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以来湖北渔业产权的归属与变迁

明以降是湖北省渔业发展的关键时期,当时的许多渔产归于宗族、村社名下,成为群体的共有财产.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防止资源流失,族群会通过各种手段对渔产进行争夺;同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渔产的转移也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另外由于水域资源的复杂性,渔产与属于同一水域的其他产权发生了分割现象,这就使得渔业产权的确定呈现出更加复杂化的状态.渔业产权的宗族占有形式及对其产权的争夺、转移及分割对当时湖北省渔业乃至农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宗族祭祀仪式的分与合--基于云南省大理市周城白族村段氏宗族的人类学分析

新中国成立后,现代国家政权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云南大理周城白族村段氏宗族祭祀仪式的地点和方式,对祖先崇拜的信仰核心未曾造成彻底影响。段氏宗族在发展过程中面对人口与祭祖场地的矛盾,对自身组织结构进行了适当调整,使分化后的祭祀群体能够在指定场地完成祭祖仪式以延续祭祀传统。家庭是段氏宗族祭祀仪式最基本的实践单位,它对仪式产生直接影响,决定着相应仪式的内容和形式。因此,在现代化进程中,段氏宗族的祭祀仪式主要受到国家、宗族组织、家庭等因素的影响,其经历的变迁可概括为：国家强处仪式弱,国家退处仪式盛;宗族经济政治功能弱化时祭祀仪式的文化意义增强;传统家庭结构并未解体使得宗族祭祀仪式的信仰内核恒久不变。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宗族的变迁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社会开始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型,农村社会国家权力弱化、个体家庭经济建立、宗法观念根深蒂固等社会因素促使几近消失的宗族势力重新复活。但随着改革深入发展,国家法理权威下沉逐渐弱化宗族宗法权威的影响,个人主义思潮冲淡了宗族血缘纽带,理性合作日益成为宗族联系的核心,宗族发生了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但宗族这一传统力量由于其顽强的韧性和历史穿透性并不会轻易消失,而是改变其形式与现代社会相融合,呈现出一种传统文化特性与现代理性特质的双元兼容状态。     

试论汉代地方豪族的宗族组织--以关东豪族为中心

汉代地方豪族宗族组织是在战国以来宗法制度民间化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形成的.其中,"九族"是宗族亲属关系的最大范围,而核心家族则在宗族中处于支配地位.宗族成员通过定期的祭祖、聚会活动来增进相互间的血缘联系和认同意识,从而使宗族组织的凝聚力得到加强.在宗族内部,经济赈恤和武装自保是宗族社会功能的主要体现形式.它不仅起到了维系宗族生存和发展的作用,而且还在很大程度上强化了宗族组织对地方社会的控制与支配能力.     

乡村教育与社会流动：对皖南宅坦村的历史社会学考察

宅坦村是以胡氏宗族为核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村落共同体。为了弥补国家在乡村教育上的"缺位",胡氏宗族积极整合宗族内部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发展乡村教育事业。胡氏宗族在乡村教育上的行动,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宗族成员的文化素质,进而推动着宗族成员的社会流动,完成从"民"到"官"或"民"到"商"的身份转换。社会流动并未导致胡氏宗族分崩离析,反而强化了宗族认同。     

浅谈20世纪初我国近代教育转型

在传统社会,我国乡村地区一直存在一个与封建小农经济相适应的,由乡村士绅、私塾或族学、宗族文化以及民间娱乐等要素构成的、相对质朴而又和谐的文化生态系统。但是,自清末民初"废科举、兴学堂"的近代教育转型过程中,这种传统的乡村文化生态开始出现了危机。其主要表现是:士绅精英的离乡进城使乡村社会失去了重要的文化载体和传播主体,乡村教育转型过程中呈现出"旧学难除,新学难布"的两难局面,传统社会凝聚人心的宗族文化遭到乡民的漠视,乡村社会日常娱乐活动的减少使乡民精神生活越来越贫乏。     

试论明清宗族保障的经济支持与制度性约束机制

明清时期,宗族势力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与此相联系的宗族保障也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宗族保障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包括经济上族产的支持以及制度上家法族规的约束,使族众能够得到一定的保障。以家庭、家族为核心的传统保障方式对我国当代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具有借鉴和启示意义。     

宗族在村治中的地位--周城白族村的田野观察

近年来,一些研究者认为,随着国家从乡村社会的有意识退出,原先民间社会的宗族势力得以复兴,在村民自治中呈现村干部、宗族精英与经济精英鼎立角逐的格局.本文对大理周城白族村的田野观察却显示了不同的结论:在当前村民自治中,宗族的政治是一种"弱表达"形式,宗族经济是一种"无主张"状态,惟有宗族文化,则具有现实的功能与意义.     

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与族群分层——明清徽州宗族认同研究

作为传统社会的基本社会单元,长时段内宗族组织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稳定性,究其原因在于宗族认同的强大。这种宗族认同是在历史记忆、宗族边界乃至族群分层等多重作用下的产物,在展现出全国范围一般性的同时,也有着明显的地方特色。就明清徽州宗族而言,具体表现为在士绅所构建的宗族历史记忆上,在理学社会情境下所形成的"血缘性"宗族边界和"名族性"族群分层。     

基于公地悲剧的鄱阳湖生态保护研究

由于人口过速增长和不合理的传统发展模式等原因,江西鄱阳湖区盲目围垦和酷渔滥捕等短期行为,造成了水土流失严重,旱涝灾害频繁,生态环境恶化,资源利用效率低,经济发展缓慢等区域性的环境与发展不协调问题,对鄱阳湖区发展构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基于"公地悲剧"的启示,本文从公地悲剧和反公地悲剧的角度探讨造成鄱阳湖生态恶化的社会原因,探讨从产权界定、理清管理体制的角度出发的治理方案,继而解决鄱阳湖的生态恶化问题,最终从制度上解决鄱阳湖生态安全问题.     

