁内义外"的思想,从子思至孟子,仁义之间的内外关系完全消融,二者皆根于心.荀子面对战国末期的社会现实,又强调礼义的外在规范性,回到了传统儒家"仁内义外"的思路上.     

先秦儒家天人观的两极演化

天人观是儒学理论的重要基础,考察先秦儒学的逻辑嬗演,可以发现:与之相应,儒家天人观也呈现为两个路向的演进过程,一是以孟子、《易传》为代表的形上超越之路,其目标是不断将儒家仁义原则抽象化、本体化,试图从价值本体(天)的高度来论证仁义原则的先天性、合理性;二是以荀子为代表的指实性倾向,这种天人观拒弃对事物作形而上学探讨,把天人观局限于现存事物的经验性领域,极力使儒家仁义原则从抽象的伦理层面向具体实用的知识领域转化,最终将儒学导向现存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     

“全球伦理”何以可能？——《全球伦理宣言》若干问题与儒家伦理学

儒家伦理学可为"全球伦理"的基本理念提出一种儒学的辩护,同时也对其学理缺陷提出一种儒学的批评。伦理学在观念层级关系上有一个基本区分"伦理原则→伦理规范",儒家谓之"义→礼",其中"礼"(规范)是可以损益的,而"义"(原则)才是普适的。"全球伦理"没有作出这种区分,其仅仅着眼于规范的选择,而缺乏原则的基础。金规则"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并不是原则,而是适应当下的全球化的生活方式的一种规范选择,因此,一方面,它并不是绝对的,但另一方面,它也是当今时代所需要的。为寻求一种普适的伦理原则,经验论和先验论的方法都有问题。儒家伦理学的"仁→义→礼"结构、即"仁爱精神→正义原则→社会规范"结构,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借鉴。其中"义"指两条基本原则:正当性原则,要求社会规范的建构超越差等之爱、追求一体之仁;适宜性原则,要求社会规范的建构适合特定生活方式的条件。     

先秦儒家教化哲学及其影响

先秦儒家的人性论是其教化哲学的理论根基,它说明了对人进行教化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仁、义、礼是先秦儒家教化哲学的主干内容,＂仁＂是众德之首、万善之源;＂义＂是＂仁＂向具体道德行为转化的枢纽,是道德主体在具体行事时依据＂仁＂所做的应当、应为之判断,是经过反思后形成的自觉意识;＂礼＂是＂仁＂的制度化,它对于仁义具有节制、文饰和补充的作用。先秦儒家力图通过仁、义、礼的道德教化来成就理想人格,理想人格有不同的层次,其中＂君子＂和＂圣人＂最具代表性。先秦儒家的教化哲学体系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深远的影响,将中华民族塑造成一个重教化、重仁义、讲礼仪的有道德感的民族。     

论荀子的义政思想——以荀子礼、法制度的制度伦理蕴涵为中心

相对于孔、孟的仁政,荀子的政治哲学体系则可称之为义政."义"是荀子思想中的核心概念,主要具有"仁"和"中庸"两个方面的含义.在其"隆礼重法"的制度设计中,"仁"和"中庸"具体化为民本、尊君、人治与制度公正四个方面的制度伦理蕴涵.四者既彼此制约,又交互补充,共同维持着荀子礼法制度设计与运行中的价值均衡与和谐,是其义政思想的主要体现.因此,荀子的义政思想实质是一种和谐政治思想,对今天的执政制度伦理与和谐政治文化建设有一定的启示.     

论黄道周的义利观

黄道周在明末清初的大时代背景下,传承子学义利思想。他认为仁义乃天地万物之则;在义利关系上,以义为重,德义乃利之本,但他又辩证地指出义乃人所公利,利在义中,而晚明之衰弊,正在于不言礼义、不修仁德,过于重视一己之私利。天下兴亡决定于人才,人才决定于学术,学术真伪决定于义利之间,其政治伦理诉求是讽谏君主行仁义之道以治天下。     

再议孔孟道德观

文章再次申说孔孟道德观的核心是“仁与义”,“仁与义”具有使人为善去恶的作用,无疑其作用对社会是积极的;而与仁义相关的“礼”则不然。文章认为,被孔孟之后的儒者们发展了的“礼”,其核心内容是“三纲五常”,“三纲五常”是束缚人们思想行为的精神桎梏,是对孔孟“仁义”道德观念的反动与排斥。     

论中庸的历史价值与现实价值

从伦理层面看,中庸是一种品德,追求德行的完美;从哲学层面来看,中庸,即"中和"、"用中",是指矛盾双方相互依存所表现出来的"度",是对矛盾转化的新认识。中庸的历史价值: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却抑制了人们的进取精神;有利于德行的完美,却导致了人的非生命状态;有利于提升道德境界,却阻碍中国社会的发展历程。中庸的现实价值: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了哲学理论基础;为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提供了可资利用的伦理资源;为构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提供了思维方式;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提供道德支撑。     

论明代捐赈的“尚义”观念及其实践

明代以"旌表尚义"的事例劝募富民捐赈,使解决粮储不足的财政手段同时具备了整饬风俗、鼓舞道德的社会功能。"劝尚义"的成效表明,出于道德动因的捐赈行为并非虚矫,无论这种道德因素的内涵是认可、完成君仁民义的政治义务,还是侧重自身伦理修养的德行实践,或者只是积而能散、与众共之的处世之道,它们的存在都有相当清晰的现实基础与历史脉络。"义"这种普遍道德观念对明代普通民众政治行为产生的影响,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明代皇权政治的道义性基础。     

试论孔子以礼克己的思想

从德性伦理的视域来看,孔子以礼克己的思想有三个层次。在"道"之层面上,"道"是德性的重要保证与依据。"道"存在于"周礼"之中。"礼崩乐坏"使得"克己"问题得以凸现;在个人心理层面,人并非天生的好"仁"者,而是好色、好欲者,"仁""欲"之间存在着对立与紧张。"克己"以"复礼"十分重要且必要。在德性修养的实践层次上,"礼"为"克己"的基础或基本原则,"礼"使得"克己"具体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