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识哲人的亲缘——柏拉图《治邦者》开场绎读

对探讨"苏格拉底问题"而言,柏拉图的《治邦者》至关重要,因为苏格拉底一生都致力于人事或政治问题,必须考察苏格拉底与治邦者或王者的关系。在《治邦者》中,苏格拉底下降到城邦的洞穴,观察城邦中恍若阴影的缤纷意见,由此习得睿智或实践智慧。睿智指的是人依照中庸行事以达成政治或爱智的目的,即实现最好的社会,或成为最好的人。在《治邦者》开场,苏格拉底鼓励两位年轻人辨识出他们与苏格拉底的亲缘关系,进而走上苏格拉底哲学之路。     

什么样的人最智慧——文艺复兴哲学家斐奇诺论苏格拉底

斐奇诺不光强调苏格拉底的智慧,还重视他作为"人"的有限性。作为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他认为这一有限性只有上帝可以补足。在他的笔下,苏格拉底终身致力于治愈人的愚昧,真诚地承认自己无知,有助于虚心接受神的指引,从而巧妙地将其与基督教教义融合,斐奇诺特别强调苏格拉底的道德教育实践,认同他的爱和哲学的教育。他还将苏格拉底类比于耶稣,认为他是耶稣之前的基督徒,极大地改写了苏格拉底的形象。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苏格拉底,特别是斐奇诺笔下的苏格拉底,被当做耶稣式的哲学家,成为新时代的精神英雄,也即最智慧的人。     

人的觉醒:古希腊智者学派的群体映像

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框架里,"智者"是一个受到诅咒的群体。"智者"的群体形象在柏拉图的笔下被刻画成虚假智慧的拥有者,"为了赚钱而将智慧出卖给需要他的人",是"兜售精神产品的零售商和批发商"。站在城邦传统价值维护者的立场,柏拉图以知识垄断者的身份批判自己的论战对手自有其理由。然而,自此以降2000多年来的后世学者大多奉柏氏之言,对智者多加挞伐,实乃精神上的自我禁锢。同苏格拉底一样,智者也是在古希腊贵族文明出现危机的时刻应运而生的知识生产者。然而,这个群体的出现动摇了希腊智慧的"属神"本性,将求知这一活动职业化、公开化、民主化,堪称智慧的"盗火者"。智者引领了西方思想史上第一次启蒙运动,标志着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     

论列奥·施特劳斯的诗与哲学之争

列奥·施特劳斯将古希腊的诗与哲学之争描述为阿里斯托芬与柏拉图针对苏格拉底的身份与品性问题的争论。《云》中的苏格拉底是一个缺乏政治智慧或审慎德性的自然哲人,其无爱欲性和非诗艺性对城邦造成了伤害。柏拉图对这些指控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辩驳。《会饮》贬低和否定了诗人的爱欲,肯定了哲人爱欲的至上性。《王制》不仅证实了哲人的政治智慧或审慎,而且建构了哲人独特的诗艺性。柏拉图从城邦伦理和哲学真理的双重角度对诗的批判彻底颠覆了阿里斯托芬所宣示的胜利,要求诗从属于哲学。施特劳斯对诗与哲学之争的阐释回应了尼采的苏格拉底批判,并从中孕育了古典政治哲学的主题。     

城邦中的三种爱智生活——苏格拉底的“临界之思”初探

希腊城邦的“爱智之人”不只一类,有耽于纯粹静观探究自然的“自然学家”,有意欲改变世界移风易俗的“智术之师”,当然还有“知-无知”的苏格拉底式的“临界哲人”.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所展现的哲人身姿让世人看到,城邦中的三种爱智生活其实是一种微妙之“二”——作为“爱智能”之结果的“形而上学本体论同一”与“爱智术”之结果的“虚无主义”并不构成真正的两极,二者恰恰是一体两面,互为因果.真正对其构成哲学审断的,乃是因“知-无知”而“爱智慧”的苏格拉底式的“临界之思”.     

正义还是虔敬？——《游叙弗伦》篇中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的分歧

通过分析《游叙弗伦》篇文本,探析其中蕴含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的分歧。分析认为,民主制度造成了雅典城邦传统神学基础的崩解,苏格拉底式的政治哲学家追求城邦生活新的秩序的同时,开始面对政治神学与政治哲学之间的冲突;政治神学所主张的“神所指示的生活便是最好的”,与政治哲学对“什么是最好的生活”真理性的追求之间存在着难以消弭的分歧,这种分歧最终造成了苏格拉底式的悲剧。     

楚国巫觋的凭灵与脱魂现象

一在楚国的神话与宗教中,人和神分别处在两个隔离的世界,人和神的沟通是由巫觋来完成的。沟通人神是楚国巫觋最基本的职能。楚国巫觋是怎样沟通人神,怎样与神灵打交道的呢?目前楚学界流行的观点是:巫觋与神灵打交道的手段有两种,一是祭祀,二是占卜。祭祀是通过向神灵献祭的方式取悦神灵,从而达到与神灵沟通的目的;占卜的神力来源于占卜所使用的工具,这些工     

苏格拉底反讽的政治含义

苏格拉底反讽在古希腊语境中有其特殊的含义,它是苏格拉底与人言说时所展现其天性的“装样子”。因此,苏格拉底反讽作为政治修辞在城邦政治生活中具有审慎的重要性;另外,苏格拉底反讽与苏格拉底式的教诲在探求生活实质中密切相关,其所体现的是哲人教诲面对具有不同天性之人的困难;而马克思对苏格拉底反讽的理解在其哲学追求上则具有神话色彩。     

苏格拉底哲学主体意识对古希腊文化与哲学的变革

苏格拉底哲学主体意识的觉醒与古希腊民族精神的转变相应，促进了古希腊文化与哲学的变革。在礼俗上，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城邦伦理转变为个人道德；在宗教上，主体意识使神谕转变为理性神；在哲学上，苏格拉底哲学主体意识是对希腊自然哲学和智者哲学主体意识的扬弃。苏格拉底理性主体意识处于希腊精神哲学的上升时期，是柏拉图哲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理论准备。苏格拉底哲学主体意识直接开启了希腊哲学的繁荣时代，其哲学主体意识的觉醒使希腊的文化和哲学都达到了繁荣。     

浅析古希腊文明中“神”的社会定位

古希腊人敬重神灵,在他们的社会生活中,诸"神"作为各行各业的可敬畏的庇护者无处不在,这表现为纪念神灵的诸多节日庆典、农业耕作中的节庆和航海之前的祭拜仪式,以及遇有战事时注重通过求取神谕等方式征询神意并遵照执行。然而,受古希腊宗教的世俗性和多样性影响,作为古希腊人的庇护者,"神"在被构建过程中,惟有对凡人言行得当,才能得到希腊人认可和敬仰,这种庇护关系体现得更多的是一种互惠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