农村宗族关系现状及其原因分析--湖北省黄陂县平峰村宗族关系现状调查

通过对平峰村宗族关系状况的调查发现,宗族状况因经济、政治、历史等原因而表现出较强的地区差异.平峰村宗族关系纽带日渐松散,但宗族观念在村民日常生活中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解读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家族现象,必须客观地分析其正面和负面的作用,并加以合理地疏导,进而平稳地实现心理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的转变与更新,以适应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要求.     

农村宗族关系现状及其原因分析——湖北省黄陂县平峰村宗族关系现状调查

通过对平峰村宗族关系状况的调查发现，宗族状况因经济、政治、历史等原因而表现出较强的地区差异。平峰村宗族关系纽带日渐松散，但宗族观念在村民日常生活中仍具有一定的影响力。解读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家族现象，必须客观地分析其正面和负面的作用，并加以合理地疏导，进而平稳地实现心理结构和社会组织结构的转变与更新，以适应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要求。     

论汉代关东豪族宗族组织的构成特点

汉代关东豪族实际上是以宗族中的核心家族为中心 ,在同族基础上相互结合而形成的血缘性社会群体。在宗族内部 ,宗族成员通过定期的祭祖与聚会活动来增进相互间的血缘联系和认同意识 ,从而使宗族组织的凝聚力得到加强 ;而经济互助与武装自保则是宗族社会功能的主要表现形式 ,它对关东豪族的生存发展及社会势力的扩张同样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文化视域下宗族社会功能的反思

宗族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核心,其通过自卫生产、祭祖拜先、光宗耀祖、族规族训、赡济贫弱对传统基层社会民众的生存、凝聚、教化、自治、互助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在亲缘情感和乡土情结潜移默化影响下形成的宗族认同演绎出"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并以爱家的伦理诉求和爱国的政治信念为基点升华为浓烈的家国情怀。在当代宗族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客观认识宗族的社会文化功能,在现代文明秩序中纠正其偏离、凝练其经验和价值,是增强民族凝聚力、促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千秋家国梦的重要路径选择。     

论“后宗族形态”

＂前宗族形态＂指有聚合无世系,其历史趋势是以源于一宗的父系世系整合族类关系;＂后宗族形态＂指有世系无聚居,其历史趋势是父系世系与传统的族居形式逐渐脱离,并衍化为一种文化性范畴。中国明清以来直至近现代社会中广泛发生的联宗活动以及所由形成的联宗组织,就具有进入＂后宗族形态＂的基本特征。而在当代社会条件下,＂后宗族形态＂有可能成为中国宗族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现代宗族变迁及其复兴原因

改革开放后,宗族组织快速复兴,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宗族的研究。目前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农村宗族的发展,会成为中国迈向现代化道路的障碍,但是这无助于解释宗族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和现代化浪潮后依然方兴未艾的问题。抛开传统研究视角,探讨宗族是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中国农村社会的现代化转型问题,从中可以得到许多有益的启示。     

浅议汉末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宗族与家庭的关系

汉末三国时期 ,宗族内部个体家庭已成为社会生产活动的核心 ,宗族已从组织退变为父系血亲的聚居群体。宗族瓦解 ,个体家庭作用上升     

农业合作化运动与农民的行动逻辑——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宗族、家族主义角度认识

农民的行动逻辑,受其文化所制约,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宗族、家族主义。宗族、家族主义是传统农民为解决与生产、生活和娱乐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形成了一个特定的合作与行动单位——家庭的宗族及以宗族为基础的村庄认同。农业合作化运动初级形式(农业生产互助组、初级农业合作社)与传统文化自洽获得成功;高级形式农业合作社(人民公社)失败源于超越了农民传统价值。因此,在目前中国还不是成熟的公民社会的条件下,在传统社会的巨大惯性下,“新农村建设”应以自然村(村庄)为承接基础。     

再论洞庭湖区农业经营的路径选择

通过对洞庭湖区农业经营的生态特征的分析,在既要发展农业经济又要维护生态平衡的原则下,洞庭湖区农业经营可供选择的路径应该是:科学实施“水进人退”战略,发展理性农业;充分利用湖区所拥有的人文、生物资源发展旅游农业;以及适时利用湖水的周期性变化特性,发展水体农业。     

身份的蜕变:浙中地区一村落宗族成员生活史

文章以浙中地区一个农村的田野调查,考察当代宗族成员身份的演变。研究选取村中宗族内部较为典型的两户人家作为个案研究的对象,通过对其家庭生活史、户主个人成长史、称谓差异、住宅差异、人际关系差异等方面的比较,讨论宗族内部成员身份地位演变的产生原因。作者调查后认为：在宗族问题的背后实际上是经济问题,经济地位的差距、经济利益的冲突,直接导致了宗族内部的不稳定,改变了宗族内部成员原有的身份和地位,部分成员通过优势的经济资源获取更优势的社会资源,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宗族组织的发展类型,也更趋向于动态化、立体化、多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