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清末民初中国的早期现代化

袁世凯是中国清末民初社会政治舞台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多方面的影响,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把袁世凯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全面地、客观地进行考察,可以看到,袁氏一生在许多方面顺应了当时时代发展的潮流,自觉或不自觉地做出了许多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事情,特别是对于清末民初的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起到了举足轻重的推动     

论袁世凯部属反对洪宪帝制

袁世凯复辟帝制不仅遭到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全国人民的反对,而且引起袁氏集团内部的分裂,以段祺瑞、冯国璋、徐士昌为代表的袁氏部属,对洪宪帝制或公开反对,或暗中抵制.这是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的关键性因素之一.     

仪式与“罪证”:1914年袁世凯的祭天典礼

1914年12月,北京天坛上演了袁世凯主祭的祭天典礼.这一典礼极力模仿传统帝王祭天的礼仪与服饰,其虽一度得到了孔教会、清朝遗老的支持,却在社会上激发了以“民主”为旗帜的广泛的质疑与批判,进而被坐实为袁氏预谋复辟帝制的“罪证”.事实上,该典礼是袁世凯重塑权威的仪式表演,也是“袁家班”和各种旧势力合谋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意图体现,但并不是袁氏复辟帝制的预设步骤.     

台湾袁世凯研究概述

五十余年来 ,台湾学术界在袁世凯研究领域 ,取得令人瞩目的丰硕成果。无论在对袁世凯一生的研究 ,阶段性的研究 ,以及袁氏的人际关系、亲属、弟子研究 ,还是资料整理与出版等 ,都使人感到振奋与鼓舞。同时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及空白点还很多 ,有待开发整理的资料还亟待挖掘     

袁大头旧居修修何妨

前不久,河南项城市政府宣称,要投资6500万元对袁世凯旧居进行维修保护。为此,市里动员各单位职工捐款。此举在当地引发争议。令人意想不到的是,笔者在腾讯网的网友留言中,看到的似乎不是读者对项城市政府“强制捐款”的批评,而仍停留在“该不该修复袁氏旧居”的争论中。有人说,“袁世凯是什么东西,凭什么要纪念他?”还有人质疑,“为一个卖国贼修缮旧居,意义何     

泗州杨士琦政治计谋述评

清末民初，素有袁世凯“智囊”之称的杨士琦献计献策，参与擘画并实施了“运动亲贵、掌握政权”、“附会伪造、倾陷政敌”先发制人、杀人灭口”“巧饰掩蔽、推波助澜”诸计谋，为袁氏清末权倾朝野乃至民初独霸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却暴露了自己曲意奉承、阴险狡诈、助纣为虐的奴仆本性。因其如此，杨氏才尽遭后人的唾弃。     

袁世凯获选临时大总统历史原因新论

辛亥革命中,在清廷和革命派之间,袁世凯最终成为历史的主宰者。袁氏之所以能够胜出,实力是关键因素。其中,审时度势、处乱不惊是其成功的前提;善于利用各种资源是其成功的重要条件;把握民意、顺从民意是其成功的根本原因。     

由忠君转向共和:辛亥政局中的冯国璋

辛亥革命是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重大历史事件,对各种政治力量的消长均有重要影响。在这场政治变革中,北洋军人作为从清末新政中发展壮大起来的亦新亦旧的力量,由战争走向共和,由维护清朝统治的重要支柱转变为民国初年维护袁世凯政权的主要力量,是顺应历史潮流的历史选择。作为“北洋三杰”之一的冯国璋是辛亥革命重要参与者,他的政治态度和军事行动对辛亥政局的演变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文章根据有关史料重新检视北洋新军将领冯国璋在辛亥政局中思想和行动的变化,揭示其由忠君转向共和的心路历程,认为冯国璋的政治抉择不仅为实现辛亥和局贡献了一份力量,也为其在民国初期发挥更大政治作为奠定了基础。      

《袁氏族谱》有关“三袁”史料述略

最近发现的《袁氏族谱》最近,笔者读了一部公安《袁氏族谱》。这部《袁氏族谱》,是湖北公安县公安袁氏十七代孙袁策焕收藏的。全谱十八本,现存十六本。据谱中有关序言记载,最早是清康熙十二年癸丑(一六七三年)袁嵩年(系“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同父异母弟袁安道次子)创修的,以后经过两次重修,最后一次是清咸丰九年己未(一八五九年)续修成。谱牒中对公安袁氏远祖的考证、迁徙、姓氏更易、祠规、     

人性复归的追寻与审美思辨的困扰──袁宏道“趣、真、质”文化内涵考论

袁宏道是晚明“公安派”（“三衰”）中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性灵”说，在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就袁氏提出的“趣、真、质”三个概念的考辨，论述了“趣、真、质”的内涵其实就是自然化人性论。它们的表现形式或曰承载体是文学、文论，而袁氏的文化心理却借助于它们显示了出来。本文所试图揭示的问题也基于此。     

曾公亮与王安石变法

曾公亮作为北宋政坛上的三朝元老,影响力极大。早年即有变革之心的他,在王安石变法中不但大力举荐王安石主持变法大局,而且在变法过程中还给予王安石相当程度地支持,这对变法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但是,随着变法的深入,他与王安石在变法认识上的分歧日渐严重,加之其它方面的原因,最终他不得不从正面退出变法舞台,没能成为所谓坚定的变法派。     

以道事君：方孝孺与明初士大夫政治文化

方孝孺的政治思想核心是以道事君、以道辅主,这种政治思想在与朱元璋的关系中表现得非常突出。朱元璋杀掉了方孝孺的父亲方克勤,在位的三十多年间虽几次召见却不启用他,方孝孺并不仇怨朱元璋,相反却极力赞扬朱元璋。方孝孺对朱元璋的颂扬,是看到朱元璋所实行的政策中有符合其政治思想的内容。方孝孺对待朱元璋的态度,反映出明初士大夫政治文化的典型特征。     

南社与“左联”——鲁迅的历史选择与政治价值取向

南社与“左联”是晚清以来历史上较有影响的政治文化社团。前者,鲁迅与之发生过联系而未参加。后者,鲁迅被推举为盟主。从鲁迅对这两个社团的历史选择中,我们可以看到鲁迅同中存异的政治价值取向。     

宋代王巩略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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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邓小平对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贡献

作为早年曾直接从事过新闻工作 ,后来又长期从更高层次上指导新闻工作的我党的卓越领导人 ,邓小平长期以来不但很好地坚持了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 ,而且结合实际 ,从三方面丰富和发展了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内容 :( 1 )提出了新闻事业党性原则在思想上的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完整准确地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 2 )明确了新闻事业党性原则在政治上的要求——积极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坚决同反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行为作斗争 ;( 3)强调了坚持新闻事业党性原则的组织保证——大力加强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贡献

毛泽东在生前没有说到过政治文明概念和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但他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这其实也就是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做出的重大贡献。毛泽东指导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基本政治制度,指导建立了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强调必须实现党内政治生活的民主化,主张加强对于党和国家权力的监督以反腐防变,指出必须用民主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然而,毛泽东在主观认识和实际工作上也犯过一些错误,有过一些失误,使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遭受到一些挫折。但他的功劳仍是主要的,应当充分肯定。     

海德格尔形而上学之思及当代启示

海德格尔终其一生对形而上学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传统形而上学忽视了存在与存在者的差异而误把存在者当做存在的做法提出了要从“此在”出发去把握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同时他也认为“此在的形而上学”并非完美,从而他又提出了“世界之四重整体的形而上学”理论来进一步阐明他的哲学观点。他的思想对拯救人类精神的危机产生了重要的作用。而由于他未能跨越哲学与政治之间的断层,因此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但是,他的思想引发了对人本身的关注,引起了人们对现代技术的追问,对当代人文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王安石晚年与变法

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退居金陵,表面上远离了朝廷的变法活动,实际上,他著书立说,为变法制造舆论、寻找理论根据;他致书吕惠卿,维护变法派内部的团结;他接待苏轼,希望以自己的高尚人格改变苏轼对变法派人物的看法。他时时关心变法,处处维护变法,为变法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赵吉士政治思想剖析

赵吉士不但是才略卓凡的贤宦,还是博学正直的学者、长于吟咏的诗人。他处于朝代更替之际,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政治思想。表现如下：认为明朝实亡于党祸,吏治败坏是明亡主要原因,虽有亡国之恨但并没有将矛头完全指向清朝;对待＂民变＂的态度是分而治之,剿抚分明;对待明遗民的态度是毫不避讳,与之交往并为之列传。从赵氏身上能映射出处于那个时代的士人们的矛盾心态。     

维新运动期间宋育仁政治思想研究

宋育仁是一位杰出的维新志士。维新运动时期,他揭露时弊,纵论时政,言行并用,呼吁变法。他抨击官僚制度弊端,要求改革官制的思想与康有为等维新派志士改革官制的主张颇为相似。其出使伦敦的经历、甲午战争后沉重的民族危机及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其深厚的国学素养等因素促进了他政治思想的产生。他的政治思想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如主张西学中源、过度崇古尚古等。